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收到我当时写给她的信，开始感到非常不安。她从信中觉察到的那种兴奋，觉得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想象我肯定堕入了情网，交了女朋友，不过她还不敢点破。但是她的信里充满了暗示，让我窥见了幽灵。她恳求我回去，“一刀两断”。
事实真相，如果她知道了，更会把她吓坏，因为与女朋友一刀两断容易，要摆脱自我就难了，要想成功，要有这种愿望才成。然而，我并没有立刻开始自我暴露，不能立刻指望摆脱自我，也并非马上就能发现我心里的新十戒板。因为对我来讲，仅仅从戒律中解脱出来是不够的，我企图使我的狂热合法化，给我的疯狂找到理由。
上面这几行文字的语气，肯定会使人以为我在这里承认错误呢。其实，从中应该看到的，多半是谨慎，是对我所知道的人家可能对我提出非议的一切事的回答，是让别人听到我已经自己对自己提出非议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不认为存在考虑道德和宗教问题的方式以及面对这一问题的行为方式，我在此生某个时刻可以认识到并变为自己的方式。其实，我愿意调和各种问题和五花八门的各种观点，但我什么也不能排除，只好准备交给基督去解决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Dionysos），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阿波罗阿波罗（Apollon），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之间的争端。我的爱慕驱使着我，总是不断深入这片沙漠，不断向前走，去寻求我所渴求之物，那么我怎样在这沙漠的那边——怎样以什么样的爱的激情，重新找到福音书呢？现在还不到谈论这个的时候，也还不到谈论我从中汲取的教诲的时候。当我以新的眼光阅读它的时候，我会看到思想和文字突然被它照得通明透亮。对于教会对福音书的解释，对于经过教会的解释，福音书的神圣教诲我几乎辨认不出来了这个事实，我既感到遗憾，又感到愤慨。我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我们西方世界正因为根本看不到这一点，或者根本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正在消亡。这已成为我的深刻信念，揭露这种弊端的责任落到了我头上。因此我打算写一本书，题目想定为：《反对基督的基督教》。这本书已经写了许多页，在更平静的时期也许早就已经发表了，还有就是如果不使一些朋友难过，不严重损害思想自由的话，我把思想自由看得比其他一切都更可贵。
在所有问题之中，尤其是这些严肃的问题，本应立刻使我感到苦恼的，却只是后来才真正让我费脑筋。如果说当时我还没有明确提出来，但它们已萦回在我心里，使我无法从轻易得到、春风得意的享乐主义中去寻求安逸。关于这一点，现时我谈得够多的了。
我终于顺从了母亲的恳求，在她去拉洛克之前半个月，回到了巴黎她身边。我应该在七月份去拉洛克与母亲相聚，可是我到那里再见到她时，她已经气息奄奄。和母亲一起生活的这最后几天（我说的是在巴黎的那几天），是放松和暂息的几天。应该承认，与正在酝酿的争论和斗争相比较，回忆起这几天，回忆起我们最明朗的关系，我感到某种安慰。甚至在这里我之所以用了“暂息”一词，是因为在我们之间任何持久的平静都是不可能的；能使彼此稍微喘息的相互让步只可能是暂时的，无意中一个误解就又会争论起来。尽管如此，我并不完全把过错归咎于母亲。我觉得她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在她折磨我最厉害的时候。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的母亲，能不设法把自己的儿子管得服服帖帖，不过孩子不服管也挺自然。由于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每当遇到父母与孩子之间能够完全和睦相处的例子，比如保罗·洛朗和他的母亲，就不免感到惊异。
帕斯卡尔不是说过吗，我们根本不是爱人，而是爱人的品质。我想对于我母亲，她所爱的品质根本不是她所爱的人事实上具有的品质，而是她希望看到他们具有的品质。至少，她对别人，尤其是对我所进行不懈的工作，就是这样理解的。她这种工作搞得我烦透了，都不知道我的恼怒是否最终损害了我对她的全部爱。她爱我的方式有时令我恨她，使我老想发火。请想象一下吧，如果我总是惹你生气，请想象一下吧，如果通过不断监视你表示对你的关心，如果对你的行为、你的想法、你的开销、你选择一块什么布、你选择读什么书、你的一本书用什么题目，都要不停地叫你怎样做，不停地来烦你，那会出现什么局面呢……《人间食粮》这个题目母亲就不喜欢，由于要改变还来得及，所以她就不知疲倦地一次又一次要求我改。
几个月来，微不足道的金钱问题，又在我和母亲的关系中，增添新的生气的原因。母亲每个月给我一笔她认为够我花的生活费，即三百法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笔钱我一般拿出三分之二购买乐谱和书籍。她认为把父亲留给我的那份财产让我自由支配是很不谨慎的。那份财产数额多少我不知道，而且母亲小心在意不让我知道我长大了有权利支配那笔钱。这里请大家不要误解，引导母亲这样做的不是任何私利，而仅仅是出于防止我自己乱来和把我置于监护之下（最令我生气的正是这一点）的愿望，是出于某种适当感，冒昧地说，即份额适当（这里涉及的是我的一份）。这种适当感使她按照她对我的需要的估计，来衡量她决定给我多少合适。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她给我看的账目显示收支根本无平衡可言，我听到谈论的“数字胜于雄辩”。与母亲打交道，每份账单都能作为一篇辩护词，旨在向我证明：改变方式我捞不到任何好处；她每月付给我的钱，等于甚或超过我的财产的收益。我们共同生活的一切开销，在这里都是以扣除来计算的，所以我觉得调和一切的办法应该提出相反的建议，凡是我呆在她身边的时候，都付给她膳宿费。正是这种折中办法，使我们的争论得以平息。
不过我说过，在长时间分别之后这半个月的共同生活犹如万里晴空。当然，我是很尽心的，仿佛我们双方都有点预感到，这些日子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后日子了，因为在她那方面，妈妈显得我从未见过的随和。重新见到我的快乐，并没有像她根据我的信所想象的那样受到损害，大概也是使她心肠软下来的原因。我只感到她是一位母亲，我也很高兴地感到是她的儿子。
这种共同生活，我本来以为再也不可能了，这时又开始怀有希望，并且打算整个夏天留在拉洛克呆在她身边。母亲先于我去了拉洛克，去打开房子的门窗，爱玛妞也可能去那里与我们相聚。仿佛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和谐更加完美，母亲终于向我承认，她殷切盼望的，莫过于看到我与她早就视为自己儿媳的姑娘结婚。可能也因为她感到自己体力越来越不济，担心撂下我孤单一人吧。
我在圣隆-拉布雷太什我的朋友ER处逗留，准备离开这里再到母亲那里去，突然我们的老佣人玛丽拍来一封电报叫我火速前往。我赶到那里。再见到母亲时，她躺在大房间里，这个房间我前几年夏天当作工作室。平常母亲来拉洛克住几天，并不把所有房间都打开，喜欢住在这个大房间里，而不睡在她自己的卧室里。我觉得她认出了我，但她似乎对时间、地点、她本人以及她周围的人，已经没有清醒的意识。她既没有见我来了表示惊喜，也没有再见到我表示高兴。她的面容没有很大变化，但目光无神，脸上毫无表情，以至于让人觉得，她的生命尚存的这个肉体，已经不再属于她，不再听从她支配。这情景真不可思议，我的感觉更多的不是惊愕，而是怜悯。塞了好几个枕头，让她保持半坐的姿势，她的双手伸在床外面，在一本摊开的厚簿子里，吃力地写着什么。那种想要干预、建议、说服的躁动着的欲望，依然在劳累着她。她内心里似乎正经历着痛苦的骚动，手里的铅笔在白纸上滑动，但再也画不出任何记号。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这最后的努力归于徒劳。我力图对她说话，但她已听不见我的声音；她也试图对我说话，但我已分辨不出她的话的意思。我希望让她休息，拿掉她面前那个簿子，但她的手在被单上继续写。她终于入睡，面容渐渐放松，手停止了乱动……这双可怜的手，刚才我还看见它们在绝望地挣扎，现在打量着它们，我突然想象它们搁在钢琴上的样子，记起过去它们也曾笨拙地按动琴键，也努力想表达一点诗意，一点音乐，一点美……这回忆立刻使我心里充满无限的崇敬，我往床前一跪，将脸埋在被单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个人的悲伤不能令我落泪，我的脸依然干干的，虽然心里痛苦至极。因为我的一部分总是往后拽，瞪一眼另一部分，冷嘲热讽地说：“得了吧！你不至于这么不幸！”另一方面，如果事关别人的悲伤，我的感受会比自己的悲伤强烈得多，就有流不完的眼泪。不过更多的情形是，每当遇到美、高贵情感、献身精神、忠诚、感激、勇气，或者某种非常天真、非常纯洁，甚或非常幼稚的感情，抑或任何十分强烈的艺术激情的流露，我都会立刻热泪盈眶，使得旁边的人目瞪口呆，如果我是在参观博物馆或者听音乐会的话。记得在佛罗伦萨的圣马克修道院，一些英国姑娘看见我站在安吉利科安吉利科（Angelico，约1400—1455），文艺复兴前期佛罗伦萨画派著名画家，作品体现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浓厚的古典主义特色。的巨幅壁画前面泪流满面，都禁不住发疯似的笑起来。当时我的朋友杰翁陪同我参观，与我一块流泪。我承认，我们俩那样流泪的情景的确很可笑。同样有一段时间，只要听到阿伽门农的名字，暗地里我的眼泪就像开了闸门似的，这说明我对神话里的万王之王陛下是多么深深地崇敬和理解。因此，现在使我的心灵难以平静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丧母之情（为了真诚，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丧事并不怎么令我悲伤；或者可以说：我悲伤是因为看到母亲痛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她离我而去）。不，我哭泣，主要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赞赏这颗从未产生任何卑劣念头、只为别人而跳动、时时主动承担职责的心，主要不是因为敬仰而是出于天生的倾向。母亲可以谦卑地但非常真诚地和马雷伯说：“我一直把自己受奴役的地位当成一件微薄的祭品，无论供奉给哪个祭坛，心里总充满了惭愧，双手瑟瑟发抖。”我尤其赞赏她一辈子坚持不懈地努力，使自己更接近她认为可爱或值得爱的一切。
我单独——单独和她呆在大房间里，目睹着死亡肃穆的拥进，谛听着这颗不甘愿放弃的心脏不安的跳动在我心里的回声。它还在顽强地搏斗！我曾经目睹过其他一些人临终的情景，但都没有这样令我肝肠寸断，这或者是因为我觉得那些情景更带结局性，更自然地结束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仅仅是因为我没有这样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妈妈肯定不会再恢复知觉，所以我并不急于叫姨妈们来她身边，很想一个人守着她。在她临终的时刻，只有玛丽和我陪伴她。当这颗心最终停止跳动时，我感到自己整个儿坠进了爱、悲痛和自由的深渊。
这时我感到奇怪的是自己的思想竟易于陶醉在崇高之中。丧母的最初时刻，我是在一种精神陶醉状态下度过的。这种精神状态使我在行为上不假思索，只要自己觉得崇高，理智和心灵就会马上赞同。我开始向一些亲戚甚至远亲，散发一些小首饰和物品，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母亲的，对我而言都极为珍贵。出于亢奋，出于爱以及对赤贫莫名其妙的渴望，我就在要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送人，连自己也送掉。对自己内心财富的感觉使我充满自豪，产生了如痴似醉的牺牲精神。仅仅想保留一点东西的念头都会令我感到羞愧，我只接受能令我自我欣赏的东西。母亲在世时我大声疾呼的这种自由，现在却像大海上的风一样令我头晕、窒息，可能还感到害怕，像突然被释放的囚犯感到头昏眼花，像突然扯断了绳子的风筝，像断了缆绳的船只，像任凭风吹浪打的漂浮物。
我还可以抓住的唯一东西是我对表姐的爱情，唯一还能给我的生活指引方向的东西是我要娶她的意愿。我肯定爱她，只有这一点我坚信不移，甚至感到爱她甚于爱自己。我在向她求婚时，所考虑的更多的是她，而不是自己。我尤其被那无限广阔的天地所吸引，想把她带进这无限广阔的天地，而不顾虑它充满了危险。因为我相信没有我的热忱战胜不了的危险，任何谨慎都是怯懦，对危险的任何重视也是怯懦。
我们最真诚的行为，也是最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事后试图加以解释毫无意义。命运左右着我，可能也左右着我暗暗让自己的天性接受挑战的欲望。因为，在爱玛妞身上我所爱的不是美德本身吗？我这个欲壑难填的魔鬼所娶的却是苍天。不过这个魔鬼我立刻忘得一干二净。悲痛的眼泪彻底浇熄它的欲火。我仿佛被湛蓝的天空映得眼花缭乱，我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对我而言已不再存在。我想我可以把自己整个儿给予，没有丝毫保留。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订了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