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世界的商贸往来，方便了传染性疾病的全球扩散。而1830年和1847年发生的两次霍乱大流行的可怕后果，特别是个体和政府的防疫措施的力有不逮，推动了1851年巴黎国际卫生会议（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的召开，从而揭开了国际卫生合作的序幕。1892年第七届国际卫生会议签署了全球第一份《国际卫生公约》（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为国际卫生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这一时期的国际卫生合作还仅限于霍乱的隔离和相关的卫生政策。及至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1951年颁布《国际卫生条例》（ISR）（Gostin，2004：2623-2624）。尽管整个国际社会在卫生方面的合作一直努力向前推进，但无论是在合作的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显得捉襟见肘。印第安那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维·费德勒（David P.Fidler）把1851—1951年称为是“国际卫生外交”的第一个百年。这一时期，本来分属不同领域的两个概念：“卫生”（health）与“外交”（foreign policy）已经产生了交集，但国际卫生外交的参与主体仍局限于以国家为中心，体现为国家间在水平维度上的合作。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传染病、鸦片和酒精、职业伤害和越界的污染（Fidler，2001：842-843）。
冷战对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卫生合作，或者说，这种卫生外交活动多局限在冷战对峙的两大阵营内部。尽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卫生组织都在积极推进和介入国际卫生事务，特别是协助第三世界开展卫生运动，然而，国际卫生合作难免受到冷战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Farley et al.，2008）。美国作为国际卫生合作的主导国家，把对外的技术援助视为防止共产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必要措施，而且这种方式也有助于避免同苏联的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希望通过公共卫生来击败共产主义的威胁。国际卫生外交成为了冷战双方争夺第三世界或中立国家的工具（Cueto，2007）。毋庸置疑，冷战制约了国际卫生合作，卫生问题一定程度成为了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Fleck，2008：745-746）。以世界卫生组织为平台的国际卫生合作进展也颇为缓慢，1951年《国际卫生条例》（ISR）在1969年更名为“国际卫生条例”（IHR），1973年和1981年进行了部分修正，但其修正变化不大。长期以来，面对全球卫生危机这些案例都显得“过时而脆弱”（Gostin，2004：2623-2624）。
冷战缓和时代的来临，特别是冷战的结束为全球卫生外交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经济的全球化迅速地瓦解了国家与国家之间自然疆界的限制，加速了可见或不可见物质的全球流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卫生不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间的事情，就传染病而言，其扩散目标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社会风险的冲击力和波及范围。自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之后，艾滋病毒迅速在全球传播，它对国家凝聚力和国民经济的威胁，对把卫生引入国际关系领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卫生逐渐成为外交政策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议题。2003年在中国暴发的“非典”，更被视为全球卫生外交兴起的重要“分水岭”。公共卫生前所未有地成为全球优先议题，卫生的全球化因为传染病传播之迅速、涉及范围之广、威胁之大而不容国际社会忽视（Brundtland，2003：7-12）。国际社会开始进一步意识到各国都不能幸免于这些疫病暴发的威胁，全球卫生外交成为应对这些危机的重要措施。
卫生日渐被视为安全问题，强化了全球卫生外交的合理性。199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把“卫生安全”（health security）视为七大人类安全之一，进一步助推从全球视野来考虑卫生问题的解决。长期以来，卫生仅被置于“低政治”领域，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致使人类社会20世纪遭遇到三次全球性流感病毒。然而，随着“低政治”与“高政治”二分法的打破，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思考卫生问题。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卫生问题不再是个单纯的健康或医疗问题，而是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社会发展这些“高政治”领域问题的“元问题”之一。国家和全球卫生防控体系的脆弱和过时，卫生问题带来的可见或不可见的伤害之大，都倒逼全球卫生合作。2007年9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外交与全球卫生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时也指出，卫生是一个富有成效和充满善意的外交领域，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助于稳定并且是繁荣的基础，努力使全球更加稳定和繁荣可以让每个国家都受益。
可以说，公共卫生的全球化和安全化推动了国际卫生外交向全球卫生外交的转变，戴维·费德勒把这种转向视为一场“革命”（Fidler，2005：179-194）。之所以称之为一场革命，理由首先体现在全球卫生外交的参与主体的根本性变化，即由以国家为中心扩大到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职业团体、媒体乃至公/私领域等的广泛参与。参与主体去国家化（或者说多元）既是卫生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求，又是卫生问题的复杂多变和不确定造成的。凯利·李（Kelley Lee）在《全球化与卫生导论》一文中就强调：“要理解卫生超越国家的范围，就要承认非国家行为主体塑造健康水平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要理解宏观和微观因素之间的关系，方法之一就是要从全球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Lee，2003）
其次，表现为从原先的水平维度的单向度的合作转向多维或多层次的互动合作，其合作的范围也从国家间、区域间的合作转向全球性的合作（Fidler，2001：842-843；晋继勇，2008：83）。2008年英国卫生部发布的题为“卫生是全球的”的报告中就强调，“全球公共卫生关注全球而非个别国家”（HM Government，2008；HM Government，2008）。费德勒的研究则通过“非典”前后公共卫生治理的转型提出，“后非典时代”公共卫生体系是国家和国际角色间互相积极合作、信息开放流动并且都为国际公共卫生积极努力的系统（Fidler，2004）。
再次，全球卫生外交打破了传统的学科领域的界限，倡导决策者从跨学科的视角制订政策和战略，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开展研究。尼克·德尔格（Nick Drager）和费德勒就提出，全球化在改善卫生上打破了一些医学、经济、政治和技术方法领域的传统界限，决策者需要认识到这些领域之间的至关重要的联系，更加紧密地协调贸易和健康政策。卫生与外交领域之间似乎正在进行一场革命（Drager et al.，2007：162）。
最后，全球卫生外交关注的问题和涵盖的范围也得以拓展，传统卫生问题如霍乱、鼠疫、黄热病的威胁仍然存在，然而新兴的传染病如“非典”、禽流感、艾滋病，食物传播之疾病、环境变迁、化学、辐射与生物性恐怖攻击等都被纳入到全球卫生外交的范畴。
“非典”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也给其卫生响应机制带来了机遇（Feng et al.，2009：4-13）。陈丽霞及其同仁（Chan et al.，2010；Chan，2011）的研究表示，中国暂不完善的医疗体系，对“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期冀以及国际社会对于卫生合作的需求都迫使中国在全球卫生领域更为主动。同样，罗艳华（2011：45-61）也把2003年的“非典”事件视为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外交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然而，如何来推进全球卫生外交，如何防止卫生外交成为部分发达国家寻求新霸权的新工具，防止卫生事务成为外交战略的牺牲品，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而言，以下三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第一，防止卫生问题过度安全化。把卫生难题视为外交或安全问题，甚至两者兼有，将会引起高层政策制定者将其优先化并引起更多关注，使卫生工作得到更多政策和资金支持。卫生专业人士可能会欢迎对他们研究的问题会有更多的资料和更多的资源支持。然而，哪些卫生问题应该或可以界定为外交或安全问题，哪些问题可以与国家安全等而视之，或许也值得关注，应该防止把一些不构成安全威胁的卫生问题过于重视，从而造成所谓的污名化，最终影响卫生问题的真正解决（Katza et al.，2007：233-234）。第二，必须协调好国家主权和国际合作之间的平衡。全球卫生外交要求的是从“国家中心”（state-centric）转向“全球导向”（global oriented）。随着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扩大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力，以及全球卫生危机的频发，必然出现国家主权与超国家的国际合作的博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尼克·德尔格等（2007：162）建言，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它们必须重新定位卫生和外交政策，协调国家利益与外交、流行病学和伦理现实。第三，维系卫生的市场化和计划化的均衡，是解决全球卫生公平的重要途径。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卫生生产和分配原则必须得到改变，这种市场的主导作用严重限制了全球卫生外交兼顾全球卫生公平。正如论者所言，改善全球卫生取决于更大的社会正义、经济再分配、增加生产的民主化，取决于社会体制提供的基本医疗照顾、教育和其他公共物品（Benatar et al.，2011：646-653）。
但无论如何，把卫生纳入外交政策的议程既是现实所需，也是卫生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或许，确保卫生最充分地参与外交政策并不能够保证所有人的健康，但它所支持的原则，即任何国家外交政策都关注改善和保护卫生，对所有人都会有价值（Drager et al.，2007：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