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显著增长
开皇元年（581），隋朝建立。九年，隋军南下灭陈，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当时闽中泉州（今福州）的王国庆，是地方豪强。隋行军总管杨素扫荡江南豪强。浙东豪强高知慧败走闽中，投靠王国庆。杨素密遣人劝说王国庆斩高以降，江南大定。隋开皇十二年，从侯官故地析出原丰县，改称闽县。改丰州为泉州，废建安、南安二郡为县，属泉州。泉州治所即今福州地。大业二年（606），复名闽州，次年又改为建安郡，治所均在闽县，辖区近于今福建全省。隋炀帝暴政，激发全国农民大起义。十年，闽中郑文雅、林宗护率三万余人占领建安（今福州），杀郡守。十三年，又有刘元进在晋安起事，自称皇帝，至唐武德五年（622）才被招安。
唐朝平定闽中，武德元年（618），改建安郡为建州。四年，移建州州治于建安（今建瓯）。六年，析建州地置泉州（今福州），辖闽县、侯官、长乐、连江、长溪五县。景云二年（711），改泉州为闽州，设闽州都督府，领有闽、建、泉、漳、潮五州，州治皆在今福州。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十三年，改闽州为福州都督府，因州西北福山而得名；十七年，置福建经略军使，与福州都督府并存，是为“福建”名称的开端。福建经略使后改名福建都防御使、都团练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等，驻地均在福州，统辖福、建、泉、漳、汀五州，统管军、民、财政，确立了福州作为福建首府的地位。
福州下领闽县、侯官、长乐、福唐、连江、永泰、长溪、古田、尤溪九县。据唐《元和郡县图志》载：开元时，福州有31067户。《新唐书·地理志》载：天宝年间（742—755），福州有34084户，75876人；建中年间（780—783），福州有39527户，217877人。说明盛唐以后福州户口比以前有较大增长。据杜佑《通典》载，唐开元年间（713—741），闽县即为望县，侯官为紧县，户口皆超过6千户，是福建人口比较集中之地。
入唐以后，福州城池规模逐渐扩大。中和年间，观察使郑镒重修晋子城，广其东南隅。元和十年（815），观察使元锡修建州城。乾宁三年（896），福州升为威武军，遂建威武军门。《三山志·地理·叙县》载：闽县县署设于城东南隅；唐武德六年（623），从闽县析置侯官县，县治在州城西南面，即今闽侯县上街镇侯官村。贞观五年（631），省入闽县；武周长安二年（702），析闽县西十二乡复置。贞元五年（789），侯官县城被洪水漂没，后团练观察使郑叔则奏移入州城。元和二年（807），省；五年（810），复置侯官县。闽县、侯官设署并直辖于福州，奠定了闽侯作为“八闽首邑”的基础。
二、经济长足进步
历经隋末动乱，唐初福州市郊景象荒凉。《三山志·寺观》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唐朝建立之初，励精图治，轻徭薄赋，闽地政局基本安定，经济得以开发发展。至晚唐，福州城内“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叶榕阴中出”，已成为繁华的都会。
农业方面，兴修水利，围海造田。贞元二十一年（805），福建观察使王翃辟城西南五里开辟南湖，引西湖之水灌溉东南农田。《新唐书.地理志》载：闽县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二年（828）令李茸筑。“堤成，潴溪水植稻，其地三百顷皆良田。”
《新唐书·食货志》载：唐王朝在侯官设监管理盐场。侯官近海，产盐量大，所以入十监之列；元和时，又由监升为院。有唐一代，实行租庸调法，农民须交纳布帛。《新唐书·地理志》载：“福州长乐郡，土贡蕉布、海蛤、文扇、茶、橄榄。”可知闽县、侯官的纺织品以及海产、果品等都很知名。《元和郡县志》亦载：“开元贡海蛤、蚒蛇胆；赋绵绢。元和贡干姜、白蕉。”说明唐代闽侯地区纺织业已初具规模，并且有相当数量的优良品种问世。
唐陆羽《茶经》（著于758年左右）记：福州闽县方山之阴种植茶树，出茶叶，称露芽茶，其味极佳，为“茶之名品”，还有正黄茶等。唐元和八年（813）冯审《球场山亭记》残碑有《芳茗原》诗云：“簇茂满东原，敷荣看膴膴。采撷得菁英，芳馨涤烦暑。何用访蒙山，岂劳游顾渚。”描写州城东部原野，种植着品类众多的茶树，长势良好，其品质堪与四川蒙山、浙江顾渚名茶媲美。同时，鼓山半岩茶也名闻于世。
福州城西郊外的怀安窑址，曾发掘出土窑具，其铭文曰“大唐贞元”，与“开元通宝”铜钱共存，出土青瓷壶、罐、碗、钵等数量极多，说明从南朝至中晚唐，怀安窑火犹盛。
福州治下的闽县、侯官，水陆交通主要通过闽江航线上溯内陆山区，而后接达中原。据记载，唐元和中，岁歉，宪宗纳李播之言，发使赈济。福建观察使陆庶，发起疏浚工程，命工铲峰湮谷，抵于延平、富沙，以通京师。其陆路由古田路行者，自开元二十八年（740），洞豪刘疆等纳土之后，始渐辟路通行。
中唐以后，福、泉二州成为重要造船基地，可造“千斛大舟”。对海外的交通贸易大为发展。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曾派人到福州，买舟东渡日本。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空海一行，到福州后，受到福州官员的礼遇。据晚唐冯审《球场山亭记》残碑记载：那时“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说明海外来客甚众，聚居福州城，影响当地风俗，难守常态。刺史裴次元莅任后，认真施治，于是“政既施而邦人和”，“廛闬阗阗，货贸实繁”。州城市井里巷人群熙攘，货品充足，贸易繁盛，通达海外。据日本福冈市平安时代（8—12世纪）大宰府鸿胪馆（迎宾馆）遗址考古发掘可知，在8世纪后期至10世纪前期，有来自中国的“越窑系粗青瓷器，如壶、罐、钵、盆、碗等，从其胎釉形制及装饰作风证明系出自福州怀安窑的产品”。说明自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福州港的海外贸易有到达日本等地。
三、教化大见成效
唐王朝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革，其选士制度改行科举制以选拔人才，激发朝野士人通过读书应试以走上仕途的热情，推动了教育发展。远离中原的滨海闽地，经过六朝直至唐代历任主政官员大力施行教化与兴学活动，福建特别是闽中首府福州的文化教育气象蒸蒸日上，领先于其他州县。
中唐以后，福、建、泉、漳、汀都设立官办的州学，培育学生，逐步改变福建与进士无缘的状况。据记载，开元十七年（729），福州刺史兼观察使管元惠到任后，“聿敷朝化，诱彼闽越，俗成邹鲁”。可见他主政闽中后的教化之功。嗣后大历七年（772），唐宗室李椅都督福建等五州，大力兴学，扩建州学，以五经训民，致州人竞劝为学，“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从此彻底改变闽中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遂使“缦胡之缨，化为青衿”。紧接着，建中元年（780），前宰相常衮任福建观察使，任内“为设乡校，使作文章，亲加讲导”，其俗又为之一变，由向学而开始走向科举仕途。常衮因此被后人尊为“兴闽文学之圣人”。其后的贞元、元和间，“学者益盛”。中进士者渐多，终唐之世，闽中计有56人，闽县、侯官县占一半。不少人官至州牧，有的以诗文闻名，如会昌中闽县人郑诚，文笔峭绝；同县人林滋，长于词赋；又有詹雄者，长于诗，格高笔壮，诚文、滋赋、雄诗，时称“闽中三绝”。福建文人才子渐露头角。唐开成三年（838），闽县李滂、侯官萧膺等4人同时登第，传为美谈，朝士诗称：“几人天上争仙桂，一岁江南折四枝”，闽中自是号为“文儒之乡”。
据《球场山亭记》碑称：中唐时期，刺史裴次元兴建马球场。福州球场原设于州城西北，地势坎坷不平。裴刺史亲自勘察后，改在州城东偏左衙营附近重新建筑，“遂令开治，化硗确为坦夷，去荆棘于丛薄”。其周围经规划，既保护山林古木，又建亭台楼榭，场面蔚为壮观。峻工之日，裴刺史带领僚属及文士等畅游诸景，品题唱和，堪称一时之盛。唐大中五年（851），里人林谞续作《闽中记》10卷，为唐代影响较大的方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