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欧美资本主义巩固、发展和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在科技、经济高速发展，多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欧美文学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它们不但先后成为这一时期欧美文坛的主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促进了世界其他各国文学的发展。
小引
这时期欧洲启蒙文学和感伤主义文学还存有余波，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崭露头角，但文学主流是浪漫主义。故本章讲述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因、特征、发展概况，且着重评析有关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
作为19世纪前期雄踞全欧的文学主流，浪漫主义文学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产生的，其形成具有时代、现实、哲学、传统等诸因素。其思想、艺术特征表现为不满现状、追求理想、主观抒情、自由想象、对比、夸张、象征。其发展因欧洲各国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别。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英国诗人拜伦、雪莱和法国小说家雨果（俄苏文学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家见另编）。他们的作品都具有上述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其代表作更突出表现为强烈的自由、反叛精神，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对封建专制的激烈否定。
美洲文学含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各国文学。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为创建民族文化和适应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而产生的，其艺术方法虽跟欧洲相似，但其基本内涵跟欧洲却有所不同，代表作家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的主体内容便是通过自我感受，热情讴歌蓬勃向上的新生事物。其发生、发展时间，也比欧洲约晚二三十年。
这时期，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各国尚处民族文学创立阶段。
学习本章内容，应与之前的文学特别是欧洲启蒙文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比较。
为使读者对浪漫主义文学更深入了解，本章特意增加了对跟浪漫主义有关的音乐、美术作品的评价。
第一节 概述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摧毁了延续一千多年的欧洲封建专制体制，使欧洲社会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其巨大思想意义是“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欧洲普遍的社会追求，而独立、反抗、追寻，则成为欧洲普遍的个人时尚。
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英、德、俄等国也不同程度地掀起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波兰等国则相继掀起了反异族奴役和反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斗争。但在以俄、奥、普为首的封建“神圣同盟”的残酷镇压下，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久便惨遭失败。在拿破仑1812年侵俄失败、1814年垮台被囚后，法国便于1814年成立了封建的波旁复辟王朝。这种动荡的政治局面，既粉碎了启蒙学者许下的华美诺言，也推翻了古典主义的艺术法规——启蒙学者曾预言革命后会建立起没有“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的符合“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的理性国家。而事实上，这种“理性的国家”已被掠夺战争、商业欺诈和金钱势力变成了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古典主义的艺术法规曾把学习、模仿古代奉为文学创作的标尺。但这种束缚创作的标尺，在动荡无序的时代中，也变得越来越让作家们难以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夸大主观作用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主张用和平手段建立没有阶级压迫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流行，以柏拉图“灵感说”为指导思想的浪漫主义文学，便在18世纪末具有浓郁感情色彩的文学（如感伤主义文学等）的基础上，于欧洲应运而生了。
作为时代精神的形象反映，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是：强烈不满社会现状，积极追寻理想世界，热爱大自然，重视民间文学。作为对古典主义艺术法则的反叛，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是强调主观灵感、崇尚自由想象和醉心“非凡”事物。正如黑格尔所宣称的那样，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雨果也主张“诗是强烈感情的自我流露”，艺术的作用是“激起观众的热情，而且首先是激起诗人自己的激情”。连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高尔基也认为“浪漫主义只是一种激情”。因此，在作品中，浪漫主义作家们喜欢描写诸如逝去的古代、空想的未来、遥远的东方、缥缈的梦境等“非凡”的环境；塑造诸如骄傲孤独的强盗、愤世嫉俗的恶魔、温驯多情的牧女、至善至美的吉卜赛女郎等“非凡”人物。在艺术表现上，则喜欢用夸张、对比、象征等手法，且多采用抒情诗、浪漫剧、历史小说等体裁。
不过，因作家们的政治立场和感情倾向不同，他们的艺术特征尽管一致，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却颇不相同。一些作家，如诺瓦利斯、夏多布里昂、骚塞等，常在作品中歌颂宗教与顺从，宣扬神秘主义，美化中世纪时代。而另一些作家，如拜伦、雪莱、雨果等，则在作品中歌颂反抗和斗争，宣扬自由解放，展望没有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他们都不满现状，追寻理想，但前者更多的是不满革命的现实，追寻的是封建的中世纪或牧歌式的乡村，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不满封建暴政和资本肆虐，追寻的是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他们都强调主观抒情，但前者抒发的多是对逝去的古代或牧歌式农村的眷恋，而后者抒发的则多是被压抑的痛苦或反抗的激情。这样，在同一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中，作家作品的思想倾向，仍然有消极与积极的明显区别。
一、19世纪前期欧洲文学
这一时期，曾在18世纪雄踞欧洲文坛的启蒙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到1830年前虽仍存余波，现实主义文学在英、法、俄等国虽已开始出现，但欧洲文学的主流却是浪漫主义。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消极浪漫主义文学首先出现在德国。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家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在提出诗人应“不受任何规律约束”，“任凭兴之所至”的同时，又竭力颂扬“中世纪的创造性的幻想”及“不可见的世界、神性的纯粹的精灵”，且把“基督教哲学”和“神的启示”当做世间万有的“最高知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家诺瓦利斯（1772—1801）在长诗《夜的颂歌》（1800）中，更通过诗人在年轻妻子死后自己也渴望死去跟她结合的情景，通篇歌颂黑夜的无限和死亡的永恒，宣称“从遥远的碧空，从我往日的幸福的高处降临了黄昏的恐怖——突然切断了诞生的纽带、光的锁链，尘世的壮丽消失，我的忧伤也随之而去。哀愁汇合在一起流入一个新的不可测知的世界”。接着，在复辟与反复辟的中心——法国，这类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不但在论文《基督教的真谛》（1802）中狂热颂扬宗教精神，肆意攻击启蒙思想，而且在小说《阿拉达》（1802）中，借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混血女子爱上一个印第安异教徒夏克大，并在爱情与宗教信仰产生矛盾时毅然为宗教殉身的故事，歌颂宗教不但可以战胜爱情，而且可以战胜死亡的恐惧。法国诗人拉马丁（1790—1869）在其诗作《沉思集》（1820）中，也同样用许多篇幅描写他对宗教的沉思和对上帝的向往。在已经发生过工业革命但政府仍保存封建势力并镇压工人革命运动的英国，消极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十分流行。“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和柯勒律治（1772—1834）合著的《抒情歌谣集》（1798），虽不乏对农民辛勤劳作的描写和朴素生动语言的运用，但主体内容却是在美化封建的宗法农村和宣传通过接近大自然可以取得神的启示。柯勒律治在其长诗《古舟子咏》（1798）中，更通过老水手自述他在一次航海中的可怕经历，宣扬神秘主义的上天惩罚和饶恕。“湖畔派”的另一诗人骚塞（1774—1843）在其长诗《审判的幻影》（1821）中，竟歌颂去世不久的封建暴君乔治三世，还居然写乔治三世死后进了天国。
到19世纪20年代后，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很快登上文坛，并取代消极浪漫主义成为欧洲文学的主流。英国著名民主诗人拜伦在讽刺长诗《审判的幻影》（1822）中，讽刺“湖畔派”诗人的诗歌都是“端奉给皇上”的歌功颂德的“馅饼”。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文艺论文《〈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文艺应面对现实、美丑并融、对比鲜明等主张，奠定了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斯塔尔夫人在论文集《论文学》中指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学，古典主义只适宜于古代。德国民主作家海涅在《论浪漫派》（1833）中指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人物形象只是些“苍白的尼姑和夸耀门阀的骑士”。在文学创作方面，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更是琳琅满目，硕果累累。海涅的早期诗集《歌集》（1827）表现了人们在封建重压下个性受压抑和找不到生活出路的苦闷。格林兄弟编写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沙米索的童话集小说《彼得·史雷米尔奇异的故事》，都赞颂劳动者的智慧和优良品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罪恶。英国民主革命诗人拜伦、雪莱的作品，如《东方叙事诗》、《麦布女王》、《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既愤怒揭发封建统治和资本掠夺的罪恶，又热情讴歌自由、民主理想，有的还始终充满了胜利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乐观展望。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艾凡赫》（1819）以英国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揭露了重大的社会、民族矛盾，并把农民和被压迫者当做小说的中心人物。法国作家雨果的浪漫主义悲剧《艾尔那尼》结束了古典主义戏剧对欧洲的统治；长篇浪漫主义小说《巴黎圣母院》深刻揭露了教会的黑暗和虚伪；稍后问世的众多浪漫主义诗歌、小说，如《惩罚集》、《悲惨世界》、《笑面人》、《凶年集》、《九三年》等，更全面揭示了窃国者的罪行、资本社会法律的不公、贵族阶级的阴险、侵略者的横暴和反革命的凶残。此外，法国作家缪塞（1810—1857）的浪漫主义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短歌集》（1830），也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情绪和民主思想。在东、南欧，波兰作家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和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的作品，也同样饱含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他们的早期诗作《青春颂》（1820）和《自由的胜利》（1801）都以高昂的浪漫激情在赞颂自由平等。
作为时代精神的形象反映，浪漫主义文学不仅在全欧范围内掀起了文学表现方法的新运动，表现了各阶级、阶层的思想愿望，而且还促使当时的音乐、美术进行反贵族趣味的艺术改革。例如，以德国音乐家贝多芬（1770—1827）、奥地利音乐家舒伯特（1797—1828）、波兰音乐家肖邦（1810—1849）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音乐，一反浮华艳丽的宫廷气息，把革命斗争的主题、狂风暴雨般的旋律和戏剧性的乐思带进乐曲。贝多芬在题赠拿破仑的《英雄交响乐》（1804）中，把拿破仑当做革命旗手和普罗米修斯式英雄来进行歌颂。拿破仑称帝后，贝多芬仍把题赠改为“纪念一个伟大的遗迹”，以继续其对理想英雄的礼赞和革命热情的表达。舒伯特的众多抒情歌曲，如《野玫瑰》、《小夜曲》、《魔王》等，通过调性、音区及和声的多方面变化，以缠绵婉转的旋律，充分展现了在奥地利封建复辟统治下普通人内心的孤独忧伤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肖邦第一创作时期的作品《C小调革命练习曲》、《A小调叙事曲》，也同样充满了反对奴役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情和因革命失败而产生的沉痛心情。同样，以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1798—1863）和席里柯（1792—1824）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画派，也一反奢靡、纤巧的贵族情趣，用磅礴的气势、鲜明的色彩和奔放的笔法，描绘革命英雄形象或群众的深重灾难。德拉克洛瓦取材自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杰作《自由引导人民》，在硝烟弥漫、前仆后继的街垒战画面中，突出描绘了一组以“自由女神”为中心的革命市民、工人、少年的英雄群像。席里珂的名画《梅杜萨之筏》，以1816年法国巡洋舰“梅杜萨”号因贵族舰长玩忽职守搁浅沉没，150多名乘客被抛在木筏上漂流待毙的历史惨剧为素材，用金字塔形构筑画面，把焦点集中在筏上幸存者急切呼救，天边小船只露小小船尖，而如山的狂涛巨浪却随时都会粉碎简易木筏的瞬间，使专制政体的腐败和人民大众的苦难得到了最生动、集中的反映。
二、19世纪前期美洲文学
美国在18世纪独立战争（1775—1783）后获得独立，19世纪南北战争（1861—1865）后资本主义才得以突飞猛进，故其文学发展也远迟于欧洲。它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而且在独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也没有独立的民族文学，有的只是对英国文学的模仿。直到19世纪上半叶，美国才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学，而且一上来便是浪漫主义文学。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是为创建美国民族文化和适应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它在艺术上虽跟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相似，但在内容上却跟欧洲浪漫主义颇有不同。第一，它没有欧洲浪漫主义文学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精神，而是在反蓄奴制的同时大力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理想。第二，它不像欧洲许多浪漫主义作品那样充满孤独痛苦的叛逆精神，而是普遍充满和平、豪迈的乐观信念。第三，它的哲学指导思想也不是唯心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直觉，认为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的超验主义。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兴起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繁荣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代表作家作品是：号称“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1783—1859）及其描写典型美国风情的小说散文集《见闻札记》（1820），被誉为“美国司各特”的詹姆斯·费尼莫·库柏（1789—1851）及其展现美国边疆风情的长篇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被誉为美国“心理分析小说创始者”的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及其揭露社会法律不公和道德虚伪的长篇小说《红字》（1851），被看做“神秘主义”诗人的爱伦·坡（1809—1849）及其表现人的半幻觉状态及绝望心理的《乌鸦》（1845）和美国最杰出的民主诗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沃尔特·惠特曼及其诗集《草叶集》。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使用多种语言，主要移民来自英、法两国，故其民族文学也由法语文学和英语文学组成。19世纪前，这里尚无真正的民族文学，有的只是一些探险家、牧师、商人写的游记、见闻或杂记。19世纪初，加拿大出现了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加拿大英语诗人奥列佛·哥尔德斯密斯（1794—1861），其长诗《新村》（1825）展现了加拿大的社会风貌，歌颂了艰苦的拓荒生活，是为加拿大民族文学的创始。
拉丁美洲各国长期被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19世纪前，也同样没有真正的民族文学。19世纪初，在普遍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下，墨西哥出现了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1776—1827）的揭露殖民黑暗统治的长篇小说《佩里基略·萨尼恩托》（1813），阿根廷出现了埃切维里亚的表现尖锐民族矛盾的长诗《女俘》（1837）。这两部作品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前者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后者被认为是阿根廷民族文学的奠基石。
第二节 拜伦及其《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雪莱及其《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一、生平与创作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和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同是19世纪欧洲著名的民主革命诗人和欧洲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
他俩都出身贵族家庭，都生活在欧洲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年代，上的又都是英国名牌大学（分别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而且又都因创作反封建、反宗教的诗文为当局所不容——拜伦因创作讽刺上流社会生活的诗集《懒散的时日》（1807）遭舆论围攻，雪莱因出版论证上帝不存在的哲学论文《无神论者的必然性》（1811）被牛津大学开除。进入社会后，他们还都因积极支持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愤怒谴责封建暴虐和公开支持工人革命，而被迫永远离开祖国，到异国漂泊。拜伦于1816年离开英国，先到瑞士，后定居意大利，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反奥地利异族统治的革命活动。1823年意大利革命失败后渡海去希腊，倾囊资助希腊人民反土耳其统治的民族革命斗争，被推举为总督，成为希腊民族革命斗争的领袖。不幸翌年病逝。雪莱于1818年离开英国，也定居意大利，而且也积极支持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1822年在一次航海中遇风暴不幸逝世。
总之，他俩可说是有着共同的生活命运和共同的生活追求。但在“神圣同盟”残酷镇压欧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时代，因所受哲学指导思想和个人家庭处境不同，二人的创作情绪又明显有所不同。拜伦深受资产阶级英雄史观影响，个人家庭生活又十分不幸，故其作品在“辛辣地讽刺现社会”和“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的同时，又往往具有一种抹不开的孤独、忧郁情绪。而雪莱因深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个人家庭生活又十分和睦（其妻玛丽既是贤内助，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故其作品总是充满光明、乐观的情绪，被恩格斯赞誉为“天才的预言家”，被马克思称许为“社会主义的急先锋”。
他俩出国前后的一些主要作品，具体地体现了二人诗歌创作上的特点。
出国前，拜伦的主要作品是抒情叙事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一、二章（1812）和故事诗集《东方叙事诗》（1813—1816）。前者写西班牙和希腊人民的苦难与斗争，后者是一系列以东方故事为题材的组诗，包括《异教徒》（1813）、《阿比托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巴里西耶》（1816）和《柯林斯的围攻》（1816）等6篇。前者对社会罪恶充满仇恨，对劳苦大众满怀同情，但主人公哈罗尔德却是个孤独、忧郁的漂泊者。后者的情节多为个人复仇与反抗，背景多是大海、荒原或土耳其王宫，主人公则多是对社会罪恶满怀仇怨，但又总是单枪匹马、高傲孤独，以致斗争总归失败的叛逆者。例如《海盗》的主人公康拉德在率领部队攻打土耳其王宫时，只身一人扮成回教僧侣闯进王府，顷刻间便把那儿变成了“血的岸滩和一片火海”，使“众多的人在他一个人面前缩成一团”。本来他已胜利在望，只因拯救被奴役的妇女，使敌人得以重新聚集力量，他终于战败被俘。康拉德愤世嫉俗而又孤僻高傲，坚定无畏而又单枪匹马，威武不屈而又终归失败，这正是“拜伦式英雄”——高傲而又孤独痛苦的叛逆者的最典型体现。
雪莱出国前的主要作品是长诗《麦布女王》（1813）和《伊斯兰的起义》（1818）。前者写仙后麦布女王带领熟睡的少女伊昂珊梦游三界的故事。后者写一个名叫伊斯兰的幻想中的东方黄金城的人民起来推翻封建暴政的故事。前者揭示过去是君主、僧侣专制统治的废墟，现在是贫富悬殊、残酷掠夺的交易市场，而未来则是充满和平和智慧的美好世界。后者写男女主人公因对暴君仁慈，致使被打倒的暴君得以卷土重来，革命人民重陷水火，男女主人公莱昂和茜丝娜被送上刑场。这两部作品，尽管都带有梦幻、假想的色彩，但它们对封建暴政和金钱罪恶都持坚决否定态度。后者对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不仅始终支持、讴歌，而且在革命失败、黑夜沉沉的情况下，仍满怀信心地展望美好的“人间天堂”，让男女主人公临刑前引吭高歌：“压迫者最后必然崩溃”，“人类幸福的前景会紧跟着我们的死亡”！在这里，我们丝毫看不到孤独、痛苦的情绪，有的只是光明、乐观的信念。
出国后，他俩受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实践的影响，思想境界都有很大提高，诗歌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时期，拜伦创作了号召工人进行武装斗争的《路德派之歌》（1816），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进行全面否定的诗剧《曼弗来德》（1816—1817）和《该隐》（1821），揭露“神圣同盟”面目的政治讽刺诗《青铜时代》（1822—1823），广泛展现欧洲各国社会黑暗的诗体小说《唐璜》（1818—1823，未完成）以及《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三、四章（1816—1817）。这些作品进一步强化了拜伦支持民族、民主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加深了他对反动统治和社会罪恶的憎恨，而且大大拓宽了其作品的描写范围，加强了作品的现实因素。但在这些作品中，孤独、痛苦的情绪仍时有流露。有的作品，如《曼弗来德》、《该隐》更对知识、理性、群众和人生全持否定态度，极端悲观厌世。而雪莱这时期的作品，尽管力度、深度和广度都不如拜伦，但光明、乐观的信念却仍随其诗歌思想主题的深化而得以升华。雪莱这时期的诗作，无论是揭露封建贵族荒淫残暴的历史剧《钦契》（1819），还是控诉“彼得卢大屠杀”、呼吁人民起来武装斗争的政治诗《暴政的假面游行》（1819）和《给英国人民的歌》（1819），也无论是表现反复辟斗争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还是借自然景物来赞美革命运动、抒发革命激情的《西风颂》（1819）和《云雀》（1820），在愤怒揭发统治者罪恶和深刻展现革命主题的同时，诗人的情绪始终是对未来的胜利信念和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展望。在著名抒情短诗《西风颂》中，诗人更一反历来人们对西风的看法，不仅没有把它当做摧残生命的凛冽力量，反而把它看成是驱散黑云迷雾和促使春暖花开的革命象征。诗人以奔放的激情歌颂西风既掀起汹涌波涛、驱散黑云迷雾，又吹燃尚未熄灭的火星和“向人间播撒”生命的种子；它既招来冰雪雷电，扫除残枝败叶，又“唤醒沉睡的大地”，促使春天的到来。因此，诗人在诗末满怀信心地呼喊道：“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这无疑是雪莱诗作精神的高度凝结。那黑云浓雾和残枝败叶，是即将被摧毁的旧时代的象征；大地复苏和春暖花开，是不久便会到来的新时代的体现；而兼有掘墓人和催生者身份的西风，则是革命者和诗人的精神力量的艺术写照。
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拜伦的代表作、长篇抒情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是诗人两次出国游历的见闻和感想的诗体记录。长诗第一、二章，是他在1801—1811年游历葡萄牙、西班牙、希腊、阿尔巴尼亚、土耳其等国的观感；第三、四章是诗人被迫离开英国旅居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时的感受。第一章主要写西班牙人民在拿破仑铁蹄下的苦难、反抗和对自由解放的渴望。第二章主要写希腊人民的光荣历史及其在土耳其皮鞭下的悲惨生活。第三章是对拿破仑历史功过的思考和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先驱者卢梭、伏尔泰的追忆。第四章则是通过歌颂意大利的光荣历史来对照奥地利殖民统治下的苦难现实，激励人民为自由解放和民族统一而奋起战斗。
长诗有两个抒情主人公。一是恰尔德·哈罗尔德，一是诗人自己。前者是个孤独、忧郁的漂泊者，他对什么都感到冷漠、厌倦，“一切都不能减轻他的忧伤”。他的“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只是孤独地“翻山又越岭”，离开一处又一处，对美丽的大自然、雄伟的古迹、激烈的民族民主解放斗争全都不感兴趣。跟前者截然不同，在作品中不时直接露面的后者——作者自己，则是一个感情炽热的鼓动家和评论家。他憎恨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者对西班牙的蹂躏和奴役，赞颂西班牙人民英勇的过去和不屈的现在，并对参加反侵略战争的女游击队员奥古斯丁娜给以热情的高度赞颂。他对希腊人民的苦难处境深感哀痛，鼓励他们丢掉对英、法的幻想，自己起来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他认为“神圣同盟”对拿破仑的胜利，是“打败了狮子，又向豺狼朝礼”，号召各国人民决不要“奴才地向皇朝屈膝”。他确信卢梭和伏尔泰的思想必将把“整个世界投入熊熊的火焰，直到所有的王国化为灰烬”。他还无限缅怀古代意大利的光荣，衷心赞美欧洲的美丽风光，坚信奥地利的殖民统治一定会被推翻，自由的旗帜一定会迎风飘扬，战斗的号角一定会持续响亮！
总之，作品在回顾深厚的历史和审视苦难的现实的基础上，以激烈的革命情绪和高昂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奴役的憎恨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但跟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十分相似的主人公哈罗尔德的形象，却表现了始终伴随着拜伦的忧郁和孤独情绪——哈罗尔德形象也可看做是拜伦思想的消极方面。
长诗在艺术上是典型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哈罗尔德在作品中只起联系情节的作用，作品的主体内容全由作者的主观抒情决定。它随着诗人的主观意象和奔放感情，一会儿愤怒斥责，一会儿衷心赞叹，上下古今，纵横评点，充分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抒情和自由想象的特色。长诗多次写到勒芒湖的波光倒影，阿尔卑斯山的断崖峭壁，希腊古国的历史风貌，并把它们拿来跟丑恶、渺小、卑俗的社会现实相映照，也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惯用的对比手法和对大自然的偏爱。
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雪莱的代表作、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天神宙斯在提坦神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夺取了王位，但却违背了“给人类自由”的诺言，专制残暴，使人类陷于灾难之中。为了拯救人类，普罗米修斯教给人类各种生活和生产的技能，又从天上偷来天火，帮助人类抵御寒冷、战胜野兽和烧熟食物。为此，宙斯派威力神和暴力神把普罗米修斯抓起来锁在高加索山上遭受酷刑——让大鹰撕食其内脏，晚上长好，白天又撕食。由于普罗米修斯知道一个秘密——宙斯和女神忒提斯的儿子将把宙斯推下宝座，故宙斯又派神使赫尔墨斯去劝诱他，说是只要讲出这个秘密，便可得到释放。据说，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其“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之二的《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中（现已失传），曾写普罗米修斯跟宙斯妥协讲和。但雪莱认为这是“懦弱的结局”，因而在剧本中让普罗米修斯坚贞不屈，宁可长期受罪，也决不妥协讲和，直到宙斯被象征变革必然性的冥王推下宝座后，希腊英雄神赫拉克勒斯才把他救下。
显然，诗剧的基本主题是“神圣同盟”肆虐时期封建复辟势力跟革命民主势力的生死搏斗。宙斯象征以怨报德、凶残奸诈的封建复辟暴君和人类的压迫者。他周围那些“吃人鬼怪”，是一群“靠用人民的呻吟和鲜血来豢养”的“兴风作浪的走狗”。他们恣意妄为，不可一世，殊不知“时辰”一到，便被推下宝座，打入深渊。而普罗米修斯则象征热爱人类、坚贞不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人类的捍卫者。他的妻子阿细亚象征和谐美丽的大自然。他周围的那些精灵和大地母亲则象征广大人民群众。他们齐心协力，坚持斗争，终于挣脱枷锁，推翻王权，迎来了平等、自由的美好生活。这在封建复辟势力猖獗、革命民主运动处于低潮的19世纪20年代，其教育鼓舞作用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不过，雪莱毕竟只是“天才的预言家”。他虽然预言革命要爆发，但却指不出革命的具体形态：冥王只是一团形态不定的“黑影”。他尽管在诗剧的前两幕中写了宙斯跟普罗米修斯的斗争过程，又在后两幕中写了冥王的下台和人类未来的光明远景，但其具体内容却是空想的：不仅光明远景的设想是抽象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人人公平、温柔、聪明”；实现它的手段更是抽象的“爱”的万能——“爱笼罩着全世界”，“爱在瞭望，它看到哪里，哪里便是天堂”。
在艺术上，该剧完全抛弃了古典主义的规则和理性主义的约束。任神怪精灵、时间空间、天上地下在舞台上自由变幻，往来驰骋。人物和情节不但都具象征性，且都是表现作者主观感情的工具——在诗剧序言中雪莱曾明确表示，“我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一个故事的曲折情节，而是一个故事的深刻意义”，即用它来体现自己“对美好的、真正的事物的理解，显示那应当有或可能有的现象”。此外，诗剧的热烈语言、夸张描写、离奇想象、非凡人物以及对大自然的反复赞颂等，也都是浪漫主义艺术特征的鲜明体现。
第三节 司各特及其《艾凡赫》
一、生平与创作
19世纪初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浪漫派诗人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生于苏格兰没落贵族家庭，幼年多病，在苏格兰古老歌谣和民歌的熏陶下长大。受律师父亲的影响，成年后入爱丁堡大学读法律。毕业后跟法国政治流亡者的女儿玛丽·夏潘特结婚，并先后从事律师、副郡长及高等民事法庭庭长职务，直至逝世。
他自幼喜爱文学，经常到苏格兰边区搜集民间文学素材，醉心于阅读歌德、菲尔丁、弥尔顿、莎士比亚及同时代作家拜伦、雪莱的作品，并于19世纪初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其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早期的浪漫主义长篇叙事诗八部。要者，有描写两个苏格兰世家之争的《最后一个行吟诗人之歌》（1805）、写苏格兰和英格兰贵族阴险残暴的《玛米恩》（1808）、写中世纪苏格兰国王和骑士的冒险故事的《湖上夫人》（1810）等。作品充满离奇想象和非凡情节，且叙述生动，富民间传奇色彩，给作者带来了声誉。二是中晚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历史长篇小说27部。第一部是用“威弗利作者”的代名写18世纪中叶苏格兰人民为争取自由而举行起义的《威弗利》（1814），接着又用此化名写了一系列有关苏格兰、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历史的长篇小说。要者，有描写1679年苏格兰清教徒为反抗英国当局迫害而爆发起义斗争的《清教徒》（1816）、有描写苏格兰山地人民在“苏格兰罗宾汉”领导下反抗英国封建统治的《罗布罗伊》（1817）、有全面展现12世纪英国封建主义全盛时代的复杂尖锐矛盾的《艾凡赫》（1819），还有揭露法王路易十一凶残狡诈性格的《昆丁达威尔特》（1823）及再现早期“十字军远征”时代历史画面的《十字军英雄记》（1825）等。
这些作品尽管政治倾向较保守，但都既具有传奇、想象、神秘等浪漫主义色彩，更富有如实、具体、生动的现实主义光辉，从而大受读者欢迎，获得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在诗歌尚雄踞欧洲文坛，散文还不被重视的时代，这些作品成为能更全面具体地展现社会历史现状的欧洲历史小说的开创。
二、《艾凡赫》
《艾凡赫》是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1066年，原住法国诺曼底地区的诺曼底公爵率军渡海征服英国，在伦敦加冕为王称威廉一世（1066—1087），史称“诺曼征服”。征服者一方面陆续镇压盎格鲁—撒克逊族的反抗，一方面加速完成掠夺、分封、立法等封建化过程。到12世纪末英国已进入封建主义的全盛时期，好大喜功的英王理查一世率军参加旨在掠夺、征服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让弟弟约翰亲王在国内主持朝政。东征失败后，理查化装率少数便衣卫士取道维也纳回国，被奥地利公爵俘虏、囚禁，后付大量赎金才获释。回国后，理查乔装“黑甲骑士”，带宠臣艾凡赫在国内游历探访，聚集力量，以粉碎约翰篡夺王位的阴谋。
小说故事正发生在这样的时代，但它不是记史式逐项叙述，而是进行艺术剪裁，选取这期间最有典型意义的三件大事来进行描绘。
第一件大事是约翰亲王为制造夺位声势和笼络人心，在阿什贝镇举行一年一度的骑士比武大会，远近贵族和平民，特别是撒克逊封建主塞得利克及其养女罗文娜、具有撒克逊旧王朝血统的骑士阿泽尔斯坦、犹太富商艾萨克父女、绿林豪杰领袖罗宾汉（书中化名洛克司雷）都参加了大会。约翰亲王满以为忠于他的诺曼骑士会取得胜利，谁知单个骑士比赛时，五名诺曼骑士都败在一个化名为“被剥夺了继承权的骑士”（即艾凡赫）手下；骑士集体对阵时，艾凡赫在不知名的“黑甲骑士”（即“狮心王”理查）的帮助下，又获得全胜；射箭比赛时，忠于约翰的诺曼射手，也全都被身怀百步穿杨绝技的罗宾汉压倒。这时约翰得知理查获释回国的消息，乃慌忙率党羽退场，去谋划对策。
第二件大事是三名追随约翰亲王一贯横行无忌的诺曼骑士——布里昂、狄布西里和德别夫，垂涎罗文娜和艾萨克女儿蕊贝卡的美色及艾萨克的巨大财富，散会后竟假扮强盗，明目张胆地在途中把他（她）们连同因比赛时受伤正在接受蕊贝卡治疗的艾凡赫一起掳掠到德别夫的妥吉尔斯东城堡。罗宾汉和绿林好汉们出于义愤，在“黑甲骑士”的帮助下，奋勇攻破城堡，杀死德别夫，俘虏狄布西里，救出被俘人员，狠狠打击了他们的阴谋夺权气焰。但布里昂乘乱抢走了蕊贝卡。狄布西里在得知“黑甲骑士”即“狮心王”理查并被理查宽大释放后，急忙跑到约翰亲王处报告消息，致使约翰派出众多杀手追杀理查，幸得罗宾汉率众赶来，杀死众杀手，救出国王。
第三件大事是布里昂把蕊贝卡抢到圣殿骑士修道院后，一贯炫耀权势、胡作非为的圣殿骑士头领路卡斯，竟诬称蕊贝卡用妖术迷惑布里昂，要当众把她作为巫婆烧死。蕊贝卡情急中扔出绣花手套，要求按骑士规定“比武决狱”。艾凡赫带伤和布里昂比武，被布里昂戳倒在地，与此同时，布里昂也因激烈的内心矛盾而倒地丧命。蕊贝卡得以无罪释放。这时，理查王带领人马赶来，宣布已粉碎了约翰亲王的叛逆行为，正式恢复王位，并亲自主持撒克逊族罗文娜和诺曼族艾凡赫的婚礼。此后，罗宾汉和撒克逊贵族都表示拥戴英王的王权，诺曼族和撒克逊族的敌对情绪完全消除，两个民族水乳交融，语言也合二而一成为现代的英语。但艾萨克父女仍决心离开英国，去寻找一片安宁乐土，从事慈善事业。
小说的突出成就是生动具体地展现了12世纪英国封建主义全盛时代的社会历史真实。
它首先给读者展现了一幅五光十色的12世纪英国封建社会的真切图景：“诺曼征服”已相当巩固，撒克逊族虽仍不满诺曼贵族的骄横统治但已不作公开反抗，各种强制、掠夺性法令正在执行。国王、贵族、教会都占有大量土地，都各自在领地内修建了大小不一的城堡或修道院，有的甚至拥有庞大的军队和自订的律法。农民被固定在小块领地内成为领主的农奴，需给领主缴纳种种苛捐杂税和从事繁重无偿的徭役，有的更成了失去人身自由的家奴。教会等级森严、派系林立，教士们虚伪奸诈、道德败坏。他们不但伙同封建领主肆意欺骗、愚弄人民，且对他们进行沉重的压榨和剥削。他们还常因直属教皇领导，而敢跟国王分庭抗礼。一些头面人物（如路卡斯）更极尽高压钳制、作威作福之能事。要之，贵族、领主、教士骄奢淫逸、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人民大众却无权无势、备受欺压、贫困交加。此外，我们还看到，这时英国的城市正方兴未艾，市民和自由民尚不壮大，骑士风气和骑士道德还十分流行，但商业活动已开始兴旺——艾萨克便是靠买卖和放债发财的犹太富翁。
接着，小说便在上述社会图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出当时社会中的种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要者有诺曼征服者内部的约翰亲王和理查王争夺王位的斗争；有以布里昂为代表的诺曼贵族跟以塞德利克为代表的撒克逊贵族的统治与反统治的斗争；还有被压迫的农民群众跟封建压迫者之间的生死搏斗。这一切，在约翰亲王多次用金钱、权势培植党羽，多次跟亲信密谋对策，甚至派杀手追杀理查，以及理查回国后化装秘密查访、集聚力量，以等待时机的描写中；在布里昂骄横暴虐，极其蔑视被征服者，而塞德利克则时刻以撒克逊传统为荣并幻想让有撒克逊王室血统的阿泽尔斯坦继承王位的描写中；在绿林豪杰奋勇攻击妥吉尔斯东城堡、严惩诺曼领主、解救无辜和瓜分城堡财富的描写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在展现上述种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的同时，小说还用较多笔触揭示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并对劳动人民的反抗持肯定态度。小说描写贵族、僧侣们既拥有大片土地和巨额财富，还拥有巨大权力。他们一个个全都锦衣玉食、骄横淫佚。连最小的领主，也拥有不少农奴；一个修道院院长，也穿金戴银。而劳动人民不但无权无势、穷困潦倒，同时还无起码的人格尊严。因此，他们被迫纷纷投身绿林，成了罗宾汉领导的反压迫大军。小说描写他们在围攻妥吉尔斯东城堡时，全部纪律严明、服从指挥，满怀仇怨，不顾死伤、奋勇向前，即使在瓜分战利品时，也全部听从安排、彬彬礼让。
作为一个保守的托利党人和法国政治流亡者的同情者，司各特描写统治暴虐、矛盾尖锐和人民抗争，并不是旨在否定或推翻现存社会制度，而是致力于统治者跟统治者、诺曼族跟撒克逊族以及统治者跟劳动人民的调和和妥协。这在小说的人物刻画和情节描述中，都有鲜明体现。例如：理查王原是一个黩武好斗、昏聩残忍的暴君，小说却把他美化成英武慷慨、爱民如子，能调和尖锐矛盾，甚至能使诺曼族和撒克逊族合二为一的开明君王。同样，艾凡赫这位追随理查参加“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小说也把他写成英武、好侠的封建道德观念的化身，让他莫名其妙地跟撒克逊族姑娘罗文娜誓死相爱，以作为两民族融合为一的象征。还有，罗宾汉这个历史人物，从来都不曾效忠过诺曼王朝，作者为了宣扬其妥协调和思想，在小说中也毫无史实根据地写他在得知约翰亲王篡位阴谋后，立即表示要效忠诺曼王朝。
作为历史小说，《艾凡赫》并不着力于人物刻画。但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勇武宽厚的理查、浮华狂妄的约翰、豪爽暴躁的塞德利克、骄横暴虐的德别夫、胡作非为的路卡斯乃至调皮机智的小丑汪巴和忠心耿耿的家奴葛尔兹，仍全部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而写得最好最成功的人物，则是犹太姑娘蕊贝卡和绿林首领罗宾汉。
蕊贝卡是世界文学中罕见的犹太妇女的光辉形象，她不但有“每个国王见了都会动心”的美丽外表，更有金子般纯洁美好的内心和“坚如磐石的意志”。她维护人性尊严，多次劝父亲不要对人卑躬屈膝。她不看重金钱，经常向受困者慷慨解囊。她仰慕艾凡赫，便日以继夜地精心为他医疗看护。特别是她两次落入圣殿骑士派虎口时，面对凶残骑士的种种压迫利诱和路卡斯的火刑，她更是一直表现得大气凛然、誓死不屈，宁可“立即跳下悬崖在石头上跌得粉碎，也绝不肯受兽性蹂躏”。当布里昂把犹太人说成是没有祖国的“卑贱的民族”时，她还激愤地宣告说：“这都是受到你们这些人的迫害才弄成那个样子的”，“请读一下上帝的古历史，看看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世界各国创建了多少奇迹，出现过多少辉煌的名字”。最后，她在看清了英国社会的本质和对艾凡赫的爱情难以遂愿后，还毅然决定离开英国，终身不嫁，到外地去从事慈善事业。在人们普遍对犹太人排斥敌视，把他们看做是见利忘义、爱财如命的猪狗的时代，小说能一反此前文学中对犹太人的负面描写，转而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对他们的品德给以高度赞扬，这确是表现了作者的超群卓识和民主观点。
罗宾汉本是长期在英国民间流传的传奇人物，是穷苦人的救星和封建压迫的叛逆。小说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写他以洛克司雷的化名和绿林豪杰首领的身份在重要关头飘然出现。在约翰亲王面前敢于仗义执言，在射箭比赛中大显百步穿杨绝技，在了解实情后归还蕊贝卡赠给葛尔兹的财物。特别是在率部攻打妥吉尔斯东城堡时，小说更全面显示了他的见义勇为的性格，跟封建主誓不两立的立场，不畏矢石、勇往直前的气魄和一呼百应深受群众拥戴的威望。这样小说便成功地把他塑造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富传奇色彩的民间叛逆英雄。
《艾凡赫》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创作典范。
一方面，它继承和发扬了英国启蒙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每写一处环境，必先写它的地理位置。如开篇便说：“在快乐的英格兰境内，沿着邓河两岸秀丽的地区，古时候有一大片森林覆盖着舍菲尔德和邓卡斯特诚之间的大部分山谷……我们的故事主要就发生在这块地方，故事的年代是理查一世末期。”每写一个人物必先如实写他的肖像、服饰。如写最先出现的人物葛尔兹时，便说他“年纪较大，相貌严肃而粗狂，只穿一件贴身的带袖子的皮坎肩，因为穿得太久，许多地方磨得精光，上面没有开襟，只有大小能把头伸过去的领口”。每写一个场面，还必通过详尽的场景和人物描写凸显其规模和气氛。如写骑士比武一场时，小说先是写比武的草坪及其围栏，接着写维护秩序的卫士和发号施令的官员，再是写比武骑士的姿容和帐篷，之后再写观赛者的种种喧闹、热烈、紧张的情绪。写围攻妥吉尔斯东城堡一场时，激烈的战斗借蕊贝卡在墙洞上的见闻给艾凡赫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更显出绝妙的艺术效果。小说交替使用诺曼语、撒克逊语和土语，有时对话显得冗长；叙述不够简洁，但基本都符合现实主义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论断。
另一方面，小说又深受英国前期浪漫主义，尤其是“哥特派”小说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凡、传奇、神秘乃至恐怖的气氛。如理查王和艾凡赫长期乔装私访、罗宾汉化名洛克司雷百步穿杨、葛尔兹冥夜遇盗、汪巴巧扮神父、布里昂无伤自亡、阿泽尔斯坦死而复活、尤尔莉珈纵火自焚……虽不尽真实，但也增强了小说的生动性、曲折性和可读性。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法国作家雨果、大仲马，英国作家李顿、司蒂文生，美国作家库柏的一些作品，深受司各特作品的影响。法国的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普希金、意大利的曼佐尼等作家的许多作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司各特历史小说的精华。
第四节 雨果及其《巴黎圣母院》
一、生平与创作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欧洲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和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生于靠近瑞士的贝尚松城，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将军，但母亲却是虔信宗教的保皇党，他主要由母亲抚养长大。因此，他少年时期同情保皇党，文学创作也倾向消极浪漫主义。19世纪20年代后期，法国反复辟斗争的高涨和查理十世的种种倒行逆施使雨果深受触动，他毅然跟保皇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决裂，欢迎1830年的七月革命，并在文学创作上成了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领袖。但不久他又在七月王朝的拉拢下，对现实产生幻想，拥护君主立宪政体，进了法兰西学院，还当了贵族院议员并受封为法兰西贵族，文学创作也随之处于低迷状态。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1851年的波拿巴政变，又一次教育了雨果，使他看清了大资产阶级反人民和反革命的本质，他的君主立宪幻想粉碎了。当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派都站到了波拿巴一边时，他却成了坚定的反波拿巴政变的共和主义者，并积极参加共和党的武装起义，以致起义失败后不得不长期流亡国外，直到1870年第二帝国倾覆后才得以回到阔别近20年的祖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尽管雨果对1871年的巴黎公社不理解，反对公社起义和公社对反动派的恐怖政策，但当起义失败、反动派残酷镇压公社成员时，他又站出来愤怒谴责反动派的暴行，并把自己的国外住所提供给公社社员避难，以致其住所遭暴徒袭击，他自己也险些丧命。总之，雨果为和平、民主和人道主义奋斗了一生，他的生活道路尽管曲折，但却一直向上——从保皇主义到资产阶级民主派，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资产阶级共和派，再从资产阶级共和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庇护人。因此，法国人民对他十分尊敬。1885年他逝世时，送葬者竟达百万之众。法国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他的遗体被送进了专奉伟人的先贤祠。2002年，法国全国公立学校为纪念雨果诞生200周年，还举行了隆重集会。
雨果天资聪慧，誉称神童。他14岁便开始写诗，15岁便获法兰西学院征文奖，18岁获图卢兹学士院的“诗歌硕士”称号，20岁获法王路易十四赐予的年金。他的创作时间长达60余年，几乎所有主要的文学体裁都有所涉及，且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共写了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论著。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文学论著《〈克伦威尔〉序言》（1827），戏剧《艾尔那尼》（1830），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诗集《惩罚集》（1853），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诗集《凶年集》（1872），长篇小说《九三年》（1874）等。
《〈克伦威尔〉序言》被认为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文艺宣言。它不仅把批判矛头直指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而且提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一系列文艺主张：如认为每个时代都应有自己的艺术，不能一味盲目模仿古代；生活中总是美与丑、伟大与滑稽、光明与黑暗“相共”、“并存”，不能取此舍彼；戏剧是“把微光化为光明，把光明化为火光”的“反映自然的镜子”；文艺不应一般地表现事物，而应使事物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因此，论文实际上提出了理想化的对比、夸张和描写非凡环境中的非凡人物的浪漫主义创作原则。
浪漫主义戏剧《艾尔那尼》和长篇浪漫主义小说《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无论就欧洲文学发展或雨果创作历程而言，意义都十分巨大。《艾尔那尼》描写16世纪一个贵族出身的绿林好汉艾尔那尼为报杀父之仇反抗国王并为爱情而践约自杀的故事。剧本虽不乏对“封建美德”的赞美，但它那反封建暴政和追求自由生活的主题，它那地点任意变换、时间长达数年和悲喜剧因素糅合的艺术手法，却跟古典主义戏剧思想、艺术原则背道而驰。因此，它的公开上演，便简直成了浪漫主义戏剧跟古典主义戏剧的生死决战。戏剧在巴黎一连上演45天，场场爆满。而古典主义戏剧则从此销声匿迹。
经过19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因思想妥协而导致的创作低迷期，1848年革命和1851年波拿巴政变后，雨果的创作又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时期的作品，不但深度、广度大为加强，其艺术方法也明显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转换。
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揭露拿破仑三世及其党羽的罪行，痛斥他们是“窃国大盗”、“暴君”和“犹大”。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揭示资产阶级法律的极其不公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深重苦难。长篇小说《海上劳工》描写渔民跟大自然的顽强搏斗及其高尚品质。长篇小说《笑面人》揭露贵族阶级的阴险残暴和荒淫糜烂。政治诗集《凶年集》谴责德国侵略者的贪婪和暴行。长篇小说《九三年》描写1793年法国的反革命叛乱和共和国军队对叛乱的镇压。跟前期相比，这些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加强，但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的矛盾也更加鲜明显露。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是《悲惨世界》和《九三年》。
《悲惨世界》的中心情节是工人冉阿让和女工芳汀的悲惨生活。冉阿让只因偷了一块面包去养活姐姐的饥饿孩子，便被抓起来坐牢和服苦役19年。刑满释放后，他虽改辙向善、热心公益、救助贫困，乃至到法庭解救长相跟自己相似的被诬穷人，但仍终身被警察监视、追捕。女工芳汀因被浪荡公子诱骗生了女儿，便被剥夺了做工的权利。为养活女儿，她被迫出卖自己的头发、牙齿和身体，还被坏蛋德纳第当做敲诈勒索的对象，最后在极端痛苦中死去。他俩的命运，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和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虚伪不公，本是深刻的批判和揭露，但小说展示给读者的解决悲惨世界的途径，却是仁爱感化和以德报怨：先让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化解对社会的敌意，决心从善；又让沙威警长在冉阿让的感化下良心发现，投河自杀；还让马里于斯在冉阿让的感动下消除误解，幡然悔悟。似乎只要施行仁爱感化，任何人都可以改恶向善，任何社会罪恶都可随之消灭。这显然表现了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软弱性和空想性。他把人道主义思想用来做批判社会的武器时是伟大的，但用来做社会治病药方时则是可笑的。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也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上述矛盾的最突出表现。小说描写1793年共和国革命军队镇压法国旺岱地区反革命叛乱的故事。小说令人信服地刻画了反革命首领朗特纳克的种种引狼入室、阴险歹毒和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兼刽子手的本质，也十分真实地描写了革命军司令郭文和政委西穆尔登的种种智勇双全、矢志矢忠和坚持原则的人民救星兼革命英雄的高尚特征。但当革命军最后把朗特纳克等包围在一座古堡里时，已经从地道逃跑的朗特纳克，只因听见一个母亲的呼救声，为从大火中救出被他抓来做人质的三个小孩从地道返回，最终被捕。革命军司令郭文出于对朗特纳克这种“人道主义”行为的敬重竟半夜私自把他放走。政委西穆尔登在维护革命纪律下令枪毙郭文的同时，也出于对郭文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敬重而开枪自杀。这样，雨果在小说中所宣扬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原则，实际上便成了放走杀人魔王、处死革命首领的荒谬结局。
《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还集中体现了这时期雨果作品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艺术特点。《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苦役经历、芳汀的悲惨命运、珂塞特的童年遭遇，《九三年》中的叛乱过程和战争场面等，都是精彩的现实主义描写。而冉阿让的种种超人体力的表现和离奇巧合的遭遇，朗特纳克的救人被捕和郭文、西穆尔登双双自杀的情节等，又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笔法。
二、《巴黎圣母院》
雨果的浪漫主义文学长篇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描写了这样一个悲剧性故事：在一年一度的中世纪巴黎宗教狂欢节期间，巴黎圣母院广场上一个名叫爱斯美哈尔达的漂亮吉卜赛女郎的美妙舞蹈，吸引了在场的大多数观众。最被爱斯美哈尔达的色艺双全所倾倒的是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弗洛罗。他一贯以圣洁寡欲自居，认为情欲是罪恶，会毁灭人的灵魂，平时连公主来圣母院他也拒不朝见。但当看到真正年轻貌美、色艺双全的爱斯美哈尔达后，压抑的情欲却像山洪般爆发出来，他疯狂地不择手段地想占有她。他先是派自己收养的敲钟人喀西莫多去抢劫她。接着，又趁她跟国王卫队长菲比思幽会时，持刀刺伤菲比思。再后，又在爱斯美哈尔达拒不就范时串通法院，诬陷她为女巫并判处她绞刑。当爱斯美哈尔达被喀西莫多冒死救进巴黎圣母院避难、流浪汉人群为救阶级姐妹前来围攻巴黎圣母院时，他又指使爱斯美哈尔达名义上的丈夫、诗人甘果瓦趁混乱把爱斯美哈尔达骗出巴黎圣母院，再次要挟她满足自己的情欲。遭严词拒绝后，便通知官兵把她抓起来在绞刑架上绞死。结果，围攻巴黎圣母院的流浪汉人群腹背受敌，大半被官兵杀死。喀西莫多在认清克罗德丑恶面目后毅然把他推下钟楼，然后自己也躺在墓地爱斯美哈尔达的尸体旁悄然死去。
小说描写的是15世纪的巴黎，但其社会寓意显然指向19世纪初叶的法国。在《海上劳工》的序言中，雨果曾说有“三种沉重的枷锁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那便是教会、法律和自然的桎梏”。如果说《悲惨世界》的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法律的极端不公，《海上劳工》的主题是揭示人跟自然的艰苦搏斗，那么《巴黎圣母院》的主题便是揭露教会的虚伪阴险。这主要体现在对一贯被当做“教会的良心和代表”的克罗德·弗洛罗形象的刻画上。他貌似圣洁，实为荒淫；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利用职权、指派亲信、勾结官府、左右法庭，先是对爱斯美哈尔达进行疯狂的追逐，接着又一再把疯狂的追逐变成疯狂的迫害，并在狞笑中把她送上了绞刑架。这一切十分深刻地揭示了教会的虚伪阴险及其与政府、法庭沆瀣一气压迫人民的本质。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小说并未停留在脸谱化的人物描写上，而是进一步揭示了克罗德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矛盾。小说描写克罗德年轻时也曾勤奋好学、善良、“追求温柔与美的生命”，只是在进了教会并担任了圣职后，才逐渐变坏。小说还描写他在追逐和迫害爱斯美哈尔达的过程中，心中一直充满了宗教禁欲主义与人的爱情要求、宗教理义与善良人性的激烈斗争，只是每次斗争都是前者占了上风，才使他始终无力自拔。这样，克罗德不但是宗教伪善的体现者，同时也是宗教伪善的受害者；教会不但是虚伪阴险的渊薮，同时更是扼杀善良人性的摇篮。
在揭露教会的同时，小说对法庭的荒谬和国王的残忍也进行了无情揭露。小说把皇家审判官叫“山羊”，书记叫“野猪”，律师叫“鳄鱼”，检察官叫“大黑猫”。描写他们审判喀西莫多的“抢劫”，活脱脱是聋子审聋子的滑稽剧；审爱斯美哈尔达的“谋杀”，更简直是豺狼审绵羊的森林法则剧。至于国王路易十一，小说描写他除了热衷绞架、铡刀、站笼等酷刑和“把平民杀尽”的叫喊外，对其他统统不感兴趣。
而对教会、法庭和国王的对立面的劳动人民，小说则用较多篇幅对他们的高尚品德进行热情赞美与歌颂。这集中体现在对爱斯美哈尔达和喀西莫多这两个至善至美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爱斯美哈尔达从内到外都充满无与伦比的美。她外表美艳、舞姿卓绝、淳朴善良、热情率直。当喀西莫多因奉命“抢劫”她而在烈日下被鞭打示众，口渴难耐时，她不计前嫌，把水送到他嘴边。当落魄诗人甘果瓦误入流浪汉驻地，说不出切口，将被吊死时，她不避嫌厌，出面把他救下。面对菲比思的玩弄、疏远，她始终忠于对他的爱情。面对克罗德的威逼、利诱，她表现得至死坚贞不屈。喀西莫多尽管外表奇丑，但内心却奇美。他感情纯真、爱憎分明、不卑不亢、坚定勇敢。他在爱斯美哈尔达身上看到了善良仁慈，便冒死把她从绞架下救出，对她百般呵护，并最后躺在她身旁自尽。他误以为流浪汉攻打巴黎圣母院是抢劫爱斯美哈尔达，便一个人跟数百人勇敢搏斗。他一旦在克罗德身上看到了残忍奸诈，便毫不犹豫地把他推下钟楼。
对于流浪人群，小说也给予了热情赞颂。他们尽管衣衫褴褛、行动怪异，但内心却充满阶级友爱和团结战斗精神。他们围攻巴黎圣母院的场景，在一定程度上简直就是1789年法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写照。小说并没有把他们写成盲目骚动的群氓，而是把他们写成成长中的社会抗议者和叛逆者。
小说在艺术上完全实践了作者所倡导的浪漫主义原则。中世纪的巴黎宗教狂欢场面、阴森的巴黎圣母院，使小说有了典型的非凡环境。虚伪阴险的克罗德·弗洛罗、外表内心都极美的爱斯美哈尔达、外表奇丑而内在奇美的喀西莫多，使小说有了典型的非凡人物。甘果瓦的将被处死和跟爱斯美哈尔达的“结婚”、爱斯美哈尔达的身世及跟女修士母亲的巧遇，使小说有了典型的离奇情节。爱斯美哈尔达外表的极美和喀西莫多外表的极丑，还使小说有了典型的夸张、对比手法。总之，小说始终笼罩在一种主观幻想的气氛中，又始终表现为描写非凡环境、塑造非凡人物、安排离奇情节和使用夸张、对比手法。
此外，小说在人物描写上，还匠心独具地使主要人物间形成鲜明、对称的内外纵横对比关系。
注：
外异：外表相异（一丑一美）。
外同：外表相同（同丑或同美）。
内异：内心相异（一丑一美）。
内同：内心相同（同丑或同美）。
第五节 惠特曼及其《草叶集》
一、生平与创作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是19世纪美国最杰出的民主诗人，美国新兴资产阶级最重要的一位歌手。他出身贫困的木匠家庭，11岁便出外独立谋生，先后当过学徒、杂役、排字工、农村教师、新闻记者，南北战争时期做过伤病护理员，战后还当过政府公务员。对社会现实的广泛了解和跟社会各界的广泛接触，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对启蒙思想、超验主义和欧洲古典主义的崇拜与熟悉，又使他具有强烈的民主、独立思想和雄厚的艺术底蕴。在当时最尖锐的蓄奴与废奴、民主与保守的斗争中，他始终站在废奴、民主的立场，并终身为实现“自由土地、自由言论、自由劳动、自由人”而奋斗。
二、《草叶集》
惠特曼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写诗，1855年，他将所写的12首长诗和一些短诗结集出版，题名为《草叶集》。为什么叫“草叶集”呢？他自己解释说：“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青草。”意即草叶是一种最普遍、最旺盛、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它是广大美国人民的象征，也是正在蓬勃发展中的美国的象征。《草叶集》初版虽因充满民主精神和创新的形式遭到攻击，但惠特曼仍坚持写作并不断增加新作再版。到1892年，《草叶集》共出了12版，收入长中短诗篇400首左右，最后更成为拥有几十种译文的世界名著。
《草叶集》的主体内容是通过作者自我感受或自我形象（《我歌颂……》、《大地，我的形象》、《自我之歌》）热情歌颂民主、自由、繁荣的当代美国“新时代，新事物”。它讴歌“神圣的土地”、“新兴的城市”、“横穿大陆的电报机”、“强健而迅速的火车头”，歌颂和平的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歌颂人的巨大、健壮、勇敢和聪明。总之，一切都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一切都“孕育着完美的种子”。它甚至把当时的美国，赞颂为“民主的形象”和“民主的大地”，并称之为民主自由“远航船的出发点”。当时美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具有历史的积极作用，符合广大人民的历史愿望。因此，惠特曼对当时美国现实的热情歌颂，应当认为是反映了时代的历史现实。马克思在给林肯夫人的信中，便曾说过当时“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
在热情歌颂当代美国的“新时代、新事物”的同时，《草叶集》还用很多篇幅表现了对革命斗争的肯定和对蓄奴制的痛恨。在《敲吧！敲吧！敲吧！》中，他用高昂的旋律和热烈的诗句激励北方联军跟南方叛军誓死斗争。在《欧罗巴》中，他一再欢呼打击暴君的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到来。在《我歌颂带电的肉体》中，他同情黑人的苦难，赞美黑人的优美身躯和高尚灵魂，表达对蓄奴制的痛恨。在《呵，船长，我的船长》中，他更深情地对遇刺身亡的著名废奴主义者林肯总统进行了热烈的讴歌和无尽的悼念。
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惠特曼在相当程度上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有的丑恶和潜在的危险，因而在一些诗篇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也做了某种谴责。如在《我坐而眺望》中，诗人便用火一般诗句喊道：“我看见战争、疾病、暴政的恶果”，“我看到倨傲的人们加诸工人、穷人、黑人的侮辱与轻视”，“我眺望着无穷无尽的卑劣行为而痛苦”！在展望美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时，他更痛心疾首地担心，“你心中有些凶猛的东西要爆炸”。后来，当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个性都得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时，面对残酷现实，惠特曼简直“就唱不出歌来”。
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草叶集》鲜明地体现了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特点——以“自我”为中心的热情抒发，无拘无束的自由讴歌及夸张、象征、对比手法的大量运用。此外，诗集还一反美国诗歌长期因袭英国格律诗的局面，首次以短句，而不是音步作为韵律的基础，创造了无韵脚、分段灵活、惯用叠句和排句的“自由体”新诗歌体裁，使诗集活泼自由，风格豪放粗犷。
思考题
1.简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因和基本特征。
2.简述美国浪漫主义文学跟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异同。
3.欧洲启蒙文学跟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在思想、艺术上有何差异？
4.拜伦和雪莱有何异同？
5.何谓“拜伦式英雄”？
6.试比较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跟拜伦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异同。
7.您如何看待欧美历史小说这种体裁？
8.雨果的生活道路为什么是曲折向上的？
9.从《悲惨世界》、《九三年》分析雨果人道主义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10.《草叶集》何以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