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邮电大学 刘元安
1989年，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日子了（可能是5月吧），我们四个人（除我之外还有谢晋雄、谢良贵和陈树强）成为林先生的 1989 级博士生。虽然之前我断断续续地听过或看过一些介绍林先生的文章，但总的说来还是没有感性认识。
记得第一次去办公室见先生，还是相当胆怯的，至少内心有一种敬畏之心。见面之后，先生让我坐下，简单地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后，介绍了一些未来研究工作中要注意的一般问题，并建议我回去之后看哪些方面的材料，仅此而已。大约一个月之后，我再次被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看资料的进展情况，未来博士论文研究的方向等，我回答“不知道”（实际情况是真的不知道，当然知道也是不敢说的）。先生没有着急，随后把他自己近期的几篇论文（有关环坐标和多层介质的场分析）给我，同时给了我三个研究方向（可惜不记得了），让我选择其中之一作为博士论文的主攻方向，并要我去见应用物理所的赵愉深教授。这一次，我茫然地离开了先生的办公室，面对那些复杂且超长的公式我心生怯意，更不知道如何去确定三个研究方向之一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但是，按照先生的安排，我后来去了应用物理研究所，见赵老师，并把我的情况再次向赵老师做了汇报，赵老师也把研究室的情况和实验室项目的情况做了介绍，并仔细分析了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定位。后来我在同一办公室见到了师兄李陟、黄卡码等。当时李陟正在做螺旋天线的研究，黄卡码正在做电子器件电磁照射可靠性的研究。根据实验室项目情况和其他师兄弟的研究课题，我后来又看了一些文章，经赵愉深教授同意，初步把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放在了电磁屏蔽小室理论和测试方法的研究方面。两周以后我又去见了先生，汇报了有关工作，他同意了我们新的建议。
在9月正式开始博士生学习生活之前，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这要感谢林先生、赵愉深教授和黄卡码师兄。
从1989年9月到1992年3月23日答辩，5月初离开电子科技大学，在先生身边一共学习了近三年的时间，其间受益良多，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也是我人生事业的重要起点。今天，离开那里已经 18 年多了，但几许点滴的事情还铭刻在记忆里。
1990年4月前后，我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分层旋转介质球在准静电场中的扰动问题研究，是用我当时自认为还可以的英文及自己理解的论文写作要求来撰写的。自己非常兴奋，以为有了重大的成果。在寄出去之前，还需要先生把关，结果可想而知。那篇论文，先后竟被先生修改了九次。也许，今天的学子已经无法理解我们那时修改一遍论文有多么艰难了，一篇 20 多页的文章全部要靠手写（要排上办公室唯一的一台AST-386电脑是非常困难的）。先生在稿纸上用红笔修改（蓝红相间，花花绿绿的）和注释，我拿回来修改和抄写，九次修改，总共耗了先生和我两个多月的时间（估计先生已经忘了这段时间，可能对他来讲是习以为常的，对我而言则是震撼的）。但是从中，我学习到做学问是要认真到一点一滴，认真到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环节的。
1991年6月，林先生建议我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我完成博士论文撰写并付印以后的第二天即10月6日，我的孩子出生了。记得大约过了一周，他和赵老师到我住的东院平房（当时电子科技大学青年教师的临时住房，条件非常差，大凡那时在电子科大工作的年轻老师都有深刻的记忆）来看我们，来看孩子。说实在的，对于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博士生，先生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令我和夫人非常感动！这些细节和我自己经历过的许多事情（包括毕业以后，先生依然在不断地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直接影响到我自己做了研究生导师之后对学生的态度。做人和做学问是一样重要的。
从1989年成为先生的学生那天起，到毕业后的近20年里，我一直没有间断过与先生的联系。在 1995 年以前，先生来京参加各种活动或转道国外，大都留一点时间在京，我常能够见到他，并通过他认识了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北京邮电大学叶培大教授、清华大学周炳坤教授和北京交通大学简水生教授等。1995～1997年我去了加拿大，回国之后我搬了新家。1997年年底，先生到北京开会，尽管我家住6楼，他也坚持要亲自走上楼去家里看看。近些年再也没有在北京见过他，但只要有机会去成都出差都会去看看他老人家。记得2003 年 10 月去他家，先生用一张很小的旧木书桌（大约600×400毫米）在他家的阳台上看书，看最新发表的文章，推导公式。那一年，他已经是一个 83 岁高龄的老人了。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中国的微波之父，虽业内有人如此称之，但以一个近 90 高龄的国际著名学者依然不间断地在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确属中国学术界少有，世界学术界也少有，这种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怎是一个“微波之父”的称谓可以替代的。
做了研究生，就要一辈子做研究，不能辜负研究生的“研究”两个字。这是先生鼓励我们时说的话，也是先生自己在亲身践行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