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艾丽丝·雷德劳小姐！她在六门13年级的结业考试中，包括英语、历史、法语以及其他的一些课程，获得了最高的等级，由此赢得了西安大略大学提供的入学奖学金。这份奖学金包括50加元的现金，125加元一年的学费补贴，连续发两年，总额为300加元。因为她在八门13年级的结业考试中进入了前25%，因此也获得了学院奖学金，同样125加元一年的学费补贴，连续发两年。在所有申请西安大略大学的学生中，艾丽丝在英语单科成绩上名列第一，因此还获得了自治领生活助学金，400加元每年。在13年级共11门课程的结业考试中，艾丽丝在9门课中获得了第一名，在剩下的2门课中获得了第二名。我们祝愿她在西安大略大学的新闻系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这份新闻稿中列举的各类奖学金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尽管如此，事实上艾丽丝所能得到的全部经济保障仅仅为两年。
1949年秋天，艾丽丝进入西安大略大学新闻系学习。从此，她离开了自己出生并度过了女孩和少女时代的威汉姆小镇。此后，虽然门罗也曾短期回家拜访，但却再也没有回到这片土地上生活。不过其实她一直没有远离。在作家门罗的回忆里，在她的创作里，在她无数生鲜活色的故事里，威汉姆镇上的旧人旧事成为了她最大的人生财富。从很大程度而言，门罗的创作之所以能震撼人心，也正是因为她的故事深深扎根于生活，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记忆对于门罗而言，是最丰富的灵感之源。
短篇小说欣赏《男孩与女孩》
短篇小说《男孩和女孩》（BoysandGirls）最初创作于1966年前后，后收录在门罗成名作，即1969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获奖作品《快乐影子之舞》（DanceoftheHappyShades，1968）中。这是个不过8000字的成长小故事，却被评论家公认为《快乐影子之舞》中最出色的短篇之一。
我的父亲是一个养殖狐狸的农场主。也就是说，他养银狐，养在围栏里；每到秋天和初冬的时候，他会把它们杀了，剥皮，把皮毛卖给哈德逊湾公司或者是蒙特利尔皮草行。这些公司会送我们作为奖励的英雄日历，我们把它们挂在厨房门的两边。日历上的画面是一片蔚蓝的天空，松树林郁郁森森，汹涌的河水从北方一泻而下，仪表堂堂的探险者挥舞着英国国旗或者法国国旗；大批大批的野蛮人向着运输的货物俯首称臣。
圣诞节前连着好几个星期，父亲吃了晚饭就去我家房子的地下室工作。地下室的墙刷得雪白，工作台上一盏一百瓦的台灯将一切都照得明晃晃的。弟弟莱德和我就坐在最高一级的台阶上看着。父亲把皮从狐狸的身上拔下来，从里到外地翻过来，剥了皮的狐狸，在失去了华丽的皮毛的保护后，看上去是惊人的小，恶心，像老鼠一样。这些光溜溜的、湿哒哒的尸体被收集到麻袋里，然后就会在垃圾场烧掉。有一次我家的帮工，亨利·贝利，用这个麻袋用力地打了我一下，还说：“送你个圣诞礼物！”母亲觉得那一点儿都不好玩。事实上，她对所有这一切剥皮的事都不喜欢——包括杀狐狸，给狐狸剥皮，以及后期毛皮处理——她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在家里面做。因为味道真的很大。父亲把皮毛都从里到外地翻过来，在一块长板上平铺好，很小心地擦洗它们，去除那些血管上的小结块，还有油脂粒，于是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散着血和动物脂肪的气息，连带着一股狐狸身上强烈的臭味道。我觉得这味道很有趣，很放松，就好像是橘子和松针的味道。
《男孩与女孩》的开篇就描绘了一个经典的门罗家庭，即雷德劳家庭的一个镜像。同样是属于安大略的农户家庭，家庭结构同样由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构成，同样经营着一个家庭养狐场。故事中的小女孩作为叙述者，敏锐地注意到了狐狸养殖中的血腥与暴力，也感受到了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性别差异。11岁的女孩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向往着像英雄一样去冒险，去找刺激，并且拥有父亲的力量和权威。
等我们被赶到床上睡觉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闻到狐狸的味道，听到亨利的笑声，这些都提醒着我们地下室那个温暖、安全、明亮的世界的存在，但是那些味道和笑声又似乎是忽近忽远，忽隐忽现的，漂浮在顶楼冰冷、陈腐的空气中。我们害怕在冬天的夜里待在楼上。我们并不害怕“外面”，虽然这时候外面的雪堆席卷着我们的房屋好像沉睡的鲸鱼，狂风从被埋葬的土地中呼啸而起，整夜咆哮，冻僵的沼泽地里，古老的鬼怪悲伤又慑人地合唱着。我所害怕的是里面，是我们睡觉的房间。那时候我家房子的楼上还没有装修。一面墙上连着一个从下至上的砖结构的烟囱。在地板的中间，有一个方方的洞，四边围着木头栏杆；楼梯就是从那里升上来的。楼梯井的另一边是一些对谁都没用的杂物——一卷军用毛毡，竖直地立着，一个藤制的婴儿车，一个草编篮，一些裂开了口的瓷罐和瓷盆，一幅克里米亚战争的画，难看得很。等莱德稍大一点，开始懂这些事的时候，我就和他说：那地方住着蝙蝠，还藏着骷髅。一旦有人从乡里的监狱里逃跑了——监狱离我家有20英里左右——我就会假想他从我家的窗户里溜进来，躲在那卷油毡后面。当然我们也有办法保护我们自己。只要灯亮着，我们好好地待在床上，不踏出那块破地毯的方方的范围，我们就是安全的；一旦灯黑了，就只有床上是安全的了，其他地方都不安全。想关灯的时候，我得跪在床头探着身子，尽可能用力地伸长手臂，才能够得着关灯的那根线。
在黑夜中，我们躺在自己的床上，我们窄窄的救生筏上，将我们的目光定格在从楼梯井透过来的微弱的光上。我们开始唱歌。莱德唱《圣诞欢歌》，他什么时候都唱那首歌，也不管究竟是不是圣诞节。我唱的则是《丹尼男孩》。我喜欢我自己的声音，脆弱，哀怜，在黑暗中慢慢升起。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辨别出窗外森林的轮廓了，阴郁的，惨白的。当我唱到“当我死去，逝者已矣”那一段的时候，我会感到一阵战栗，并不是因为冰冷的被单，而是一种快乐的情绪会一下子让我沉默下来。“你跪下讲述，关于我的那段情愫——”情愫是什么意思啊？每一次，我都忘了去查一查。
唱完歌后莱德总是直接睡着了。我能听见他长长的，满足的，带着泡泡声的呼吸。现在，我自己待着的这最后的一段时间，也是一天中最为隐私恐怕也是最为美好的这一段时间，我把自己紧紧地裹在床单之下，开始想象那些每晚每晚都会重复的故事。那些故事的主角都是我自己，故事里面我比现在的自己还要再大一点儿；故事发生在一个和我现在的世界很像，却又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在那个世界，机会无处不在，时刻都能感受到勇气、勇往直前和无私奉献。我从炮火纷飞的大楼里救人（现实里正在进行的战争距离鸠比利镇实在太远了，这真让我扫兴）。有两只得了狂犬病的野狼包围了学校的操场，我把它们全都射死了（老师躲在我身后瑟瑟发抖）。我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精神抖擞地在鸠比利镇的大街上巡视，接受着镇上居民感激的敬礼，为了什么英雄事迹呢，其实我也还没完全想好。（这里还没有什么人骑过马呢，除非是比利王在英国橙子军日的游行上。）这些故事里总是有骑马和射击，虽然我其实只坐过马两次——不用马鞍的那种，因为我家没有马鞍——而且第二次的时候我还滑下来了，一头栽在了马脚下；那马就很平静地从我身上跨了过去。我真的开始学射击了，但是还射不准任何东西，更别说放在篱笆柱子上的罐头筒了。
女孩渴望和父亲结盟。因此，她非常喜欢帮父亲在养狐场干活。养狐场是屋外的世界，一个生鲜活色、充满了变化的世界。而父亲在那个世界里，仿佛像上帝一般，掌握着对于狐狸生杀予夺的大权。通过做父亲的小助手，女孩似乎也分享到了一种优越性，感受到一种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认同与肯定。
活蹦乱跳的，这些狐狸就居住在我的父亲为它们准备的世界里。那里四周都围着高高的护栏，好像一个中世纪的城堡，也有一个总门，晚上的时候可以锁起来。在这个狐狸镇上，沿着主道，两边都是高大结实的狐狸棚。每一个棚都有一个真正的门，足够让成年男人从中穿过，沿着铁丝网也有一个木头的斜坡道，狐狸就可以在上面跑上跑下，还有一个狐狸窝——就好像是带着呼吸小孔的衣服柜子——狐狸就在里面睡觉，过冬，并且生小狐狸。喂食和喂水的碟子都系在铁丝网上，可以从外面倒空清理。这些碟子都是用旧的罐头筒做的，斜坡道和狐狸窝则是用旧木头的边角料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干净整洁、设计巧妙；我的父亲具有无穷无尽的创意，《鲁滨孙漂流记》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最喜欢的一本书了。他还在手推车上装了一个铁皮桶，这样就可以把水运到狐狸棚里。那也是我在夏天的工作，那时候狐狸需要每天添水两次。一次是在9点到10点之间的早上，还有一次是在下午。我会用水泵打水把水桶加满，推着手推车穿过谷仓地把水运到狐狸棚，然后停好车，带着我的水桶，沿着狐狸棚走。莱德也会跟着一起来，带着他小小的奶油绿的园艺水桶，也灌得满满的，水桶不停地撞在他自己的腿上，把水洒到他的帆布鞋子上。我的水桶是真正的水桶，是我父亲自己用的，尽管我只能把水加到四分之三满。
女孩相信自己比弟弟要强壮。虽然和父亲交流不多，但是她觉得父亲和她能够彼此理解。她也喜欢别人能把她当作男孩，她相信自己，而不是弟弟，才是父亲的继承人。
除了送水，父亲除草的时候我也会帮忙，那些长在狐狸棚中间的长草，羊角草，还有开花的臭味草。父亲用剪刀剪，我就把它们耙成堆。然后，他就会用一个长柄叉，把新鲜割下来的草铺在狐狸棚的上面，帮狐狸们挡挡太阳，凉快凉快，这样对皮毛好，太多阳光会把皮毛晒黑的。父亲一般不对我说话，除非是吩咐一起做工作什么的。就这一点而言，他和母亲非常不一样。母亲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事都和我说一遍——她做小女孩时候的那些女朋友的名字啊，她大一点出去约会的那些男孩子的名字啊，她穿什么样什么样的裙子啊——她现在完全都想不出那些裙子到哪去了。但父亲的思想和故事都很私密，我很害羞，不敢问他，也从未问过他任何问题。尽管如此，我非常喜欢在他的监管下工作，并且带着一种自豪感。一次，一个饲料推销员也到狐狸棚里来找父亲说话，父亲说：“想见见我新雇的小伙子吗？”我转过头，奋力地耙着草料，心中激荡的欢喜瞬时就涨红了脸。
“你差一点就骗到我了，”推销员说，“我还以为这只是个女孩呢。”
女孩不喜欢母亲的生活。她觉得父亲的工作代表着权力，但母亲的家务劳动似乎根本不是工作，而只是一种奴隶般的负重，没有思想，失去自我。女孩非常惧怕自己会重蹈母亲的覆辙。
几乎很少能见母亲到牲口棚来。除非是要做什么事，她几乎都很少到屋子外面来——偶尔她会出来晾晒洗好的衣服，或者去花园里挖土豆。她总是看起来不合时宜，两条肿胖的腿白晃晃的，很少晒到太阳。她的围裙依然系在身上，还因为洗晚餐的碟子把肚子上的一大片都弄湿了。她的头发束在一块手帕里，一小缕散落了出来。通常在早上她都会把头发这样扎，还说什么她没时间把头发弄得体面，然后一整天头发都会那个样子扎着。不过那确实也是真的。她真的没有时间。那些日子我们的后院都堆满了整篮的桃子、葡萄和梨，都是镇上买来的，还有自家种的洋葱、西红柿和黄瓜，全都等着她来做果冻、果酱和腌菜、酸菜和辣椒酱。厨房里，炉子上的火整天都是烧着的，罐子里咕咕响着烧开的水，有时候，装奶酪的布袋子挂在架于两个椅子之间的棍子上，用来挤蓝黑色的葡萄果浆好做果冻。我也被分配了工作，于是就会坐在桌子旁削桃子皮。那些桃子事先都被浸在了热水里。或者就是切洋葱，我的眼睛被刺激得不停地流泪。一旦我的活干完了，我就迫不及待地奔出屋子，赶在母亲想到她还能接着支派我做什么之前逃到她喊也喊不回来的地方。我讨厌夏天又热又黑的厨房，讨厌厨房里的绿纱窗和粘蝇纸，讨厌一成不变的油布桌子，表面不平的镜子，还有皱皱搭搭的厨房地面油毡。我的母亲总是太累了，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和我说话，她也没什么心情再和我说师范学校的毕业舞会；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她总是屏着一口气在数啊数，指着不同的罐子，倒着一杯一杯的糖。我觉得在屋子里的工作实在是无休无止，闷得要命，而且特别压抑；而那些在屋子外面干的活，帮着父亲干的活，则具有一种仪式般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女孩还是很快感受到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既来自不断长大的弟弟，也来自觊觎控制自己的母亲。总有一天弟弟会长大，会取代自己对于父亲的重要性，而到那个时候，母亲将接管自己，将自己关入那个屋内的世界。
我把水箱用车运到牲口棚那里放好，恰好听见母亲说：“等莱德再大一点，你就会有一个真正的帮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