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他介绍了徐老碧老的近况，听说徐老碧老创作正忙，他听了，诙谐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小老弟，年轻着哩。”说着，这才将洪洋同志的信从信封里抽了出来，不一会儿就读完了，转身对我说：“你们这个策划不俗，代我向洪洋和编辑部全体同志致谢。我离开湖北这么多年，每个月都收到一期《长江文艺》，我就感到非常亲切，看到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作家的作品，禁不住总要翻一翻，读一读。”
我一听，心里不禁为之一震。我知道，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作家，虽届耄耋，仍老骥伏枥，正加紧完成他的宏扁巨著《李自成》，竟有闲暇读《长江文艺》，令我这个编刊人感慨万千，不禁脱口而出：“您老近期读了那几篇作品，我想听听您的批评。”
“徐迟的那篇小说《楚王妃复苏记》（《长江文艺》1991年10期）我读了，我不赞成徐迟这样写。科幻小说，是从科学出发加以推想，这是有生命力的，因为科幻小说可以给人以启发和想像，但徐迟这篇小说是违背科学的，也就是说不是从科学出发加以推想，而是凭空设想，我个人认为是失败的。当然罗，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那是极富震撼力，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是一座里程碑，因为那是从科学出发的。”
徐迟先生的这篇《楚王妃复苏记》，写的是二千五百年前的楚王妃出土后经由现代高科技与现代医学抢救复活的故事，我便说：“也许是诗人的幻想吧！”
“诗人可以幻想，但科学不是幻想。这个问题我不作结论，只是一家之言，你若有兴趣，可以找相关医学专家问问就明白了。”
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再聊下去。我想，也是。记得前些年，我在《散文特写选》（1949——1979）里读过姚老的散文《惠泉吃茶记》，对于无锡惠山的惠泉，这座被茶神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被乾隆皇帝题诗封为“江南称第二，盛名实能副”的江南名泉，他却不以为然，先是品茶，“不但觉不出味道好，甚至远没有南京鸡鸣寺的茶好吃。总之，香、色、味三者都极平常。”后进而提出“如果茶社的工作人员不依赖虚名，忘掉陆羽的品题，稍在茶叶、火候和茶具等方面注意一下，是可以泡出好吃的茶来的。”一篇小文，却可以看出姚老不拘一格的品格。想到这里，也就释然了，便问他还读过那些作家的作品姚老不假思索地说：“读过方方的中篇小说《桃花灿烂》（载《长江文艺》1991年8期）”
《桃花灿烂》是我主持编发的一部作品，也是《长江文艺》创刊以来发表的最长的一部作品，很想听听他老的意见，便接过他的话头：“您老感觉如何？”
姚老略为思索了一下，说道：“方方是位很有潜力的女作家，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作家。一般地来说，很多女作家常常在小说里宣泄女性心理情绪和个人的内心感受，她不是这样，她从《大篷车》开始，将自己的创作视角涉猎到较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并在充分写实的空间留有理性思索的空白，这篇《桃花灿烂》也不例外，她通过陆粞与星子的爱情悲剧，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部小说也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在表现爱一个人时，只有爱与痛苦而没有欲望，这不真实，是违背现实生活的。”
说起方方，姚老又谈及湖北的中青年作家。他说：湖北作家大多比较表层，作品缺少应有的广度、深度和厚度，如果仅仅满足于能发表、能出书、能得奖，这不行，这样下去，不会产生大作家，我多次向省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过我的意见。你这次回去，也请将我的这个意见转告毕志伦同志。作协党组的工作，就是要抓住出人才、出作品不放，推出新人新作。说到这里，姚老对我说：“我前不久读了《长江文艺》上的一部中篇小说《鱼王》（载《长江文艺》1991年11期），作者的名字很陌生，但作者对当前农村的生活非常熟悉，揭示了农村新生活产生的新矛盾，很有典型性。”我听了，即向姚老介绍了作者蒋杏的创作情况，并就《鱼王》谈了我的看法。姚老听后，没等我说完，他就说：“你说的这些为什么不写成编者按呢？你们编文学刊物的同志，在推出新人新作这个问题上，责任更大。”
我听了连连点头。
姚老呷了一口茶，话锋一转，又说：“湖北的文学批评也不够活跃，似也没有数得着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要倡导正确的创作思想，一方面热情介绍优秀的文学作品，帮助读者提高文学鉴赏水平；另一方面，对有缺点的作品，要秉笔直书，真诚帮助。至于对那些有错误的文艺观点，要敢于批评，以理服人。”
我自知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浅薄，也知道姚老曾与几位文学批评家们的笔墨官司打得火热，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与他谈下去，便把话锋一转，向他问起《李自成》四卷、五卷创作的进展情况。
“很多人都关心《李自成》的进展情况，我告诉你，我写得很慢，但天天在写，目前正在写第五卷，今年估计可以完成，但第四卷没写，准备写完五卷后再写四卷，每卷约80多万字。我写得很慢，也写得很苦，目的就是想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一个高标准的东西。”
“您老为什么先写五卷后写四卷呢？”我有些不解。
“也许李自成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悲剧更牵动人心些。”姚老笑了笑说：“我将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待《李自成》五卷完成后，接着就写我早已构思好的反映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天京悲剧》，如果上帝给我的时间还够的话，我还写一部反映辛亥革命的长篇小说。”
姚老说起他的创作计划，而谈，充满自信，说话的声调也铿锵硬朗，完全不像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聆听他的创作计划，不禁使我汗颜，我忙捧起茶杯喝了口茶，以掩饰自己的不安。
姚老谈锋正健，继续说道：“很多作家到了80多岁之后，要么不写，要么写的东西一篇不如一篇，像我这样步步攀高，在当代中国，恐怕独我一人。我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应该说是具备了各种复杂条件，譬如说少年时我的生活经历比较丰富，有的还比较独特；成年后，比较重视马列主义的研究；在史学的某些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和历史，达互我这个程度的恐怕也不多；古典文学造诣也比较深；另外，我很重视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
这就是姚雪垠，说起自己来，虽有某些夸饰，但更多的是自信。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半小时，我不敢多有打扰，这才说起此行的目的，他听后，忙从林立的书橱上拿来一部影集，从中抽出一张他的照片递给我：“选这一张作你们《长江文艺》的封面怎么样？”
我接过照片一看，似觉照片庄严有余，情趣不足，没有立即表态。姚老似看出了我的意思，忙说：“就选这张吧，这是我的标准像。”说着，话里透着得意的神色。我不便再说什么，便收起了照片，藏 在我的公文包里。（后来这张姚老的标准像我带回后，美术编辑和编辑部其他负责人与我的感觉差不多，没有选用这张标准像，而是从朋友处选了姚老的另一张照片刊在1992年第4期《长江文艺》的封面上，这是后话。）本想开口向姚老讨一幅墨宝，恐有交换之嫌，便没有开口，便起身告辞。
姚老起身送我，当他送我送到门口时，便伸出手来：“我准备今年4月回湖北一次，然后去深圳走走，到时我们武汉再见！”
“我们地武汉等候您！”说着，我紧握着姚老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1992.4.18.武昌
初访陈荒煤
走在复外大街上，望着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车辆和忙忙碌碌熙熙攘攘的北京人，不，还有外地人和外国人。
今天街头的行人怎么多了起来，多得成了灾。呵，我蓦地起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天。该不该在星期天休息打扰陈荒煤——这位历经劫难且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呢？我有些犹豫，不由皱起了眉头。
“既已到了木樨地，还是去吧！”另一个我在劝道。于是我鼓足了勇气，朝木樨地22号大楼走去。
我一边走，一边搜索着记忆……
荒煤先生，湖北襄阳人，却于1913年12月23日生于上海，小名泸生。先生从未回过襄阳，对自己的籍贯也将信将疑。1986年10月，荒煤先生应邀参加长江九省市作家协会倡导，作协湖北分会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第一次回到襄阳。一天，他无意中翻阅襄阳人物志，看到他父亲的小传，惊喜得大叫了起来。
荒煤先生的父亲是位军人，参加过革命组织共进会，武昌辛亥革命起义时，任营代表，率部队攻占清督署衙门。之后又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活动，被通缉逃至广东。少年时候的荒煤先生，满脑子里充满“革命党”的形象。
1927年大革命时期，荒煤先生正读高小，只身寄居武汉亲友家，虽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年仅14岁的他并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目标和目的，因而大革命的失败，给少年时代的荒煤先生在思想感情上带来许多迷茫、惶惑、不安和苦闷。由此，他爱上了文艺。
之后，他在省立的二中和商业专科学习了三年，由于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灾，父亲失业，他随即失学，经友人介绍，他参加了武汉反帝大同盟，武汉左翼剧联。不久，被推为剧联代表，参加武汉反帝大同盟代表团，准备去苏区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到上海后，因去苏区的交通线被封锁，未能如愿，旋即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返汉，此时，因武汉反帝大同盟领导人被捕，他又返回上海参加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活动，两年后又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七·七”事变前夕，他来到北平，事变发生后曾参加北平学生话剧团离开北平到山东、徐州、河南一带活动。不久，他来到延安，先后在鲁迅文艺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并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解放战争期间，他调至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任副理事长，负责日常工作，主编《北方文苑》杂志，兼任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主任。晋察冀鲁豫边区合并后，任华北人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后调石家庄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接着，他先后参加了天津、武汉军管会文教部工作，先后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之后，他调至北京，先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剧本及故事片生产管理工作。
客观地说，荒煤先生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是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像《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名作，至今还为不少观众称道。然而厄运和灾难却等待着他。1964年文化部整风时，他因拒绝带头揭批夏衍并与之划清界限而被撤职，调至重庆市当了一名主管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副市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调回北京，旋即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受尽磨难与摧残。荒煤先生曾写了一篇题为《梦之歌》的散文，就是写自己度过这段囚禁生涯时，内心的沉痛和绝望，情感的凄愁与哀伤，任何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读完它之后，也许都会掉下眼泪的。走出监狱恢复自由后，荒煤先生竟又回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部清理书库，填写卡片。直到1977年冬，夏衍同志主动与他联系，建议他写申请书，要求组织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夏衍同志并将他的申请书转交邓小平同志。之后，荒煤先生又回到北京，并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四次文代会后，他又兼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参加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工作，并兼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委员、《文艺报》副主编。1981年3月，又调回文化部任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
荒煤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组织工作者，也是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早在1934年秋，他在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三年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和《在长江上》，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中，他深入农村、部队中采访，先后写出《陈赓将军印象让》、《刘伯承将军会见记》、《新的一代》、《模范党员申长林》等报告文学，创作和与人合作了多幕剧《总动员》、独幕剧《我们的团指挥部》、多幕剧《粮食》以及短篇小说集《在教堂歌唱的人》，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评论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1964年他编造了近40万字的论文集《在电影战线上》已付排终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致使其胎在腹中。但新时期以来，荒煤先生像久贮地底的岩浆遇到突破口后，便以不可遏制的热情喷吐出来，共写了120多万字的评论文章和大约50万字的散文，著有《荒煤短篇小说选》、《荒煤散文选》、散文集《荒野的地火》、《梦之歌》、《荒煤选集》二卷，文学电影评论集《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攀登集》、《探索与创新》等，其中散文集中获优秀散文奖。
没等我走出记忆，我已按响了荒煤先生家的门铃。
门开了。开门的正是荒煤先生，当我把目光投向先生时，我看见他宽大的前额闪烁着哲人与思想家的光泽，而棕褐色的脸膛上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盛满世事的沧桑。
荒煤先生将我让进他的书房，当我带着歉意说明来意打扰先生休息时，他声音朗朗地说：“不碍事，不碍事，今天孩子们都出去玩了，就我在家，正好聊聊。”说着，先生亲手为我泡了一杯果汁，我忙伸手接了过来，甜甜的果汁暖暖的，使我感到几分暖意。
喝了一口果汁，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轻松了许多。初见荒煤先生，不免有些拘谨，而先生的热诚，使我感到亲切，就仿佛回到久别的家里一样。
我把刚出版的《长江文艺》递给先生，先生接过《长江文艺》看见徐迟先生安神地坐在一张古木藤椅上，坐在《长江文艺》封面上，先生笑着对我说：“如今不少期刊杂志的封面都是美女佳丽，你们怎么要把我们这些老头子搬上封面？”
“《长江文艺》今年的封面设计，几种方案经过选择与比较，最后决定以湖北藉和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的著名老作家的艺术照片作封面，除了对这些著名老作家的尊重与热爱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表示我们对文学的忠诚。”我说。
先生听我这么一说，便问起《长江文艺》编辑部的编辑构成情况，稿件来源情况，发行数额以及办刊经费来源等等，先生问得很仔细，我也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详细向先生一一作答。
先生听了我的回答后说：“文学行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这就是说，作家要写，编辑要编，还需要工人印制出书，这样才能使一部文学作品问世。所以，作为参与文学行动本身的编辑人员，除了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鉴赏力外，还应具有敏锐的创新精神和良好的创新意识，才能推动文学创作的深入发展。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作家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获得空前的繁荣与发展，这与一大批编辑辛勤耕耘默默工作分不开，我也作过编辑工作，我对编辑这个职业怀有深深的敬意。”
当我向先生说起目前严肃文学刊物，由于供血不足生存艰难而不能不让出版面发表“广告文学”搞有偿服务时，先生的脸沉了下来，他说：这只能是饮鸩止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