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史玄之
在清朝不同时期，三坊七巷走出了一批治台领导人的重要幕僚，其中代表人物即是被乾隆皇帝称为“筹台之宗匠”的台湾镇总兵蓝廷珍的幕僚——蓝鼎元、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幕僚——梁鸣谦、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抚丁日昌的幕僚——张亨嘉，他们为保卫、开发和建设台湾做出重要贡献，在台湾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一、蓝廷珍平台幕僚——蓝鼎元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州，汉族，福建漳浦人。清朝知名学者、官吏，曾佐理戍台名将蓝廷珍并曾任广东普宁知县兼署潮阳知县、署广州知府，对治理台湾提出系列极其宝贵的建议，被乾隆皇帝称为“筹台之宗匠”。
蓝鼎元就读于鳌峰书院期间居于郎官巷蓝氏宗祠旁的宅院，受知于福建学政沈涵、福建巡抚张伯行时也居于此，晚年曾在三坊七巷借居过。
（一）刻苦自励巡抚赏识
蓝鼎元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父亲皆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儒士。父亲蓝斌精通理学，但屡科不进。蓝鼎元10岁丧父，家境艰苦，靠母以女红度日。
蓝鼎元自幼聪颖，生性好学，勤苦自励。年少名列童子试榜首，颇得当地督学赏识。17岁时，他先观海厦门，后再游历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眼界由此大开，见识愈增，但屡次赴试不第。曾入邑庠，也曾就读于当时全闽最知名书院——福州鳌峰书院。后来，曾先后受知于福建学政沈涵、福建巡抚张伯行，巡抚张伯行称赞蓝鼎元是“经世之良材”。
康熙四十六年（1707），蓝鼎元应张伯行之聘，到福州鳌峰书院担任讲学并与同乡蔡世远共同纂订先儒诸书。两年后，蓝鼎元辞聘归家，在家乡教书和著述，因“念祖父母春秋高，母亦渐衰，辞归侍养”。自此，在家闭门苦读11年。
（二）上书护疆总兵奇之
康熙五十八年（1719）夏秋间，时任澎湖水师副将的蓝鼎元族兄蓝廷珍升任南澳镇总兵，上任途中便道返乡，与蓝鼎元等族人论及镇守南澳事宜。
蓝鼎元上书数千言，直指“南澳一镇，为天南第一重地，是闽、粤两省门户”，“镇南之法，以搜捕贼艘为先”，如果“上偷安则下怠惰，营伍废弛则士卒弱，将帅素尸则盗贼恣”，“愿兄无以开府满盈……抖擞精神，勤劳哨缉，一洗向来镇弁积玩逡巡畏缩之习”，又于书中条陈七大要务以供参酌。
（三）辅佐族兄赴台平乱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起事，蓝廷珍奉令平台，蓝鼎元受邀随行，于是到台参与戎幕。留台年余，蓝廷珍倚其为左右手，凡军中往来文书手札，皆出其手。军务备防诸事，蓝鼎元无不参与，史称：“出入风涛戎马间，羽檄纷驰，下笔千万言立就。”
佐幕期间，蓝鼎元为治理台湾出谋划策，曾上言南、北路文武驻扎要害，官兵营汛添设更置，台镇不可移澎湖，哨船之舵缭斗碇各兵必不可换，罗汉门、郎娇、槟榔林、阿猴林不可弃等，均受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的允行。巨细靡遗，“洞若观火”，令蓝廷珍“大奇之”。
戎马之中，蓝鼎元撰《东征集》3卷，又遍历台湾西部各地，对全台地理情形了然于胸，且能协助蓝廷珍调度指挥，确保迅速平定全台。
由于在台期间，无所不用其心，常与蓝廷珍“兄弟相对，竟日念念地方，不知其苦也”，因此蓝廷珍称赞他：“昔范文正公做秀才，以天下为己任，予弟玉霖，其庶几乎！”事平后，撰《平台纪略》。
（四）建言献策治台方略
蓝鼎元之所以被称为“筹台宗匠”，就在于他提出的很多治理台湾策略，一直是后来台湾官员的治台依据。
清领台湾后，行政建置的一府三县都集中于西部和南部，而北部和东部却未建署设官。这与康熙末年闽粤移民大量迁台，北部、中部土地已拓垦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尤其是土番居住的广大山区，汉番往来日多，而朝廷中却有人竟提出将山区列为“弃土”。
蓝鼎元建言：“台湾海外天险，较内地更不可缓，因此日之台湾，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缓。前此台湾仅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南尽琅桥，比穷淡水，鹦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之若鹜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番嗜杀。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甚至傀儡、内地、哈仔难、崇爻、卑南觅等社，亦有汉人敢至其地，与之贸易。生聚日繁，渐开渐远，虽屡禁不能使止也。”
同时蓝鼎元还提出增设县制的设想：北路地方辽阔，自昔空虚，分诸罗县地为二，在半线以上另置一县，拟名“彰化”；淡水地势重要，人口日增，置淡水厅。蓝鼎元呼吁台湾山地万万不可抛弃，特别强调山地之重要。他说：“台湾山高土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蓝鼎元的意见，多被朝廷采纳；有关置县的设想及文武官员驻扎、营汛布防、哨船挨班等建议，一一得以实现。关于不能废弃山地的呼吁，也为朝廷大官要员所接受。
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政府对移民实行禁止携眷赴台的政策，造成台湾男多女少，青壮年成家难，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蓝鼎元对此给予极大关注。在《论台湾事宜书》、《东征集》中，他列举了移民“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一庄有家室者百不得一”等大量严酷事实，建议：“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台民有家属在内地，愿搬取波台完聚者，许县呈给照赴内地搬取，文武汛口不得留难。”雍正九年（1731），清政府实行凭照携眷入台政策，就是出自蓝鼎元等官员的建议。
蓝鼎元最早提出对台湾进行综合治理的具体措施，即十九事：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欲，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日，复官庄，恤澎民，抚士番，招生番，等等。这些，一直是后来台湾官员的治台依据。
蓝鼎元之所以“大声疾呼，不啻舌敝颖秃”，是因为他提出的全百而系统的治理、经营台湾的理论体系被当时及其后的治台者所借鉴采用。
《平台纪略》是蓝鼎元在台一年后返乡撰写的。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还下手谕：“朕披阅蓝鼎元所著《东征集》，其言大有可采，着常青、李侍尧购取详闽，于办理善后时，将该处情形细加查核。如其书内所讨论各条，有与见在《事宜》确中利弊者，不妨参酌采择，俾经理海疆，事事悉归尽善。”因此蓝鼎元被乾隆誉为“筹台宗匠”。
（五）官至知府百姓皆颂
雍正继位后（1723），下诏选拔全国品学才干兼优者入太学，蓝鼎元以优贡生被选进京。清廷也在该年采纳他的建议增设彰化县于半线，同时设置淡水厅稽查大甲溪以北防务、兼管彰化捕务，使其主张终得实现。雍正三年（1725），蓝鼎元奉派校书内廷，分修《大清一统志》，其史才为朝廷所重。
雍正五年（1727），经大学士朱轼荐引，蓝鼎元觐见雍正皇帝。蓝鼎元面奏经理台湾、河漕、兼资、海运、凤阳民俗土田、黔蜀疆域6件时务，深得雍正赏识，授予广东普宁县知县，再兼署潮阳知县。
蓝鼎元到任后，励精图治，革除吏弊，兴学校、正风俗、秉公办案，深获百姓爱戴。特别是他平反冤狱，严惩歹徒，令行禁止，更是体现了吏治的严明。蓝鼎元还致力于复兴学校，亲自课经书，取缔邪教，在潮阳改邪教场所为棉阳书院，尽力改善民俗风尚，百姓皆赞。
蓝鼎元秉性亢直，刚正不阿。雍正六年（1728），因“豁免渔船例金”，以仵上官“违忤监司”，被革职入狱。幸得当地士民为其奔走鸣冤，潮州知府和总督郝玉麟、巡抚鄂弥达等多方协调、努力，才被保释出狱。
蓝鼎元请求归休，鄂弥达更为他上书申明受冤始末，遂于雍正十一年（1733）奉诏进京为雍正召见，命其署理广州知府并聘请他编纂《潮州府志》。
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蓝鼎元到任广州知府。可惜仅月余，便因病去世。蓝鼎元一生清廉，过世时家中贫困，鄂弥达及上官、同僚等“怜其贫”，集资以助，才得归葬家乡。《清史稿》为蓝鼎元立传。
蓝鼎元一生著述颇丰，除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外，还有《蓝鹿洲集》、《修史试笔》、《东征集》6卷、《平台纪略》1卷、《鹿洲初集》20卷、《女学》6卷、《棉阳学准》5卷、《鹿洲公案》2卷、《潮州府志》等书传世。《四库全书》收录蓝鼎元专著。
蓝鼎元随蓝廷珍赴台时，一些族人也先后赴台，后多留在台湾拓荒垦殖。蓝鼎元生有六子，其中长子蓝云锦当时也留台开垦，后定居屏东阿里港（现称里港乡）一带。
二、沈葆桢治台幕僚——梁鸣谦
梁鸣谦（1826～1877），字礼堂，号庆璋，汉族，福建福州人。清朝著名学者，沈葆桢兴办船政、赴台驱日和领导台湾开发建设的重要助手，中国近代西洋机器汉语定名的先驱，对船政的创办与发展、对保卫和开发台湾做出了重要贡献。居闽山巷。
（一）进士出身佐幕巡抚
梁鸣谦老家福州仓山区梁厝乡。其祖梁孟豪，父事渊，均务农。梁鸣谦自幼学习刻苦，品学俱佳，被荐闽县附生，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科第三十六名举人。咸丰九年（1859）已末科第一百四十一名进士。钦受吏部考功司主事，以四品衔，原官充军机处稽司行走。在京城前景看好。
梁鸣谦是个孝子。任京官不久，就因为母老多病，他为孝母宁愿放弃大好前程，辞官归里，奉祀孀母。
归闽后，梁鸣谦以教授生徒自给。梁鸣谦少年时就颇有文名，中进士后，声望更隆。
同治五年（1866），周开锡署福建巡抚，四处寻找拟章奏者，有人就推荐了梁鸣谦。遂入抚署任文案（秘书）。所拟文牍，颇合周意，甚得周之器重。
（二）力助沈公兴办船政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为强国强军，选定马尾，奏请朝廷创办福建船政，获准。左宗棠着手筹办，机械设备购自外国，技术力量依靠洋人。第二年，左宗棠奉命赴西北平乱，沈葆桢从左宗棠手中接过船政重担后，就请梁鸣谦做自己的幕僚。
在永盛梁《梁氏族谱》中有这样记载：梁鸣谦在船政创办之初，就力主沈葆桢办船政不能全靠洋人，还需自力更生。“梁鸣谦见事属创兴，百事繁兴，回望洋人居太上皇地位之权威，有感后患。鸣谦力倡奋发自力，摆脱洋人。但外购机械设备机械性能虽有案明载，奈洋文不通，无法一时行之。鸣谦只得亲自组织有识之士，不辞劳苦，朝夕深入机械车间，附和洋匠，解剖机械，逐一见习，记录在案，再一一合拢安装。”也正是因此，梁鸣谦被称为“中国近代西洋机器汉语定名的先驱”。
（三）抚台有功升任二品
1874年，日寇出兵占领了台湾恒春半岛，调兵屯台，声称要攻打高山族。台湾告急，清朝廷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带兵巡台，调理各国事务，整顿海防，沈葆桢携梁鸣谦赴台。
梁鸣谦巡台功在何处？主要有3点：提出巡台驱日主张，被沈葆桢采纳，成功驱日；积极支持为郑成功建祠供奉，以团结台湾民心，那副肯定郑成功的著名对联即出自梁鸣谦之手；驱日之后，梁鸣谦提议对台政制疏陈十二便，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梁氏族谱》中有这样记载——鸣谦巡台提出以“民族为重，国土为要，民心为安，处事为稳”为宗旨的处事主张，“并着手选将练兵，严防警备，扩张声势，威胁利诱，扼制日军为策略。在战术上分析：大兵未至，兵力悬殊，干戈一动，台地战场，胜败莫测，万物必失，败者损兵辱国，胜者得不偿失，动武不宜，议和为善，行者急办，事不宜迟。此议沈钦差采纳，授命鸣谦速办……避免了一场战争，为国分忧，为台民排除灾难”。
“提议对台湾政制疏陈十二便，改制台湾道，令福建巡抚驻台湾，兼理学政，建三府，立十县，调清兵，筑碉堡，增炮台于要塞，对内屯兵镇压高山族滋事叛乱之顽民，对外防御外来入侵之敌，牢守孤悬海外之国土，此议表朝廷得准允行。”
“由于沈钦差、梁鸣谦以郑成功盖棺论断，应予谥祠于台祀之，以感台民忠义之气……沈钦差授命鸣谦拟本章奏帝……幸得穆宗同治帝谕旨准于谥郑成功祠于台南。建祠中沈钦差委鸣谦拟题祠楹联句，梁鸣谦挥笔亲书予联云：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台湾事定后，光绪元年（1875），梁鸣谦以船政功升三品衔，又以抚台湾功，晋加二品衔，以候补道任用。他回家乡，修《梁氏族谱》。
（四）执教鳌峰积劳病卒
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因政务繁重，再聘梁鸣谦为助。事无巨细，皆与谘商。沈夫人去世后，沈葆桢身体也不好，就请梁鸣谦兼理家事，由此也可见沈葆桢对梁鸣谦非常信任。
光绪二年（1876）八月，梁鸣谦请假回闽嫁女，期间受福州鳌峰书院之聘，任教识，他严格执教，教导有方，亲自批改学生习作，深获学生敬重。
光绪三年（1877）五月初五日，梁鸣谦因积劳病卒于闽山巷，年仅52岁。
三、丁日昌巡台幕僚——张亨嘉
张亨嘉（1847～1911），字燮钧，一作燮君，又字铁君、铁军，汉族，福建福州人。清朝著名教育家、名臣，曾任湖南学政、广西乡试正考官、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浙江学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充玉牒馆副总裁、经筵讲官。为海峡两岸教育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曾住杨桥巷。
（一）赴台兴教亲任山长
张亨嘉，同治四年（1865）中举。光绪二年（1876）秋，与吴曾祺同为福建巡抚丁日昌幕僚，并随丁日昌渡海赴台。
抵台后，张亨嘉跟随丁日昌巡视南北番社，教民耕种并开设义学。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台北学海书院重新竣工，陈维英力荐张亨嘉。不久，张亨嘉出任学海书院山长。后台湾北部学者出其门者数百人。
（二）辗转南北入国子监
光绪六年（1880），张亨嘉任知县并升同知，分发河南东河总督府任职，参与审理清代四大奇案之一——王树汶案并为其平反。
王树汶案，为清末名臣赵舒翘平反的著名冤案之一。光绪五年（1879），河南镇平县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主犯胡体学用重金收买县役刘学汰后逃走，却以年仅15岁、并未实施抢劫的王树汶冒名顶替，致使王树汶被判处死刑。王树汶临刑前大呼冤屈。上奏朝廷后，朝廷下令河南巡抚李鹤年、东河总督梅启照等人复查审理。李、梅等人官官相护，维持原判。时任刑部员外郎的赵舒翘顶着压力，力主详查，终使冤案得以平反。真凶胡体学被严厉制裁，王树汶被释放，李鹤年、梅启照等参与此案审理的官吏多人以失职罪被判刑。
光绪九年（1883），张亨嘉考中进士，因擅长文学、书法，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光绪十四年（1888），张亨嘉出任湖南学政。他主试湖南，亲拟题目，分二三十门，发题百数十道，以考查学生的才、学、识为主。他为人正直，办事认真，每临考试，都是白日监场，夜间阅卷；尤慎于排列名次，反复斟酌，不使稍有颠倒；取舍人才，更兢较于毫厘。因其考试公平，应试者达一万七八千人。
张亨嘉曾刊行《湖南校士录》一书，命题宏博，学子争购，士习为之一变。其时他崇儒尊经，敦尚朴学，主张“先之以训诂，本之以义理，广之以兵谋、舆地、农政、河渫”，反对“以空疏为义理者”，后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即出自张亨嘉门下。
光绪十九年（1893），张亨嘉典试广西，充正考官。任上，他提出：“惟古今论国是者，曰富强，曰形势，曰人材。”“而人材非培养不成，非历试不见。”广西一行，他遍稽诸卷，拔取数十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亨嘉由编修入直南书房，升任国子监司业。
（三）创闽学会力倡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张亨嘉与林旭等集合在京闽籍人士，创建闽学会，以宣传变法维新。八月政变发生，林旭等六君子被杀害，闽学会亦遭取缔。
张亨嘉后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经局洗马，迁翰林院侍讲，擢太常寺少卿，一岁五迁，传为佳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宫廷亲贵都相信义和团有“神术”，能攘外，便饰词入告。皇上命张亨嘉察视。张亨嘉即洞察其非，向上条陈，揭露所谓“神术”，均系愚昧之举，而真正保国救民，应靠清醒的头脑处理国事。
八国联军入京后，慈禧携光绪帝西窜，张亨嘉写下著名的《奏请回銮折》，指出：由于外敌入侵，“今千里之内，田庐榛莽，市里为墟，盗贼纵横，商贾断绝”。“故以维系人心言之，则回銮不得不亟者。”他深忧边疆危机，呼吁要保边疆，保民族。他分析古今形势之异，指出“今日之患，备海而陆已危，备陆而海又急”，故须采取措施，海陆并防。他认为：“外洋入寇，必借沿海岛屿，以为屯守之基，而后能反客为主，以与中国相持。”故提出要固守台湾，以防日本侵略。他强调要防备俄国侵略，指出：“终为中国大患者，夫人而知其为俄也。”因此，主张加强边防，增兵固守，以保卫满洲、新疆和内外蒙古一带。”他还谆谆告诫：“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莫甚于以因循为宽大；委靡为老成，销锋铸鐻，粉饰太平。及至祸迫眉睫，仓皇无所措。”他痛切地指出：“清谈不可以却敌，理学不可以济变。”他分析中肯，抨击时弊，持论峻切，常令闻者色变。
光绪二十七年（1901）帝后回京，张亨嘉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
八国联军侵华，张亨嘉深受震动而警醒，开始注重新学，注重新技术。
庚子年末，张亨嘉出任浙江学政，任上着手改经史为西国政教，重视考生中有特识者，对有新学特长者，荐举于经济特科学习，不少人被选送于京师大学堂为师范生。
杭州旧有藏书楼，因兵燹被毁，邵章等重建之，唯规模甚小，藏书仅七百余种九千余册，张亨嘉乃扩而新建为浙江藏书楼，购书七万余卷，并制定章程，提供民众阅览。
由浙返京后，张亨嘉仍在南书房行走，被授光禄寺卿，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兵部右侍郎，后调补礼部左侍郎，充玉牒馆副总裁、经筵讲师。
（四）北大校长办学有方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4年2月6日），张亨嘉被任为京师大学堂（国立北京大学前身）总监督，为我国首位国立大学校长。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在庚子事变中，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学校被迫停办。
张亨嘉上任时，京师大学堂因新遭八国联军之乱，百废待举。他上任仅一月，即积极为大学堂扩充校舍，派出留学生，改进招生制度，增建操场和医学馆。与之同时，张亨嘉吸取东西文化之精华加以认真研究，广揽俊秀，类别学科，优厚礼聘学有专长的学者及外籍教授。
张亨嘉身教重于言教，处处以身作则，一丝不苟。他对师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深受师生的爱戴，一时学风颇盛。张亨嘉开创的优良学风，为该学堂以后成为闻名于世的“北京大学”打下牢固的根基。
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张亨嘉辞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职，后又任礼部左侍郎，充经筵讲官、玉牒馆副总裁。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1911年2月18日）张亨嘉无疾而终，谥“文厚”。张亨嘉为官清正，立朝20余年，空无所傍，毕生多从事教育工作。好读书，学识渊博，癖嗜书画，收藏近百件清代名家作品。
他一生著述颇丰，有《张文厚公文集》4卷、《张文厚公赋抄》2卷、《盘那室诗存》1卷存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