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工作的协调是一个综合协调，既包括部门、单位之间的协调，又包括具体工作的协调，还包括人际关系的协调。
人际关系是领导工作中的重要关系之一，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领导者科学决策，获得支持，促进自我提升，人际关系恶化的领导就会失去民心，得不到上下级的支持，在工作中处处碰壁，纵使有权力也实现不了领导的任务。一位高明的领导者必然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邓小平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在领导工作中他很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表现领导者高超的人际协调艺术。
在领导者人际关系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可以说是一对同事加朋友的典范。
“刘邓不可分”一直是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老同志中流传的佳话。曾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工作了近两年的新华社记者李普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到了冶陶，从中央局听说前方马上又要打大仗……这里所说的将要在前方打大仗的，就是刘邓大军。那时候它的正式名称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来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是它的司令员，邓（小平）是它的政治委员。讲到这支部队的活动和业绩，他们两位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老部下说得很形象：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字中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邓小平自己也曾深情地说：“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刘邓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源于他们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邓小平和刘伯承都出生于天府之国四川省，按中国古历，也都属龙年出生。但是，他们俩在阅历、资望、性格爱好方面相差甚大。
刘伯承1911年就在四川省万县参加了辛亥革命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他先后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是一名“手执青锋卫共和”的猛将，在四川军界，声威远播。1926 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了四川泸顺起义、南昌起义，随后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在中央军委工作，1932 年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在长征中，他指挥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抢占皎平渡、勇渡大渡河。抗战伊始，他便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组织所部夜袭阳明堡机场，伏击七亘村日军，并在正太路南侧歼灭日军1000 余，是红军、八路军中声名赫赫的一员大将，被人称为足智多谋的“独目将军”。
邓小平虽然早于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除了1929年、1930年组织、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外，无论在旅欧期间，还是在上海、在中央苏区，所从事的都是政治工作。刘邓在资望、阅历上不尽相同，工作方法也有差别。一位老同志这样描述他们：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邓小平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就是业余爱好，二人也迥然而异。刘伯承闲时多是散步，聊天。不过由于他博学多闻，闲聊起来，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古今中外，无所不侃。常有令人捧腹的笑话出口，人称“口头娱乐家”。邓小平业余活动则相当丰富，除各项运动之外，还常在“梅花”、“方片”、“黑桃”、“红心”中斗法，或是在麻将城中摆方阵。尽管如此，在许多129师和第二野战军老同志的心目中，刘邓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他们在工作上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搭档。之所以刘邓形成这样杰出的同志和朋友关系，关键是他们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之下善于在性格上进行协调，相互尊重，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在这之中，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关系，在胸襟博大的刘伯承前邓小平所做的工作又能更多些。邓小平对比自己年长12岁，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与高超的指挥艺术的刘伯承十分敬重。
在长期的共事过程中，由于刘伯承年事较高，右眼因伤失明，左眼视力微弱，行动上多有不便。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保障他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图谋大略，邓小平总是力争多做一些组织实施的具体工作，前方指挥，他总是抢挑重担，亲自起草、签发电报，亲自值班把守电话机，督促作战方案的贯彻执行。战事紧张时，为了不打扰刘伯承休息，邓小平则让战士们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他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在行军中，特别是在夜行军中，邓小平也总是时时刻刻不忘关照刘伯承。当刘伯承骑马夜行时，邓小平会与他说：“夜间这么黑，你骑在马上，要是马一失蹄，把你摔了就不得了。你还是把马解放一下吧，下来我们俩一道慢慢走，还稳当些。”赶上比较崎岖难走的道路，邓小平还曾要求警卫战士为刘伯承准备一副担架。尽管刘伯承一直没有坐过这副担架，但它却映衬出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关心。
邓小平不仅自己时时处处关心照顾刘伯承，而且时常要求所部干部战士关心照顾刘伯承。据第二野战军作战科科长张生华说，邓小平经常对他们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刘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情谊，解放后得到加强和升华。在西南、在北京，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两家相邻而居，往来十分密切，成为真正的世交之家。
在刘邓的熏陶下，各级指挥员一般都能在总的意图上独立自主地抓住战机，尤其在接近胜利进展之际，各部队都能进行向心集中作战，发挥全力，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灵敏性。而刘邓在指挥中也常常预先以训令形式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以便下级机断行事。邓小平1989年在回顾二野战史时评论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2页）
在领导活动中，一方面由于受生产的社会化和人的社会化的双重影响，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国家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逐步深化，必然触动权力调整、利益分配等一系列敏感问题，这很容易诱发人们的心理失衡，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和复杂化。这些问题和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都要求领导者学习邓小平的人际艺术，做好人际关系的沟通协调，理顺关系，减少摩擦，避免环节重复，使各项分力集聚起来，朝着共同的目标运行。
邓小平在治理国家、治理军队的实践中，很早就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工作能力。邓小平当年率领大军，是以政治委员的职务和党的书记的身份同军事指挥员一起在建军和作战方面合作共事，共同负责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的老本行，他对此很熟悉，很精通；并且他做政治工作的效率很高，经验很丰富。刘伯承元帅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领兵打仗还行，政治宣传和党内组织工作得靠邓小平政委。”（《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374页）这句话是长期与邓小平搭档的刘伯承对邓小平非凡的政治工作能力最中肯的评价。
邓小平做政治工作卓有成效，有着他显著的特点，他的政治工作很有感染力，他是我们党内一位具有高超思想政治工作艺术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