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隐喻地将依存于男性的女性的命运和被男性圈养的、等待屠杀的狐狸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将城镇的密闭的、功能有序的生存环境与养狐场的狭小与隔绝联系在了一起。出于潜意识中的认同感，母亲本能地厌恶父亲的屠狐行动，并敬而远之。同样，年迈的役马麦克和母马弗洛拉也激起了女孩强烈的同情心。尤其是对热情的、焦躁的弗洛拉，女孩感受到了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即超越了话语控制的心灵相通。与已经安分于“惯习”的祖母、母亲不同，成长中寻找自我的女孩依然盼望期待冲破束缚、得到自由。然而她所有能做的不过是在“惯习”面前做一点“不像个女孩”的姿态得些心理安慰而已，比如糙手糙脚、坐没坐相。但是当父亲准备射杀弗洛拉时，当女孩看见面临着死亡威胁的弗洛拉突然脱缰飞驰，一股强烈的渴望在她的心中涌动：要放弗洛拉自由！于是生平第一次，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她背叛了从小崇拜的父亲，打开了栅门，放走了弗洛拉。不过女孩对于惯习的勇敢反抗却最终导致了对惯习的彻底投降。由于惯习是作为历史沉淀的个人意识中内化的社会行为影响，具有深层次结构化的力量，“对”与“错”的既定社会标准使得女孩对于自己的个人行为发生了深刻的怀疑，进而质疑自己的人格完整，并最终接受了“女性是弱者”的性别劣势论。女孩最后的哭泣既是她决定放弃自我的天鹅之音，亦满足了社会标准对于“羞感”的期望。可以说，正是这种“羞感”使女性乖乖束手就擒，最后成为男性的“理想女性”。可以说，“羞感”是“惯习”最重要的控制手段。正如杰梅茵·格里尔在《被阉割的女性》中所认识到的，女性假象的自卑是一种文化的制作，她靠诸如核心家庭、教育体制以及劳动分工等一系列的制度所维系。
三、场域、文化与资本
女孩和弟弟从一开始就拥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即作为资本的文化。弟弟拥有男性的自由，而女孩则被赋予了女性的束约。做家务的时候，弟弟有兴趣就比划两下算是帮忙，没兴趣了就转身跑开，可是女孩却不断地被分配任务。父母对于他们也寄予了截然相反的期望，女孩“应该”呆在屋里，而弟弟才将是父亲“真正的帮手”。面对危机弟弟表现出了英勇果断的男子气概，兴冲冲地和父亲一起外出围捕猎物，而女孩却只能为自己的女性缺陷暗自神伤，默默封闭在顶楼的小床。外面的世界和屋里的世界被赋予了相互对立的场域概念，在文化资本的分配和争夺中，成为了行动者们获取社会地位的凭借，即形成了“场域—文化—资本”三位一体的概念模式。
女孩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在她看来，屋里的“温暖、安全、灯光璀璨”的世界不过是假象，是“漂浮在楼上冰冷、陈腐的空气中”的虚幻。相反，屋外的世界却丝毫“不让人觉得害怕”，尽管“外面的雪堆席卷着房屋好像沉睡的鲸鱼，狂风从被埋葬的土地中呼啸而起，整夜咆哮，冻僵的沼泽地，古老的鬼怪悲伤又慑人地合唱”。“外面”在想象中，具有了一种永恒的特质，充满了野性的、向命运抗争的力量。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里面”，是她所栖身睡眠的地方，却让她感到害怕：砖烟囱、木围栏、破家什、脏油毡——破旧、拥挤、窒息。这一“里”一“外”的反差，构成了“场域”的高下。因此，在女孩看来，母亲的屋子里的活才显得毫无意义，而父亲的室外工作却像宗教仪式一样神圣重要。母亲封闭的环境最终构成了她“人性”的封闭，她能活动的只有四墙围绕的家，能接触的也只有家人，健谈活泼的本性渐渐被每日的劳碌消磨殆尽，精疲力竭得再没心情谈什么“师范毕业舞会”。父亲则不同。他拥有开放的自然空间，也面向无限可能的社会空间：可以雇帮工，也有推销员的来访，收了狐皮就卖给皮草公司或贸易行……同时父亲在工作中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无论是狐狸还是马匹，都是他所支配的物品。这种权力也强化了他的“中心意识”。在干净整洁的狐狸饲养场背后，是地下室的屠杀。在象征着意识内核的地下室，刷得雪白的墙壁抹去了血腥的痕迹，一百瓦的电灯建立起高度受控的环境，父亲娴熟地剥去狐狸的外皮，它们留下的身体显得“异乎寻常的“小、小气、老鼠似的”，毫无生命，而居于中心的父亲则拥有了“神”性。工作的特性最终侵入了人性，构成了场域的文化符号，并赋予场中人一种资本。它指向构成与制约社会活动的、虽不必然可见但仍属限定的力量，是统治阶级将既得利益展现于日常生活的媒介，社会结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再制，都由文化的核心角色使此过程获得合理性。
场域的影响无所不在，而文化产品就成为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潜移默化地操控着人的向往和追求。皮草公司和贸易行都会将英雄挂历作为礼物送给下属的饲养场。标志性的场景是万里晴空下，光鲜帅气的开拓者挥舞着英国或者法国的国旗；大群蛮夷背负重担俯首称臣。父亲在接受礼物的同时，也仿佛接受了这些公司对于其贡献毛皮的表彰，它们代表文化资本的特殊授予，也是一种具有制度形式的身份认定。而当母亲和女孩将挂历挂在了厨房门的两侧的同时，她们则被施以“统治者天生高贵，被统治者天生低贱”、“荣誉伴随着征服”、“社会弱肉强食”之类的教育。此外，父亲最喜欢读的书是《鲁滨孙漂流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本是最具客观性和持久性的文化资本，书本的复制与传播隐蔽地不断扩大着权力的社会影响。可以想见，这本书所渲染的征服自然和驯服奴隶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使作为养狐人的父亲感受到一种“赚大钱做人上人”的梦幻体验，它也推动着父亲起早贪黑地“建设领地”，试图复制鲁滨孙的成功。文化资本也正是这样完成了再生产。至于孩子们的卧室，则挂着一幅巴拉克拉瓦战斗的画像。巴拉克拉瓦战斗是号称世界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争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死亡人数逾万。画像显然很好地表现了大战后的惨烈，蝙蝠与骷髅齐飞。作为一种审美符号，这幅画制造出两个效果。一方面，它激励了女孩的斗志，使其试图与限制自身的场域脱离；而另一方面，它则强调了这种斗争的可怕结果，从而加强了敌对力量的控制权，预示了女孩反抗努力的最终失败。
从某种程度上说，女孩的失败在于她一开始就弄错了斗争的对象。她将母亲看作敌人，而期待与父亲结成盟友。当母亲向父亲提出希望女孩能更多地留在屋里帮忙时，女孩并没有认识到，“在重大事情上，母亲（只）是以父亲的名字，利用他的权威来提出要求，执行惩罚”。由于母亲一直在屋里忙忙碌碌，表面上，母亲成为了内部场域的控制者，但实际上，真正的权力关系却被物理性的在场时间所掩盖了。对此，《第二性》中这样论述：“即使在日常琐事中没有感到父亲的权威，实际上这种权威也是至高无上的，正是因为它没有屈尊去处理日常琐事，它才显得有尊严。”父亲的“缺场”淡化了矛盾关系，也使文化的束约隐藏在了认识体系中。文化就这样不着痕迹地建构、调节并控制公共话语体系，进而控制人的思想，它被个人拥有和感觉，但却是结构化和社会化的权力统治。只要文化结构不改变，即使女性能够走出家庭，走进更为广阔的“外面的世界”，她依然无法在权力关系中享受平等的地位，她依然需要男性的支持和肯定才能构建自我。一方面，女性渴望像男性一样追求事业的成功，一方面女性又需要满足男性对其家庭职责的要求。这也解释了克里斯蒂娃的疑问：为什么女性的成功往往需要以身份的分裂为代价。“我们决不能相信，女性的地位仅凭经济状况的改变就足以得到改观。”文化对女性的束约隐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权享有者决定权力的威严，供女性仰望，却不允许分享。“他者”要想改变身份，就必须重构文化。
时隔半个世纪，当女权运动走进了“后女权主义”时代，女性不再被家务禁锢在屋内，故事中的女孩希望“像男人一样工作”的目标似乎已经得到了实现，然而女性却发现自己开始面临新的主体困惑，正如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所论述的，女性的成功往往需要以身份的分裂为代价的，因为她们不得不在职业需求和家庭责任之间保持平衡。而如何达到人格的完整呢？这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女人究竟是什么”，她从何而来，又将往何方去。今天重读《男孩和女孩》，让我们将目光从结果转向过程，重新审视社会对于性别差异的调节机制，考量隐藏于文化符号背后的编码运作，探究文中的自我是如何“被”定型的，女孩是如何“变”成了女孩。正是语言束约了思想，才使话语成为了社会行动的具体形式；在女性作为男性的“他者”被语言建构的过程中，惯习依赖羞感既区隔又禁锢了自我；而文化资本则通过场域与文化产品不断扩大权力影响，得到继承与再生产。《男孩和女孩》是一篇女性主义的檄文，但又不限于此。它包含着众多的人类成长母题：纯真的失落、爱的痛苦、寻求平等的抗争、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由此超越了单一的女性视角，而上升为门罗对性别、语言、权力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思索，以及对于人类整体文化身份的探讨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