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确实风平浪静了。然而，曹操的内心深处，却波澜涌起，不得平息。三十岁了，好不容易建立了好的名誉，取得世人的赞誉，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却因为工作上用力过猛，不得不半路收手。
正值壮年的曹操很焦虑。他在内心深处盘算着，策划着自己的人生途径，“内自图之”。
他给自己画了一张这样的职场图：我曹某如今内退，不过三十岁，而与我同时为官的，年龄已有五十岁的，不算老。我等二十年后再出山，那时候也不过五十岁，仍赶得上同级干部的平均年龄水平，也没吃亏嘛，“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同年为官的）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从此却去二十年……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这样的盘算，其实正好折射曹操内心的焦灼、不安，担心时不我待。
着急又复何用？得做好当下的打算。幸亏曹家经济实力雄厚，那时也不限购楼盘，曹操打算在离市区五十里的乡下郊区建一栋别墅。建别墅何用？不是用来放美女宝马的，也不是用来装黄金白银的，而是用来装书的。也就是一栋大书房。
曹操同志打算“秋夏读书，冬春射猎”，读书打猎二十年。等国家形势好转了，再出来做事业。
匹夫为稻粱不得安心读书，英雄为天下亦不得安心读书。曹操在郊外的精舍可能刚建好，可能还在装修，曹操还在计划着买哪些书籍，做多大的壁柜装书，黄巾军就起来了，后来董卓又杀进洛阳了，曹操叹息：“然不能得如意。”又披起征袍奔波东西。
这个时期的曹操，其心态可能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开始留恋读书狩猎的美好平静的日子，却被客观形势逼上职场，或许有多少留恋，多少无奈。可见自古至今，天下之大，均容不得一安静之书生。
最终的蛋疼：担心被误解，拉上老婆做解释工作
事业有成就之前，急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事业成就之后，误解就来了。事业有多大，误解就有多大，消除误解又成了首要任务。对曹操的误解已经够多的了。赤壁之战前，周瑜就说过曹先生“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其实这是周瑜急于要降低曹操的品位，给东吴的抗曹战争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曹操是个真性情之人，他的修养没那么高，不能将敌人的攻击当成蛛丝网一样轻轻抹去，他很介意时人的评价。老曹认为很多人以小人之心来度他的宰相度量，那些流言蜚语让曹操很焦心，“妄相忖度，每用耿耿”，曹操急着要解释，急着要表白自己的心迹。
他说起历史上被君主猜忌的名将乐毅，他提起冤死的秦代名将蒙恬，还有史上最著名的贤相周公，周公也曾被周成王猜疑。曹操说，读到这些名人的委屈往事时，他哭了，“未尝不怆然流涕也”。曹操不仅自己哭，还对着老婆哭，对着同事们哭，恨天下不知其心意，恨不能挨家挨户地敲门去解释。
他甚至想出这样一条去解释的途径：他对妻妾们说，在我曹阿瞒死后，你们统统改嫁，嫁到别人家里，就跟别人家的成员解释我曹阿瞒的心迹，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地表白我曹某人的真实想法。“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曹操这种通过改嫁老婆的传播方法，实在是太萌了。萌的姿态背后，却是他真性情的写照。
刘哥曰：英雄如曹操，在狡诈残忍冷酷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孩子般的心灵世界，他毫不忌讳地向世人，至少向一部分人袒露了这个心灵世界。
他曾愤懑过，曾郁闷过，也曾激奋过，也有过彷徨恐惧，也有过消沉抑郁，总之，曾经蛋疼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曹操却不是这样的，他走着自己的路，却很介意别人的说法：年轻时，他急着要找人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评价，许子将那“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其实是对一个孩子的心理暗示，曹操接受了这种心理治疗，而且孩子般地开心；老年时，他很介意别人的误会，于是喋喋不休地跟老婆解释，甚至希望自己死后，妻妾改嫁到其他人家，仍要义务为前夫解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哲学，曹操似乎没有领略。在这一点上，曹操真的很萌。
探知古人的心灵世界，有益于建构今人的心灵健康。曹阿瞒啊曹阿瞒，你一大堆的性格毛病，当今成功学书籍上所列的禁忌，几乎条条都犯了，但你还是成功了。呜呼，人生成功为何？无非真性情、真才华，赢得真赞叹，舍此之外的成功，味同嚼蜡，曹孟德不屑也！
东晋名相的风度是减出来的
我们时常说，要加强修养，要培养风度，要充实胸怀……一路地加上去，好的话，是在给自己的人格风度添加营养；不好的话，便是在自己的人格肩膀上加负担。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却有那么一群人，不是那么紧张兮兮地加强人格修养，他们讲究的是疏朗美、淡然美、清爽美，这些人格之美，不是密植型的美，而是宽豁的美。
疏朗淡然而宽豁的人格美，是减出来的
曾有那么一种风度，以书生之身，面对强大的军事力量暴力威胁，还能那么从容，这种从容，是在大义凛然的基础上再加一层风度。这种风度该是什么情状呢？
公元373年，东晋权臣桓温回京。二月二十四日，大小臣僚集中在郊区的新亭迎接。
桓温此行目的，成为众多臣僚揣测的焦点。
就在前一年，简文帝——这位长江以南名义上的天子，在桓温面前只能拱手沉默的皇帝，憋着一股窝囊气，撒手去了。因桓温不愿回朝，朝廷连新天子都不敢立，等桓温做决定。
桓温何许人？就是他，留下名言：“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就是他，将东晋皇帝当玩物，想立谁就立谁。
简文帝临终前学刘备托孤，在遗诏里写道：“尊敬的大司马，国家大事就托付您了，犬子昌明，若是做领导的料，您就辅佐，如果不是做领导的料，那还是麻烦您自己挑起重担吧。”昌明做让位的过渡人。当时的辅佐人之一王坦之，请求气息奄奄的简文帝，改了这份要让东晋王朝提前歇菜的诏书：“请大司马桓先生效仿诸葛亮，辅佐幼主。”
在地方统领大军的桓温接到这份最高指示，咬牙切齿地说：“老子想当天子，他们却让我当诸葛亮。”桓温满怀怨气回京，手里有兵权的人很容易将怨气转换成杀气，桓温的杀气明显是对着他篡位的拦路石——修改诏书的王坦之，而与王坦之同时辅佐朝政的还有一人——谢安。
所以，在公元373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新亭，大臣们都有一个猜测：桓温要杀两人，就是谢安和王坦之。
王坦之敢修改诏书，却不敢面对屠夫，他汗水湿衣，连手里上朝用的手板都拿倒了，大概和我们现在系错扣子差不多。只怪桓温太强大，连朝廷中有威望的老臣都白着脸、抖着腿。
脸色没变，大腿没抖，说话没结巴的只有一人：谢安。
谢安说：“朝廷安危，就看咱哥俩这次了。”桓温来了，谢安明知道墙壁后面埋伏着刀斧手，还是安然而坐，安然而言：“您作为地方军事长官，应该防备邻国，怎么尽拿些刀枪藏在这里吓唬人呢？”桓温大笑，撤了兵马，居然和谢安坐下谈笑半日。一场政治危机顷刻灰飞烟灭。
我读史书至此，总会废卷而思：谢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不怕死的人不算少，有的怒气冲冲，有的大义凛然，有的慷慨激昂，这些都可歌可泣，但自己死了，却于事无补。有一种不怕死的人，拿出的却是闲坐钓鱼下棋的气度，它不仅是自己英勇而已，还要稳定一个集团的情绪，保全一个良好的局面。这种风度，就是谢安的风度，宰相的风度。
魏晋士人的修养途径：减一分负担，多一分人格
当时能征服桓温这个一代枭雄的，绝对不是靠血气。你有血气，桓温这位文韬武略、掌有重兵的枭雄，更有血气。
也不能是简单正义凛然的呵斥。正义凛然也是一种怒，以怒制怒，只能导致敌人更大的怒和杀。
对桓温这种一流人物，征服他，只能靠风度。谢安赢了桓温的，就是风度。宰相的风度，是什么？是淡定。你不淡定，江山社稷何以淡定？想要淡定，就得心中少杂念，不要被一些东西挂着碍着，就是古人说的“挂碍”。
当今的读书人修养是加法的，各种人格修养，递加起来，堆成高峰。从学前班、兴趣班、奥数班一路堆上来，也不知道能不能堆成高峰，有时可能还形成“挂碍”。谢安的修养却是减法的，尤其东晋南朝时代人的修养都是减法。
王恭说自己身无长物，把竹席借出去，自己只坐草席，减去一床竹席，换来廉洁；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家种豆赏菊，减去一份为五斗米的奴颜婢膝，换来隐士的超然；张翰被秋风一吹，便辞官回乡，减去一顶乌纱帽，便换来家乡鲈鱼的鲜美。
谢安的修养也是一层层减出来的。谢家是当时响当当的名家大族，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官，谢家子弟都有份。唯独谢安，躲在东山快活，谢夫人催促说：“老公呀，看看你的兄弟们，都是当朝显贵，你还不出来也给我争口气呀？”谢安听到要做官，好像嗅到恶臭一般，捏着鼻子笑道：“老婆呀，到时候恐怕躲都躲不了。”
视官职爵位如恶臭，将荣华富贵从修养中减出去。
公元372年的一天，谢安和王坦之到桓温的心腹郗超府上去拜访。傲慢的郗超一直不出来见客，从朝等到暮，王坦之熬不住了，要先走人。谢安说：“哥们，难道你不能为了性命熬上一会吗？”
不因外人傲慢而生气，将个人面子从胸怀中减出去。
新亭危机之后的十余年，谢安指挥江东子弟大败九十万前秦军，他却悠然下棋，捷报来了，轻描淡写道：小朋友们大破贼辈。谢安如此描述，将胜败的挂碍从风度中减出去。
不仅减自己的，而且还减老百姓的。在谢安主持下，东晋免除了农民一系列苛捐杂税，每逢灾害，就减免租税。
刘哥曰：自己减一分，人格美一分；帮别人减一分，民心也多一分。
张良拜师是一场心理培训课
寻常所见的历史演义小说里，那些文相武将都不是火星人，在安邦定国之前，都进行过艰苦的训练和学习：文的饱读诗书，精通天文地理；武的勤练十八般武艺，兵法娴熟。这是个老套路，诸如刘伯温、岳飞之类的故事。
不过，让我疑惑的是，这些圣贤在干着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同时，心理上难道就一直波澜不惊？他们有磨合期吗？史上一些奇才在走入职场前，或进行过心理培训……且试着从正史野史资料中找些蛛丝马迹。
缺乏心理培训的成才案例：将才年羹尧与封闭式教学法
年羹尧此人，想必不用太多介绍。大家不说读过正史，至少也读过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都知道他是康熙朝雍正朝的大将，平定西番，后又被雍正冤杀。
年羹尧是怎样成才的呢？《清稗类钞》上有着这么个案例。年羹尧七岁时随父亲年遐龄游山，路上遇一道士。那道士抚摸着年羹尧小朋友的脑袋说：“是个奇才，可惜没后福。”然后又说：“能从我学，或可变化气质。”其实，这位道士应是故弄玄虚，他可能观察年羹尧很久了，发现他天资聪颖，是可造之材，但是性格高傲暴躁。性格不好的人，当然“后福”就会大打折扣了。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改变气质，改变气质当然少不了心理培训。
于是，年遐龄聘用道士为家庭教师。道士的家教很奇特，可算得上是封闭式教学：师徒两个共居于一楼上，三年不准下楼。吃喝拉撒全用绳子运上运下。奇怪的是，楼上堆满了桌凳。
严密的教学开始了。家里人在楼下侧着耳朵偷听。第一年，但听得脚步声、桌凳挪动声，好像在军演。估计年同学平定西北的那点本事就是从这些桌凳上学来的。第二年，听不到桌凳挪动声了，但听得朗朗的读书声，彻夜不歇，读的内容，闻所未闻，估计是道士在传授特别教学参考书。第三年，归于寂静，家里人从相对的楼上窥视，发现师徒两个只是静坐。这就是“改变气质”的心理辅导课了。
眼看着年羹尧就要成为十全十美的奇才了，偏偏他老妈病了，闹着要见儿子。年遐龄不得已，搬梯子上楼叫儿子。好好一场心理辅导课被中断，老师很生气，打包裹走人，留下一句话：“完了，本事学完备了，却缺乏气质培训，这孩子以后就坏在气质上。”
年羹尧确实成了奇才，“师出屡有功”。然而，《清史稿》说他“才气凌厉，恃上眷遇……骄纵”，年总司令明显不能戒骄戒躁，做人的气质跟不上。给同级干部写信，也不尊重人家，直接写尊姓大名。在古代，是很忌讳直接写同辈或长辈的姓名的。
更过分的是，每次进京，还要总督巡抚“跪道迎送”。很不低调的人，就会得到一个很不低调的结局：年司令果然没有后福，被雍正赐死。
挫折教育造就奇才的案例：圯上老人点化张良
张良拜师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挫折心理培训的过程。苏大学士苏轼先生在《留侯论》中认为圯上老人就是一位心理培训大师，他教授张良的不是兵法，而是“过人之节”。
按现代的说法，就是过人的心理素质。什么才算过人的心理素质？“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算不算？不算，这个心理素质太脆弱。过人的心理素质应该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大事来临，不惊不怒。
看看张良同学的心理素质发展历程。
青涩阶段：“不忍忿忿之心”的刺客心理，很不淡定
张同学是韩国的正牌公子，韩国亡于秦，张良要为祖国报仇，但这是一件政治上军事上的漫长的技术活，他却幻想凭借暴力的“一击”，将这个过程直白地感性地完成。
与其说是报仇，不如说是心理宣泄。
历史使命不是靠心理宣泄完成的。这个阶段张良的心理停留在战国刺客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