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宝帖”是现存最早的晋人法书真迹，然而，这个“三希宝帖”自从出现以后，其经历就坎坷神秘，能够真正明白其去向的人并不多。
“三希宝帖”鉴赏与去向
公元1746年，乾隆帝得到《伯远帖》，将其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藏于养心殿，合称为“三希宝帖”，御书匾额“三希堂”。《三希宝帖》由此名满天下，被后世学书之人奉为圭臬。
《快雪时晴帖》是“书圣”王羲之唯一存世的真迹，是与《兰亭序》并称的行书佳构，但《兰亭序》真迹早佚，更显出《快雪时晴帖》的珍贵价值。此帖现藏台北故宫，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国宝”之一。
《中秋帖》为书圣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墨宝。卷前引首乾隆行书题“至宝”两字；此帖经宋代宣和、绍兴内府，明项元汴，清内府收藏。建国初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从海外购回，现为故宫博物院“十大国宝”之一。
《伯远帖》为书圣王羲之侄王询墨宝。1942年溥仪出宫之时将此帖带出，后流落在外。195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其购回，现为故宫博物院“十大国宝”之一。
1928年，“三希宝帖”躲过了与张作霖同葬火海那一劫后，一直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1933年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它与故宫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辗转迁移到了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文物运往台湾，“三希宝帖”中《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如今它存放在台北市的中山博物院，也就是人们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宝帖何以大难不死
人们常常提到“三希宝帖”，但是，这个宝帖何以如此珍贵呢？它到底珍贵在哪里呢？要想知道个中缘由，还得从东北军阀的一位将军说起。
事情发生在1928年6月4日清晨，从北平开往沈阳的一列火车在行使到沈阳西郊一个叫皇姑屯的小站时，突然被一枚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列火车为什么会被炸毁？火车上坐着什么要人？又是什么人对火车上的人恨之入骨呢？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列火车上坐着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而制造这起事故的是垂涎东北已久的日本人，他们为了侵占东北而精心策划的这次炸火车事件，史称“皇姑屯事件”。
那么这起事件跟本文要提到的“三希宝帖”有什么关联呢？
如果将事情来龙去脉说完，我们就会感到那瞬间的惊心动魄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中间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原来，就在张作霖在离开北平的前一天的晚上，他曾派人专门去找当时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索要一幅古人的书法名帖。面对权倾一时的军阀头子，易培基不能强硬拒绝，于是推说这件书法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无法打开。张作霖因急于离京，又不便将宝帖强行拿走，只好作罢。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就被炸死了。
看来，如果没有易培基灵机一动，这件国宝就要葬身火海了。
这件张作霖索要没有要成而躲过一劫的古人书法名帖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它就是“三希宝帖”，要想知道这件宝帖缘何得名，就得从北京的故宫说起。
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各代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子的正墙上有三个结结实实的大字“三希堂”。这是乾隆皇帝写的。
乾隆皇帝喜欢书法，而且特别喜欢历代名家书法帖，因为他想吸收各大名家字风，以创立自己的字风，所以，乾隆皇帝派人四处收集字帖，并统一放入一个房子中，由自己亲自保管。这间屋子何以叫“浠堂”？它与“三希宝帖”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在他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中，有三件是令他喜欢得可以不思茶饭的宝贝。一件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快雪时晴帖》；第二件是他的儿子王献之写的《中秋帖》；第三件是他的侄子王珣写的《伯远帖》。乾隆皇帝由于太喜欢这三件宝贝了，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门隔出一间小屋，将它们收藏在这里，为的是可以随时欣赏、临摹它们。这间小屋就被乾隆皇帝命名为“三希堂”。“三希”堂中放置的三本书法名帖也就被后人冠以“三希宝帖”的大名。
隐藏在宝帖中的秘密
“三希宝帖”既然是乾隆皇帝喜欢的宝贝，那么这些宝贝都有哪些值得一提之处呢？其中又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让我们首先去探寻一下这件差点儿与张作霖一起葬身火海的国宝吧！
三希宝帖中的第一帖便是《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是我国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一封书信。篇幅不大，长23.6厘米，宽16.4厘米，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张普通信纸大小。全文仅28个字，写的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王羲之在这幅《快雪时晴帖》中行书、楷书交替书写，行笔自如流畅，神采飞扬。王羲之没有想到，他随手写的这28个字，却让一代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
但这幅书法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令人遗憾的是，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都已经失传了，没有一幅被保存到今天。那么，这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幅《快雪时晴帖》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的，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唯一的一件，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做真迹看待，成为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直接来源。
看来这个《快雪时晴帖》算着一个宝贝了，那么为何说《中秋帖》也是一个宝帖呢？它是谁创作的？为什么能够被称做宝帖呢？
要解开这些疑团，我们必须了解《中秋帖》背后的故事。相传《中秋帖》为晋王献之的手卷，是《宝晋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原帖在“中秋”之前还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
为什么说是相传为王献之写的呢？原来这个帖的材料有让人怀疑之处，因为帖用竹料纸书写，可这种纸东晋时尚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才出现。此外，宝帖文字从行笔中也有问题，即行书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时期一般人使用的都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效果，如采用东晋时期的笔是写不出来的。因此，清朝吴升在他写的《大观录》一书中曾经这样说：“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另又根据当代书画鉴定家研究，大多专家认为此帖应当是宋米芾所临，即便这样，专家学者认为此帖也同样算是宝帖。
说到最后那件宝贝，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来《伯远帖》是书圣王羲之的侄子王珣的作品，王珣是书圣家人，书法自然也有无限功力。王羲之生活的晋代，结合那时代玄妙风尚，继承汉魏书体，书法上有不少新意。而王羲之、王献之一门为晋代书法最为著名的家族，其书体奇锋异笔，真有无限不可道之美。可惜其墨宝真本，一一散失，已不能直面真容。而这件《伯远帖》颇得二王的笔法之妙，借此我们大可以一见书圣妙笔的面貌。此帖是一封王珣的私信，内容当然对书家来说无可无不可，看看有若神助的书法，挥洒、流畅、放纵、肆意，写什么都美，一字一字，皆有风格，皆有光彩。只凭一只毛笔，就能够在轻薄的白纸上，创造出一个书家眼中的光明仙界，令人赞叹。
《伯远帖》这件宝贝也是几易人手。此帖经北宋内府收藏，着录于《宣和书谱》，明、清董其昌等都曾收藏，《书画记》、《平生状观》、《墨缘汇观》有着录。乾隆年间入内府，被乾隆皇帝弘历视其为无上之宝。
宝帖何以流落民间
躲过陪葬张作霖“三希宝帖”的厄运，是否是它们遭遇的第一次险情呢？如果不是，那么它们曾经经历了怎样坎坷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是否遭到损坏？
“三希宝帖”经历了若干次命运的变化，并且一度流落民间。那么这个国宝是如何流落到民间的呢？
清朝末年的一天傍晚，故宫北墙一座专门为差役出入的后门闪出一个人，他匆匆地消失在昏暗的胡同里。在一个挂着“品古斋”招牌的小古董铺子前，这人回头看了看，便转身进了屋里，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卷交给了掌柜的。
几天后一位名叫郭葆昌的人来到这个小古董铺中，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件发生了。因为他看到了“三希宝帖”真品，他以为自己看花眼了。为了确认眼前的宝物是真迹，郭葆昌不动声色地仔细研究、鉴别。当他确信此物为真品时，便积力抑制住心中的激动之情，装着此两帖价值不大的样子，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把它们买了下来。临走还没忘了提醒掌柜的要按规矩给他保密。
那么那位鬼鬼祟祟来卖国宝的人是谁？又是何人指使他来卖国宝的呢？后来，这位掌柜的替郭葆昌保密了吗？如果没有替他保密，那么“三希宝帖”是否再度引祸上身呢？
原来，胆敢卖皇宫里面东西的人是住在宫中的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她早已盯上了三希宝帖，深知它们一定能卖出个大价钱。但是这三件宝贝名气太大了，尤其是这第一件《快雪时晴帖》，可是王羲之的墨迹，光乾隆皇帝在上面的提款印章就有70多处。如果一下子把三件都拿出去卖了会太显眼的，还会惹出麻烦来。她决定先把另外两帖，也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卖掉。
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事端，她没敢找大古董商，而是就近卖给了那个叫品古斋的小古董铺子。于是，她指使自己身边一位小太监趁黑出宫将宝帖低价卖了。
话又说回来，自从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葆昌意外地发现并得到《中秋帖》和《伯远帖》之后，就将它们深藏家中，秘而不宣。因为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一旦有人知道这两件宝贝在他这里，不但宝物会丢失，而且还会遭来杀身之祸。也算郭葆昌幸运，那位掌柜很守职业道德，至死也没有透露这件事情。
就这样，时间转瞬到了1932年。有一次郭葆昌请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家中吃饭，也许是酒后炫耀自己的收藏，也许是谈到故宫的文物而说了真情，郭葆昌将《中秋帖》和《伯远帖》两幅宝帖取出来，展示在马衡面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震惊了。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紫禁城里的大批文物珍宝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此时，他正在为整理和寻找这些文物珍宝而奔波。不想却在这里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和《伯远帖》意外相遇。如今三希宝帖在故宫里只剩下了《快雪时晴帖》这一帖，面对连做梦都在寻找的宝贝，他多么想马上就把它们带回故宫让这三希宝帖重新团聚呀。
可是，这位郭葆昌自从将《中秋帖》和《伯远帖》给马衡院长看过以后，就将两幅宝帖深藏了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过。对世人来说，就如同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谁也不知道它沉在了哪里。
让宝帖失而复得的功臣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也许“三希宝帖”中的两帖将永远藏匿于民间，谁也无法一睹国宝的风采，更不要说欣赏了。那么是谁让郭葆昌收藏的《中秋帖》和《伯远帖》重现人间呢？最后，“三希宝帖”是否团聚了呢？
要想知道答案，我们就得回到1949年，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崩溃，时局非常混乱。说来也怪，正是在这混乱之时，沉寂了17年的三希宝帖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却突然浮现了出来，这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人们本以为这是让“三希宝帖”团圆的大好时机，然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让三幅名帖失之交臂。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
要追寻其中的原因，就得从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刚刚从祖国大陆逃台组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事情说起。原来，他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当时，《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被带到了台湾，缺的正是这送上门的三希宝帖的另外两帖《中秋帖》和《伯远帖》。照理说三希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如果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它们买下了，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故事了。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惊喜之余却表示出了深深的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又沉了下去。
也许国宝从来就不愿意寂寞，两年后的一天，这两幅宝帖又出现在了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是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两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到了台湾，准备卖给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只是因为对方资金短缺无力收购而只好作罢。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又转到香港将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出卖宝帖了。
眼看着国宝将要落入外国人之手，这时的郭昭俊万分焦急，可他却想不出任何办法。那么，国宝能否摆脱流落异国的厄运呢？如果能，那么使它摆脱厄运的又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在郭昭俊坐卧不安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却收到一份特殊的报告，这就是关于“三希宝帖”问题处理的请求报告。由此，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戏剧性故事呢？
原来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有位叫徐伯郊的经理与郭昭俊是世交朋友。当徐伯郊得知郭昭俊要卖三希宝帖时，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恨。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快又报告了周总理。
1951年10月底，国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但是，他们没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这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了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伯远帖》是真迹无疑。
随后，两人发了一封急电给总理办公室。1951年11月5日，两人得到答复：“同意购回此两帖”得到批复后，两人马上携款35万元前往交易，最终圆满完成任务，两件国宝也得以回归祖国。
从那以后，《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三希宝帖中的两帖就一直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今天，当我们在为它们的坎坷经历而感慨的时候，更为三希宝帖依然分处海峡两岸，不能团聚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