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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丹达尔的生平及主要作品。《红与黑》的情节梗概。《红与黑》的思想内容。于连形象。《红与黑》中心理描写的主要特点。
生平与创作
斯丹达尔（1783-1842），本名亨利·贝尔，生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格朗诺布一个律师家庭。母亲早逝，父亲思想保守，敌视法国大革命。斯丹达尔由信仰启蒙思想的外祖父和正直刚强的姨祖母教养成人。斯丹达尔从小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并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阅读了大量启蒙作家的作品。斯丹达尔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度过的，他自觉接受了大革命思想的洗礼，热烈拥护并积极参与家乡的革命行动。1799年底，他来到巴黎，翌年经亲戚介绍，在拿破仑的军队中谋到一个职位。1800年，斯丹达尔随拿破仑军队出征意大利。1801年底，他辞去军职，定居巴黎，直到1806年。在此期间，斯丹达尔认真阅读了爱尔维修、孔狄亚克等哲学家的著作和拉伯雷、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作家的作品，同时开始为文学创作做准备。1806年，他重返军队，随拿破仑转战欧洲大陆，亲历了拿破仑帝国的荣耀和衰亡。斯丹达尔一生崇敬拿破仑，他长期追随拿破仑的军旅生活，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斯丹达尔作为“拿破仑分子”而被扫地出门。他前往意大利米兰，在那里居住了7年，正式开始写作生涯。1821-1830年，他住在巴黎，继续从事写作，创作了不少时评、游记和传记作品，完成了文学批评著作《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1827）。
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斯丹达尔的命运有了很大的转机。他被任命为驻意大利一座海滨城市的领事，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去世。在此期间，斯丹达尔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红与黑》（1831）、《巴马修道院》（1839）和《吕西安·娄万》（未完成），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等作品。《巴马修道院》是斯丹达尔除《红与黑》之外最重要的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主要以意大利北部的巴马小公国为背景展开。贵族青年法布利斯同情法国大革命，崇拜拿破仑。1815年拿破仑发动“百日政变”时，他只身前往法国投奔，却被当作奥地利间谍关了起来。等他逃出后赶往滑铁卢战场时，拿破仑已经惨遭败绩，他返回意大利后又遭到警方追缉。后来他得到位高权重的姑母庇护和栽培，当上了巴马副主教，却又陷入到宫廷斗争之中。其间，法布利斯与一个将军的女儿克莱利娅产生爱情，他们的孩子不幸夭折，克莱利娅抑郁痛苦而死，法布利斯心灰意冷，引退修道院，和姑母相继去世。这部小说通过法布利斯一生的经历和理想幻灭的过程，描写了宫廷斗争的残酷、贵族阶层的腐化堕落、警察机构的草菅人命。虽然背景是意大利，实质上却反映了王政复辟时代法国的现实。《巴马修道院》故事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心理描绘细致入微，其中小说第二章至第四章关于滑铁卢战役的出色描绘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
情节梗概
《红与黑》中的于连·索海尔是维里业城一家锯木厂主的儿子。他自小长得瘦弱，不能胜任体力活，因此经常受到家人的讥笑和责骂，甚至受到父亲的殴打，这让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反抗意识。他早年受一位正直的、被称为“拿破仑党徒”的老军医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育和影响，真心崇拜拿破仑，信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他不满意自己卑微的身世，渴望出人头地，希望像拿破仑一样通过自己的奋斗跻身上流社会。但是一个严酷的事实是，现在已不是拿破仑时代，而是王政复辟时期，希望像拿破仑那样穿上“红”色军装，驰骋战场，靠个人的勇武建功立业的道路行不通了。于连看到身着黑袍的神父们能拿很高的俸禄，于是他也幻想穿上教会的“黑”袍，通过这条路子出人头地。他的记忆力极强，为了得到谢朗神父的提拔，他伪装信奉天主教，把一部拉丁文的《圣经》背得烂熟。他虽然怀着强烈的平民感情，同情雅各宾党，崇拜拿破仑，但在王政复辟时期，他掩藏起自己的真实感情，用尽一切方法，混迹在上流社会。
于连经谢朗神父的介绍，到德·雷纳市长家里当家庭教师，开始了他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到了市长家之后，于连凭着自己的才学，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德·雷纳夫人也对他有了很好的印象。德·雷纳夫人年近三十，美丽善良。她对宗教十分虔诚，在于连到来之前，她把自己的心思全放在三个孩子身上。与粗鲁、庸俗的丈夫相比，年轻英俊、富有活力和思想的于连极大地吸引了她，她对于连产生了好感。尽管德·雷纳先生对于连表示尊重，但他表露出对于连身世的蔑视让敏感的于连无法忍受，为了证明自己的力量，他决心占有夫人。在一个夏夜，于连和夫人在花园乘凉。于连乘着夜色昏暗，握住了夫人的手。两人都非常激动。后来在一天深夜，于连闯进了夫人的卧室，让她成了自己的情妇。
这时候，国王驾临维里业城，德·雷纳市长组织仪仗队欢迎，在德·雷纳夫人的帮助下，于连有幸成为仪仗队的队员。这让贵族和富人非常嫉恨，认为让木匠的儿子当仪仗队队员是不能容忍的。不久，市长就收到一封匿名信，揭发夫人和于连的私情。市长为此大怒。于连在市长家里待不下去了。最后，在谢朗神父的帮助下，他来到省城的贝尚松神学院学习。
在神学院，于连又梦想成为一名主教，为此他非常勤奋，努力掌握一个神父所需的东西，尽管他认为这些东西很虚伪，他也毫无兴趣，但为了向上爬，他仍努力学习。神学院存在复杂的教派斗争，人们钩心斗角，互相算计，尽管于连一再表示自己的谦卑，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也得到了彼拉尔院长的赏识，但却受到想夺取院长职位的另一个教派的教士排挤。不久，彼拉尔院长也待不下去了，他辞掉了院长职务，准备离开神学院，临行前，他把于连介绍给巴黎的大贵族德·拉摩尔侯爵，叫他去做侯爵的私人秘书。
于连来到巴黎，成为侯爵的私人秘书，由于他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侯爵的信任，并颁给他一枚十字勋章。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美丽而骄傲，十分任性，有着众多的追求者，但她却瞧不起他们。最初，她对于连也很冷漠，瞧不起他的出身。出于自尊，敏感的于连对玛蒂尔德也很冷漠，甚至感到厌恶，这反而让玛蒂尔德欣赏他的特别，并逐渐爱上了他。但是玛蒂尔德对于连喜怒无常，时冷时热，一会儿热烈爱他，一会儿又痛骂他出身低微，如此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让于连非常苦恼。一次，侯爵带于连参加保王党人的秘密会议，密谋恢复绝对君主制。会后，侯爵让于连把秘密记录默背下来偷偷地带出国外。于连办完这件秘密任务滞留斯特拉斯堡期间，仍然因为玛蒂尔德对自己的反复无常而苦恼。一个俄国亲王教他假装去追求另外一个女人，引起玛蒂尔德的嫉妒，从而获得她的爱情。于连回到巴黎后，施展这种手段，果然奏效，玛蒂尔德因嫉妒而向于连屈服。不久，玛蒂尔德怀孕，她要求父亲同意她和于连的婚事。侯爵拗不过爱女，只好同意。为使于连与女儿身份般配，他赐给于连金钱和土地，并为他谋得骠骑兵中尉的军职。
这一切，让一直梦想着出人头地的于连非常兴奋，刚当上中尉两天，他就盘算着要在三十岁左右当个司令。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时，德·雷纳夫人给侯爵写来一封信，说于连是个专门靠引诱良家妇女以猎取财富和地位的骗子，侯爵当即取消了女儿与于连的婚约。眼看将要到手的成功化为泡影，于连怒不可遏，他匆匆赶到维里业城，对正在祈祷的夫人开了两枪。
于连被关进监牢。他承认自己蓄谋杀人，并表示不向上层阶级祈求任何宽恕，结果，他被判处死刑，等候处决。在这时候，受伤的德·雷纳夫人不顾一切地来探监，于连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那封揭发信是夫人的忏悔教士起草并强迫她缮写的。于连和夫人都原谅了对方，而于连此时也才发现，自己真正所爱的还是德·雷纳夫人。
于连死后三天，德·雷纳夫人也离开了人世。
分析与评论
于连是平民出身的知识青年，少年时代受到法国大革命以来种种资产阶级新观念的熏陶和影响，信奉自由平等观念，尊崇个人价值和幸福，认为个人才智是社会竞争的唯一准则，也是社会分配权力的唯一合理依据。他崇拜拿破仑，是因为拿破仑打破了以门第、等级制度为基础的封建秩序，为他这样出身的年轻人通过个人勇气和才智取得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拿破仑的军队中，出身微贱仅凭个人才智就当上将军的人物比比皆是，这无疑极大地激励了于连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财富、地位和声誉，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梦想。不幸的是，于连生活在波旁王朝封建势力复辟的年代，他的资产阶级理想和信念遭到了践踏，行动遇到了阻碍，他希望像拿破仑时代那样，以平民之身，通过正当的个人奋斗获取成功已经困难重重。但于连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以平民阶层的平等意识对抗封建等级观念，以个人价值对抗高贵的出身。他时刻不忘维护自己的尊严，宁愿在家挨父亲的拳头，也不愿到贵族人家当奴仆。他的两次爱情，最初的动机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最后拒绝乞求赦免而选择了死亡，正突出地表现了他对自我的尊重。他的全部生活目标就是要摆脱低贱的地位，跻身上流社会。这种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而提升个人价值的思想，支配着他所有的感情和行动。总之，于连身上体现着一种与封建观念相对立的以个人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决定了他和那个行将灭亡的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于连的悲剧是生不逢时的悲剧，是时代错位造成的必然结果。
当然，于连的悲剧也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他是一个自尊、勇敢、真诚而又自卑、怯懦、虚伪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他热切地盼望出人头地，希望能跻身上流社会，甚至为了向上爬而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出卖灵魂的行为而痛苦，在志得意满时谴责自己因野心而丧失了天良。性格中的矛盾因素使他既不甘于只求温饱，满足于眼前利益；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出卖灵魂，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这使他在个人奋斗的路途上进退维谷，犹豫不定。本来，在复辟的波旁王朝时代，一个平民子弟，只要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地向上爬，也是有可能获取成功的，但于连的良知往往牵制他“前进”的步伐，让他在每次付出努力快要成功时都功亏一篑。于连的悲剧显示，在复辟时期，一个有进取心的平民知识青年，试图通过自己正当的个人奋斗出人头地，却又不愿厚颜无耻地讨好权贵，不愿出卖自己的灵魂，最终只能成为上流社会的“局外人”。此外，于连身上挥之不去的浪漫激情，将个人价值绝对化，过于依靠才智的力量，遇事容易冲动，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斯丹达尔通过于连的被毁灭，表达了对庸俗黑暗现实的痛恨，寄托了对火热的革命岁月的怀念之情。
在斯丹达尔笔下，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是一片黑暗、腐朽和动荡的局面。贵族出身的德·雷纳因支持王权而捞到市长职位，这一职位却成了他假公济私、巧取豪夺的工具。他为了使自己的花园更加排场体面，硬是把公共河流改道，并且从市政工程中为自己大肆捞取好处。教会的特务活动是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一大毒瘤。贝尚松神学院的代理主教、特务组织耶稣会的头子福力列的特务网四通八达、无孔不入，它钳制进步舆论，监视有自由思想的人，在外省实行白色恐怖统治。于连在神学院里的往来信件都受到检查，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他还被引诱提到古罗马诗人的名字，结果这也被视为思想不轨而受到惩罚。连于连被德·雷纳夫人写信“揭露”，也是教会阴谋的一部分。流亡到国外的大贵族德·拉摩尔侯爵在复辟后当上“法兰西大臣”，位高权重，富可敌国。他可以轻易把省长、主教的职位赏赐给跟从他的人。他的地产遍及多个省份，每年有十万埃居的进款，他一次赠送给于连和玛蒂尔德的土地上的收益，每年就有二万零六百法郎的收益。他的府邸日日宴饮，夜夜笙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贵族保王党复辟势力不满足于已经恢复的权力，还阴谋进一步扩大权力，以确立他们的绝对统治地位。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拉摩尔侯爵召集的一次秘密会议，与会的内阁大臣、主教、显赫的大贵族们策划邀神圣同盟再一次占领法国，为复辟政权提供军事支持，同时改组内阁，取消宪章，扩大王权，全部归还革命时期剥夺的教会林地，还要组织一支敢死队，作为王权的可靠保障。
斯丹达尔敏锐地注意到，1814-1930年的法国，虽然波旁王朝在国家政权层面恢复了封建统治，但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已经不可能再开历史倒车。《红与黑》中着力描写了贵族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权和经济领域展开的激烈斗争，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于连的父亲是小资产者，竟敢于利用贵族市长的虚荣心，向他讨价还价，把自己的土地和儿子都卖了个好价钱。自由党人阿白尔以参观德·雷纳等保王党当权派控制的慈善事业为名，打算搜集当局腐败的证据，在自由党人的报纸上加以揭露。在小说第十七、十八章，围绕着维里业城第一副市长的职位，自由党人推举的实业家对上了政府教会属意的“虔诚”人士摹乐先生。面对激烈争夺，贵族市长德·雷纳惊呼：“在这个城市里，只有工业家走运。这些自由党人都变成了百万财主，他们如饥似渴地想夺取政权。”德·拉摩尔侯爵府邸的秘密会议商定的各种阴谋计划，全然是出于对资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力量的恐惧。他们害怕“在每一段篱笆后面都有一个罗伯斯比尔和他驾来的囚车”，害怕于连这样的年轻人一旦爆发革命就会立刻把他们送上断头台，所以才作出垂死的挣扎。斯丹达尔通过这些场景的描写，表现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强大后重新夺取政权的企图心，表现了贵族封建势力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演示了贵族统治阶级必将被历史淘汰的社会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斯丹达尔在小说中虽然坚守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理想，怀念拿破仑的文治武功，但他并没有美化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力量，更没有粉饰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如上所述，波旁王朝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恢复了封建统治，但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已经资本主义化。这意味着等价交换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占主导地位，金钱取代门第、特权而成为社会生活的杠杆。于连的父亲把于连视为可以交换的商品任意买卖，暴发户瓦列诺依靠金钱开道，当上了贫民寄养所的所长，进而又爬到省长的位置，还被封为男爵。教会的职位同样可以用金钱买卖，职位的高低取决于所付金钱的多少。像德·雷纳、德·拉摩尔侯爵这些贵族要么开办工厂，要么在证券、金融市场上投机倒把。从小说的具体描写可以看出，斯丹达尔是何等蔑视这些粗俗、卑鄙、贪婪、专横之辈，他对现实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更是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态度。
作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红与黑》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它深入广泛地反映了复辟时期法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红与黑》的副标题是《1830年记事》，对此斯丹达尔的解释是他“所要描写的，是路易十八和理查十世的政府带给法国的社会风气”，也就是说，作者具有反映一个时代社会风貌的强烈意识，但描写的范围却不限于1830年，它实际上反映了1814-1830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现实。小说的正标题中，“红”象征法国大革命的热血和丰功伟绩，尤其是象征拿破仑的文治武功；“黑”代表教会势力猖獗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斯丹达尔不仅在标题上，而且在小说的细节描写中，自觉地用“红”来对照“黑”，加强了对复辟时期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揭示了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实质和特性。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从维里业城到贝尚松神学院再到巴黎，随着主人公活动地点、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描写范围不断扩大，揭露和批判也不断走向深入；而且，作者选取边僻小城、省会、首都作为人物活动的三个场所，使环境描写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反映出作者展示复辟时期法国社会全貌的抱负和用心。就典型性格的塑造而言，斯丹达尔善于把人物放到上述典型环境中，通过环境制约下人物必然采取的行动，动态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及其发展。于连刚到市长家时，内心是胆怯的，对贵族家庭充满戒备和敌意。到了贝尚松神学院，他形成了表里不一的双重人格，学会了投机钻营。到了巴黎的德·拉摩尔侯爵府，他已经在上层社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当身陷囹圄时，他与统治集团的对立情绪重新在他身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作者在塑造典型人物时，还格外注重他们的阶级身份，像于连、德·拉摩尔侯爵、德·雷纳市长、瓦列诺等，首先是自己所属阶级的代表，同时这些人物也有鲜明的个性。同为贵族，德·雷纳的愚顽和虚荣不同于德·拉摩尔侯爵的狡黠和霸道；同为小资产阶级，于连的高傲、敏感、热情不同于他父亲的精明、现实、粗暴。
斯丹达尔在《红与黑》中成功应用了心理描写手法。它精确、细致、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在于连短暂的一生中，他跨出的每一步，在关键时刻所作的每一个选择，都伴随着复杂、剧烈的心理活动。例如于连与德·雷纳夫人及玛蒂尔德的爱情，有爱与不爱的问题，有敢不敢爱的问题，牵扯到本能的欲望、青春的激情、阶级的敏感、道德的良心、现实的顾虑，种种心理因素交错纠缠，冲突对抗，其过程连贯、完整，富于层次感和逻辑性。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没有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孤立悬置，它是人物行动的依据，也就是说，人物的现实选择与决断，都是心理活动的结果。这是小说情节动力学的一个重要转变：它摒弃了外部的物质因素，而通过内心活动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再者，小说中作者赞赏的正面主人公，都是心理活动异常丰富的人，这使得人物心理内涵的丰富与否，成为判断人物精神境界和生命质量的重要依据。斯丹达尔还重视通过内心独白表现人物的心理。一般而言，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会有沉思、追忆、反省等独白式的心理活动，但很少会像《红与黑》这样极度倚重内心独白而相对忽视通过表情、动作等外部特征来揭示人物内心。斯丹达尔笔下的人物独白呈现出理性化的特征，往往是一种明晰的心理分析，而不是激情的迸发、情感的宣泄。《红与黑》在心理描写方面的这些特征，使心理描写在小说中的地位大大提高，预示了向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转变，即“向内转”。
关键概念
现实主义 心理描写
思考题
1.《红与黑》的社会批判价值是什么？
2.分析于连的形象及其意义。
3.《红与黑》的心理描写有哪些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