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国务院先后于1982年、1986年、1994年批准三批99座历史文化名城，自2001年后又陆续公布17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已达到116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不少城市将建设与申报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置于议事日程上，在开掘与利用旅游资源中，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与发展处于极为兴盛的状况。
如果我们细细梳理，就会发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却处于一种危机与困境中。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日新月异的新城建设、新兴房地产的开发、众多旅游景点的规划中，许多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果我们不改变建设观念，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种状况将愈演愈烈。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曾经说：“近二十年来，不少城市追求大规模的建筑群，导致城市面貌千篇一律，而这种单一面貌的文化正在吞噬以历史城镇、街区、古老建筑为标志的城市特色和民族特色：拆除、迁移文物古迹，使之成为孤立的陈列品；不进行必要的考古发掘，导致永久性的损失……”
在城市化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中，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处于危机与困境中，保护与拯救历史文化名城刻不容缓！
一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进程中，片面追求GDP的增长，注重政绩工程的辉煌，缺乏历史文化意识，强调注重招商引资，大力推进房地产开发，使一些有历史价值文化内蕴的古城镇、老街区、旧建筑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某些城市的大规模建设中，在盲目的改建扩建中，有些具有文化底蕴的历史遗产甚至被彻底拆除，城市的历史风貌文化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在老的街区遭破坏、新的高楼大厦崛起时，却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错，一些城市规划者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危机与困境
在大规模城市改造中，破坏城市历史文化格局。改革开放后，在城市的经济腾飞过程中，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大景观，在缺乏科学论证与细致研究的情况下，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往往由某些领导人拍板的建设改造规划，破坏了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格局。
20世纪90年代，四川乐山市在城市建设中，在大规模的古城改造、无节制的房产开发中破坏了古城的格局与风貌，鳞次栉比、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不仅破坏了古城的景观，而且使诸多历史文化遗产不见了踪影。1994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乐山市分行在肖公嘴修建银行大楼和宿舍楼，竟然不顾市文化局的阻止强行拆毁了珍贵文物古迹会江门。2003年市政府为了梳理交通，决定将17世纪初叶造成的石拱桥张公桥加宽，古桥上游的护栏被拆除，与新桥连成一体的张公桥在不伦不类中遭到严重破坏。乐山地方文史专家唐长寿说：“1986年文物普查，天后宫、王爷庙、草堂寺、碧津楼等文物古迹都保护完好，但旧城改造之后，这些古迹荡然无存（其中草堂寺毁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铜河扁、陕西街、虾蟆口、洙泗塘民居带全部被毁。按照惯例，旧城改造应该尽量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保留古城风貌。”
2009年4月，南京市在实施“危旧房改造计划”时将历史街区列入改造范围，在具有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南捕厅、安品街、门东、教敷巷开始了大规模拆除：安品街以清代杨桂年故居为代表的多处文物保护单位惨遭拆除，南捕厅以民国建筑王炳钧公馆为代表的老街区被拆毁殆尽，秦淮河西段以清代北货果业公所为代表的五华里古河房被成片推平，三条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蒋寿山故居被擅自拆迁改造，中华门东多处明清文保建筑遭人为纵火，三山街江苏酒家、张小泉刀剪店等多家著名老字号即将消失……这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在网上发布了《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南京大学、江苏作协、南京博物院29位知名人士签名予以支持，惊动了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在派出调查组调查后，做出了停止拆迁改造工程的决定。20世纪90年代，宁波在大规模城市建设中改造后塘河，使诸多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迹被拆毁，后塘河被填埋，周围张斌桥、状元坊、严康茂故居等诸多古建筑被摧毁，被市民们视为宁波城建史上的最大败笔之一。
在盲目的改建复建中，形成城市建设发展的败笔。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设盲目“贪大求洋”，成为中国城市建设中的一种误区。文化名城的历史街区、古老建筑常常成为缺乏文化意识、历史精神的城市主宰者们规划建设的阻力，甚至认为这些残破的城镇、街区、建筑有碍于城市的发展规划。在城市盲目的改建复建中，往往形成了城市建设难以恢复的败笔，甚至出现将真文物拆除建造假文物的情况。
1996年河南安阳市政府为改善城市交通，在新城区与古城区之间开拓主干道，在修建道路过程中拆毁了一大片旧城，一条主干道将古城区一劈为二，使修造于后周广顺二年（952）的文峰塔孤零零伫立于马路中央，成为无依无傍的道路中央交通岛。1996年，遵义市在整修遵义会议旧址街区时，将遵义会议建筑附近老街的房屋全部拆毁，建成仿民国建筑式样的新建筑，在一个新建的大型广场后，遵义会议旧址成为一座孤零零的建筑。广东修建高速公路，让鸦片战争时抗击英帝国主义的平英团炮台和纪念碑搬家；南京修建沪宁高速路进城，在中山陵的绿化树林中穿过，这些都破坏了历史景观，成为城市建设的败笔和耻辱。
浙江舟山市定海古镇经过历朝历代的建设，形成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城街区和建筑。它是鸦片战争中两次血战抗敌的英雄城市，是中国近代史开篇的历史见证，在1993年开始的旧城改造中古镇逐渐遭到破坏，1998—2000年古镇遭到大规模拆除，旧城区中，北大街、前府街、陶家弄、东管庙弄、芙蓉洲路、东大街和西大街等处许多深宅大院被拆毁，纪念三位抗英总兵的“三忠祠”被迁建，著名的刘显哉、朱葆三、金性尧故居等被拆除，盖起了一座座玻璃幕墙或瓷砖外墙的高楼。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郑孝燮激动地说：“定海古城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遭到强制拆毁，是近年来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登峰造极的严重事件，于情不通，于理不顺，于法不容。”
有关方面却振振有词地说，拆毁定海古城的理由是：广大居民要求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很高；城市的面貌需要不断更新；舟山市土地资源十分紧缺。
2009年，安徽省宿州市为钱营孜煤矿生产而建铁路专用线，线路穿过文物保护单位芦城孜遗址，该遗址历经新石器、两汉、唐宋等时期，前后延续三千多年，面积一万多平方米，却在没有任何抢救性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大面积挖掘施工，造成芦城孜遗址被破坏。在名城的盲目改建复建中，缺乏严谨科学的研究与论证，建成了诸多不伦不类的假古董伪古迹：名城漳州残存的古城门墙基被拆，复建了一座贴瓷砖的古城新东门；福建莆田古谯楼花岗岩承台被抹上一层水泥沙浆，还被涂成难看的紫红色；莆田涵江自宋初开商埠，在经济大潮初期可以和威尼斯媲美的宫口河岸拱廊建筑群被拆除殆尽；福建泉州复建了著名古建筑谯楼，却在谯楼前广场的西侧建造现代体育馆，破坏了古城的格局与景观。原国家旅游局综合协调司副司长高舜礼认为，古城古镇的保护应注意政策导向，体现原真性，切忌毁了旧的建新的，拆了真的搞伪的，否则风险系数是非常大的。 在过度的旅游开发中，造成城市遗产的破坏。在诸多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中，把开发旅游当成城市发展的资源与动力，在缺乏对于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考察与保护中，往往形成过度的旅游开发，造成城市遗产的破坏。
湖北省荆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由于房产开发建高楼大厦破坏了古城风貌。2007年，为拓展荆州的旅游事业，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市政府做出了疏散古城内的5.5万居民、投资50亿元在古城内修建三国文化城的规划，该项目突出荆州三国古城、关公文化主题，立意实现“三大目标”——建成三国文化集中展示地、最大最真实的三国城、著名的国际旅游胜地。该计划遭到有关专家的竭力反对，认为在荆州古城内修建三国文化城，对古城本身就不是一种保护行为；有学者指出荆州的文化和文物精粹是楚文化，而非三国文化。有学者甚至说：“如果耗费巨资修建的这个三国文化城，没有历史史料和历史遗迹作为支撑，无异于是把这座城建在流沙上，没有文化根基，对荆州古城的保护是一种内涵上的破坏。”荆州市政府却执意设立“三国文化城招商项目”，分别为7500万元荆州古城核心游览区项目、1.6亿元“感知三国”景区项目、4.4亿元荆州古城墙与环城景观带项目、1800万元三国博物馆项目。
始建于辽代的北京门头沟千年古村杨家峪自古便是远近闻名的耕读之村，有“长寿村”、“明清古建筑村”之誉。2007年某集团购买后进行旅游开发，在大拆大建中将成片的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拆毁，古树被砍伐，石板路被填埋，却盖起了诸多仿古式建筑。民盟盟员谢远京说：“这样的开发结果，让古村落没有了人气，失去了灵魂，失去了保护的本意。”湖南省凤凰县曾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小城，在开发旅游后具有地方特色的吊脚楼变成了拔地而起的钢筋水泥楼房，许多祖传木结构老屋被拆除建造了水泥家庭旅馆，老民居被加层成为不伦不类的景观，石板小路变成了水泥马路，喧嚣的酒吧饭店改变了古城宁静的古旧色彩，厚重的人文底蕴和古色古香的街巷逐渐变换了色彩。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忧虑地指出，现在几乎每一个月就有一座古村落在消失。在齐鲁大地，像样的古村落目前已不超过10个；在山西，现存的古村落已由过去的500个锐减到100个了。而一些保留下来的有特色的古村落正成为当地政府的“摇钱树”，遭遇破坏性旅游开发。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毛昭晰先生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提案中说：“据我所知，从国家已公布的99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现状来看，保护完好的已经不多了，而名存实亡的历史文化名城则为数不少。”近年来，历史文化名城遭破坏的状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并不仅在于缺乏资金对于古城、老街区、古建筑的抢救性维修，更在于大规模城市改造、盲目的改建复建、过度的旅游开发中的拆除与破坏，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处于危机与困境之中。
二
改革开放后，在发展地方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过程中，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产生诸多城市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在缺乏科学研究与精心考察的基础上，在追求政绩工程与GDP效益的构想中，诸多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处于极端的危机与困境之中。酿成这种危机与困境的原因十分复杂，大致有如下几方面：（一）缺乏历史文化意识，形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城市化进程中，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视野中，往往缺乏或淡化了历史文化意识，不仅对城市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缺乏关注与研究，甚至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的关系。除旧建新、拆旧造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成为某些执政者普遍的观念。在贪大求新政绩工程的追求下，往往在改善民众生存条件、改变城市投资环境、打造城市新形象等口号中，在旧城改造、新城建设中，将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建筑大量拆除，有的建设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有的改变了古城整体结构，有的甚至将一个有着历史文化价值的小镇完全消灭。发展经济与文化保存、城市建设与古城保护、现代化与旧传统等，就成为某些执政者、规划者的二元对立思维，重视经济而忽视文化、强调建设而忽略保护、追求现代化而鄙视旧传统，就成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表现形态。在旧城改造新城建设的规划中，往往红笔一勾就轻而易举地勾去了老街区、旧建筑、土文物。
（二）缺乏体制规范约束，形成主观武断的价值判断。在历史文化名城的被破坏的案例中，缺乏体制规范与约束，成为酿成难堪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诸多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项目中，往往某些领导拍板定音，既缺乏有关专家的研究讨论，又没有群众意见的参与，建设项目的招商往往成为某些领导索贿受贿的契机，为了商业利益承包商的肆无忌惮；又使历史文化名城的破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有时为了使旧城改造新城建项目获得社会认可，往往也会举办某些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有时却成为按照领导意见走过场，清官与贪官、有见识的官员与糊涂的官员执政，就成为决定旧城改造新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主要领导的主观武断往往是破坏历史文化古城的重要原因。在急功近利、追求政绩的利欲熏心中，一言九鼎的领导决断往往在旧城被拆新城崛起中，成为了毁坏古城割断历史文化传统的千古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