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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现实主义文学

现代欧美文学是在欧美地区资本主义取得垄断性发展,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各种社会思潮频繁更迭,人类精神文化剧烈波动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20世纪,欧美文学思潮林立、流派纷呈,现代主义异军突起,呈现出多元化、少中心的整体态势。与同时期的亚非文学相比,现代欧美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仍然居于重心位置。与以往相比,现代欧美文学格局全新、特征迥异: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分庭抗礼,各领风骚;在表现手法上各种流派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其共有的倾向为颠覆传统、创新求奇;出现了众多的批评派别,普遍重视文本研究,关注形式问题,侧重于探究、表现内心世界。

小引

在20世纪的欧美各国,现实主义仍然是较为重要的文学潮流。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很多作家继承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进一步深入探索;也有作家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借鉴其他文学表现手法,丰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将这一文学传统推向新的阶段。

这一历史时期对文学发展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潮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各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十月革命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世界性解放运动的兴起;欧美各国进步作家队伍的扩大,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和发展;各种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

本章重点讲述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的特征和发展概况,重点评析代表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本章将剖析罗曼·罗兰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和个人反抗主题,劳伦斯的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学说之间的密切关系,托马斯·曼作品的反法西斯内涵,布莱希特戏剧的“陌生化”效果,德莱塞对美国梦的本质性揭露,海明威作品的反战思想和独特的“硬汉性格”。

学习本章节内容,应注意将其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分析。同时尤要辨析和把握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与同步发展的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同与歧异。

第一节 概述

20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席卷欧美地区的经济危机、更迭频繁的各种社会思潮,使欧美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人类的精神文化发生急剧的变化,具体表现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竞争意识与个人利益原则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与强化,成为集团与集团、国与国之间残酷争夺的内在原因,深化了上个世纪末期业已形成的不稳定感和危机意识;高度理性化的垄断经济、现代物质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加深了人类自身生存的异化感、荒诞感和内心焦虑;血腥的战争改变了人们对传统人道主义的看法;人们不再把人看成“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开始从本体意义上认识人自身的局限性。

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的欧美文学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格局和新特征:形成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潮流,其中又划分为各种不同的倾向和派别,更替频繁,各呈异彩;与19世纪以前的文学以描绘客观世界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是,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开始注重表现内心世界,作品普遍存在内倾性;不同民族、国家、语种文学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相互交融,拓宽了文学表现的深度和广度;与传统文艺批评注重内容的特点迥异,20世纪出现的现实主义批评流派,侧重从结构和语言问题入手,对文本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表现出对形式问题的注重,这种变化和现代主义的新探索是并行不悖的。

此外,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到19—20世纪已形成高潮的欧美通俗文学,因通俗易懂,又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写成,还跟19世纪以来飞速发展的科技密切结合,故已形成19—20世纪欧美文学的独立体系,成为广大读者十分喜爱的文学读物,本编特列专章(第十一章)阐述。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以下方面的思想特征:

其一,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展开,社会主义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现实主义作家,使他们或多或少地用阶级的观点或者社会主义思想去观察问题,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去描绘现实,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

其二,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越来越引起一些进步作家的注意,成为反映的对象,有的作家还塑造了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新人。

其三,作家们力图全面反映时代生活,上至王公贵族,下至社会底层,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较充分的反映,显示出史诗般的规模;有的作家还能解剖家庭的兴衰,以家族的荣枯反映整个历史时代的变化。

其四,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政治斗争的白热化,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种族迫害的酷烈,致使战争文学和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作品十分盛行。

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艺术表现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频频出现“长河式”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这类作品往往长达百万言以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变迁。

其二,由于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一些现实主义作家也倾向于对人的内部心灵加以开掘,汲取、借鉴意识流、内心独白、象征寓意等现代派手法,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段。

其三,作品普遍有淡化情节的倾向。一些作家不重视塑造典型人物,而是对人物气质等因素感兴趣。对有些人,甚至很难从本质上确切界定他们究竟是属于现实主义流派还是属于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家。

一、英国文学

英国是这一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之一。20世纪初期,哈代的创作从小说领域转向诗歌文体并多有建树;萧伯纳(1856—1950)是使英国戏剧再现繁荣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其代表作《巴巴拉少校》(1905)成功地塑造了垄断资本家安德谢夫的典型形象,并通过他揭露了大资产阶级操纵国家权利和反人民的实质,但却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幻想通过点滴改良来实现其人人都是“百万富翁的社会主义”;劳伦斯在小说写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高尔斯华绥会同毛姆、吉卜林等人共同促成了20世纪初中叶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

毛姆(1874—1965)的创作以小说和戏剧为主,尤其在长篇小说的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代表作《人性的枷锁》(1915)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描述了主人公菲力浦·卡莱从童年到30岁期间如何摆脱痛苦的迷惘状态,逐渐趋于成熟,获得精神解放的历程,无情地暴露了宗教、教育、贫困和社会风尚对人的发展的禁锢,以巨大的感染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令人窒息的生活画面,提出了“真正的人的自我究竟是什么”的哲学命题。

在作者看来,运用理智才是人性的解放。毛姆其他比较著名的长篇小说有《月亮和六便士》(1919)和《刀锋》(1944)等。这些作品也都贯穿了作家对生活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

20世纪中期以后,活跃在英国文坛的现实主义作家有格林、艾米斯和福尔斯等人。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被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英国作家之一。他曾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分成消遣读物和小说两类。属于前者的有《伊斯坦布尔列车》(1932)、《一支出售的枪》(1936)等。这类作品虽是惊险小说,但深入描写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真实的国际政治背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有所揭露。被称为小说的作品有的以宗教问题为题材,有的以国际政治问题为题材,《沉默的美国人》(1955)属于后者。这部长篇小说叙述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英国新闻记者在越南的经历和见闻,揭露了殖民主义势力侵略给越南人民带来的灾难的罪行。

另外,“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作家金斯莱·艾米斯(1922—1995)的《幸运的吉姆》(1953)和约翰·福尔斯(1926—2005)的《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也是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作品。《幸运的吉姆》通过一位大学历史讲师的故事,对英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虚伪、荒唐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法国中尉的女人》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这部小说的独创性在于它有三种可能的结尾,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去填充。

二、法国文学

法国在20世纪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除罗曼·罗兰和法朗士等在19世纪便享有文名的老作家之外,还有杜伽尔、莫里亚克、纪德等新晋作家。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在政治上十分进步,他曾积极投入为犹太籍上尉德雷福斯沉冤昭雪的斗争,与左拉一起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的短篇小说《克兰克比尔》(1901)通过一个小菜贩被警察诬陷的不幸遭遇,指控了资产阶级司法制度的阶级偏见和虚伪性质,对德雷福斯案件作出了直接反响。进入20世纪,法朗士的创作进入成熟阶段,先后完成了《企鹅岛》(1908)、《诸神渴了》(1912)等重要作品,并于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企鹅岛》这部寓言小说以企鹅岛国来影射法国,勾勒了法国阶级社会发展的形象历史,并重点针砭了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度、对外政策、科学文化和社会风尚,揭露了现代工业化文明造成的贫富对立。《诸神渴了》是部历史小说,描写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专政及其失败的历史事件。作品揭示了雅各宾派的弱点,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清晰地显示了作家爱憎分明的思想情感。这些小说不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以对平凡事物的娓娓动听描述见长,用“圣人的温和的语气”对丑恶现实进行嘲讽。

马丁·杜伽尔(1881—1958)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重要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应征入伍。战后,他根据在战争期间的见闻写出了著名长篇小说《蒂博一家》(1922—1940)。小说描写了蒂博父子、兄弟间的冲突并穿插着丰塔南一家的故事,广泛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法国的现实生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民的反战情绪。小说情节曲折,语言简洁,风格朴实,尤以心理描写深刻细腻见长。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写有百卷以上各种体裁的作品,其中以小说最为著名。《给麻风病人的吻》(1922)是他的成名作。1925年发表《爱的荒漠》,并于当年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使他成为重要的法国小说家。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莫里亚克先后发表了《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和《蝮蛇结》(1932)。《苔蕾丝·德斯盖鲁》的女主人公不满丈夫的自私虚伪而企图对丈夫下毒,被告发后受到拘押审讯。她的丈夫是个卡列宁式的人物,把妻子只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妻子被收审后,他为了保全家庭的声誉,出庭做伪证使苔蕾丝无罪开释。可是苔蕾丝一回到家就被软禁起来。小说以细腻的心理分析方法,反映了道德堕落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苔蕾丝的命运深受读者关注。此后作者又写了短篇小说《苔蕾丝在旅馆》(1933)、《苔蕾丝求医》(1933)和中篇小说《黑夜的终止》(1935),继续描述女主人公的生活经历。

安德烈·纪德(1869—1951)的重要作品有《人间食粮》(1897)、《蔑视道德的人》(1902)、《窄门》(1909)、《梵蒂冈的地窖》(1914)和《伪币制造者》(1925)等。《伪币制造者》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与传统结构的叙事作品不同,该作品采用小说中套小说的别致手法,以作品人物日记的形式把两个故事重叠叙述,反映了当代青年的不安与苦闷,流露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

20世纪下半叶,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有所衰减,较有影响的作家有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玛格丽特·尤纳瑟尔(1903—1987)、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等。

三、德语国家文学

20世纪,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重要的作家是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

托马斯·曼(1875—1955)于19世纪末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堕落》使他一举成名。其代表作《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通过巨商布登勃洛克家族四代的盛衰史,暴露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奸诈和残暴,并对布登勃洛克家族的败落表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式的惋惜。

亨利希·曼(1871—1950)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代表作《臣仆》(1911—1914)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后来作家将续篇《穷人》(1917)和《首脑》(1925)与《臣仆》合在一起组成了“帝国三部曲”。《臣仆》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主人公赫斯林是造纸厂老板的儿子,自幼怯懦残忍,在强者面前是奴才,而在弱者面前又是暴君。对他来说,恭顺地服从皇帝是最好的“诗”,夺取财富和权力是最高的“哲学”。赫斯林是德意志帝国忠顺臣仆的典型,他的性格概括了帝国主义阶段德国资产者的典型性格。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德语作家,其主要成就是传记文学和小说创作。他的小说构思奇巧,情节曲折,善于描写人物细微的感情变化。他的中篇名作《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1927),写一位中产阶级妇女与一个贵族出身的赌徒偶然相遇后奇特的经历,用细腻的心理分析手法描述了女主人公在这期间复杂的情感变化,对她的精神世界也作了深入开掘。另外,《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象棋的故事》(1941)也是脍炙人口的杰作。

20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重要作家有格拉斯、伯尔等。

京特·格拉斯(1927—)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该作品以侏儒奥斯卡回忆的方式,再现了1924年至1954年间德国社会的历史变化,揭示了德国法西斯的残暴和腐败不堪的社会风尚。奥斯卡是个既有愤世嫉俗的一面,又有与世俗同流合污一面性格的人。《铁皮鼓》为格拉斯膺获了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亨利希·伯尔(1917—1985)的小说主要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作品则主要表现“小人物”的悲惨遭遇以及社会对“小人物”的迫害。例如,《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1971)的主人公莱妮是一个善良、正直的妇女,由于不愿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处世哲学和金钱至上的原则生活,她接连遭到迫害。围绕着莱妮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从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对德国现状作了分析批判。

这一时期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1921—1990)所写的社会犯罪小说也很著名,如中篇小说《法官和刽子手》(1952)、《抛锚》(1956)以及长篇小说《诺言》(1958)等。

四、美国文学

和一些主要西欧国家相比,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起步较晚,但在进入20世纪以后有了长足发展。德莱塞和杰克·伦敦是其前期代表作家。继之,以辛克莱为代表的“揭黑幕”文学也开始闻名于美国文坛。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作家普遍产生被欺骗被出卖的感受,并把这种厌恶情绪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在美国出现“迷惘的一代”这样一个文学流派。“迷惘的一代”不是有统一组织、有共同纲领的文学团体,它的名称源出于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有一次,她对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后来,海明威把斯泰因的这句话作为自己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题词,从此,“迷惘的一代”便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后来成为“迷惘的一代”作家的那批人还都是刚刚走进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在“拯救世界民主”口号下,怀抱着激情与理想奔赴欧洲战场。在战争过程中,他们亲身经历了人类空前规模的血腥屠杀,逐渐发现战争远非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渐次认识到了所谓“民主”,“光荣”、“牺牲”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战争经历,给这些年轻的军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苦难记忆和精神创伤,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被愚弄受欺骗的感觉和反战情绪。战争在他们心灵中留下的无法医治的怆痛,导致他们在创作中无不透露和反映出反战的思想情绪。“迷惘的一代”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全都厌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却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他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反战作品,行文间充满了迷惘与悲观。除海明威外,对前途同样感到迷惘的还有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托·斯·艾略特和托马斯·伍尔夫等人。“迷惘的—代”的繁荣时期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后来,该流派作家包括海明威本人的创作倾向都发生了变化,作家们群体转向,“迷惘的—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也就不再存在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活跃在美国文坛上的除了德莱塞和海明威之外,主要有辛克莱、刘易斯、斯坦贝克等人。

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的《屠场》(1906)是美国“揭黑幕”文学的第一部有影响的作品。作品通过立陶宛青年约克斯一家在美国定居后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工人的苦难生活和备受欺凌的处境。小说因揭发了芝加哥肉食品制作行业非人的劳动条件而轰动一时。由于《屠场》的影响,美国连续出现了许多揭发美国各方面社会问题的作品。辛克莱另一部“揭黑幕”的小说是《石油》(1927)。

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小说家;他一生写有20多部长篇小说,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巴比特》(1922)和《阿罗史密斯》(1925)等。其代表作《巴比特》的主人公是个房地产经纪人,他想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但其行为遭到他人的非议。迫于外界压力,他最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小说展示了美国乡村和小市镇闭塞而保守的生活。在美国,“巴比特”已经成为庸俗市侩的同义词。

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是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他的重要作品有《相持》(1936)、《人鼠之间》(1937)和《愤怒的葡萄》(1939);代表作《愤怒的葡萄》描写了美国30年代农业工人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故事。俄克拉何马及邻近各州贫苦农民的土地被大公司侵占,因而负债累累,无家可归,纷纷西逃。农民约德一家三代历经磨难来到梦想中的“黄金的西部”,却又陷入农场主的罗网。他们奋起反抗,参加了摘果工人的罢工斗争。小说背景广阔,反映了农民不堪压迫而进行的斗争,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史诗。

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1896—1940)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生动地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梦”的破灭。主人公盖茨比在战争期间与黛西相爱,但因为贫穷,黛西嫁给了别人。战后盖茨比成为富人,想和黛西重温旧梦。最后,可怜的盖茨比耗尽了感情,也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美国现代诗歌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在其抒情诗作品中,真切地描绘了新英格兰农村的风物,由此切入对人生奥秘进行探索与揭示,被认为是“新英格兰的农民诗人”。《山间》(1916)、《西去的溪流》(1928)等诗作都为人所喜闻乐见。

20世纪20年代,以纽约哈莱姆为中心的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诗人,其中朗斯顿·休斯(1902—1967)的诗歌融合了奴隶歌曲、爵士音乐的成分,通俗易懂,节奏鲜明,热情奔放,其自选诗集《诗选》(1965)是美国诗歌中的精品。

在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文坛中,犹太裔作家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从20世纪40至50年代开始发挥重大影响。70年代后期,贝娄和辛格两位作家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04—1991)从小受到严格的犹太教传统教育。他的全部作品都用意第绪文写成,大多描写波兰犹太人往昔的遭遇和美国犹太人现今的生活。《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是他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主要写一个技艺高超的魔术师在情欲和野心的驱使下犯了偷窃罪,后来皈依犹太教,修炼成为圣徒的故事,反映了波兰犹太人的悲惨处境。这部小说使辛格获得了197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索尔·贝娄(1915—2005)是美国犹太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于1953年发表《奥吉·玛琪历险记》而一举成名。长篇小说《赫尔索格》(1964)是他的代表作。小说涉及许多社会问题,着力表现了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动乱中的苦闷与迷惘。长篇小说《雨王汉德逊》(1959)、《洪堡的礼物》(1975)等也是他的重要作品。

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的作品主要描写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因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感到的不安和苦闷。《兔子,跑吧》(1960)是他的成名作,描写一个绰号叫“兔子”的青年人几次出走,几次失败的故事。《兔子,回来》(1971)是其续篇:“兔子”十年后的生活更加盲目,先是妻子出走,继之又失去房子和职业。小说涉及了越南战争,吸毒等问题。厄普代克的小说读来富有谐趣,艺术上自成一家。

五、20世纪加拿大文学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最早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和法国。加拿大国土辽阔而人口较少,长期以来,英、法裔移民各自恪守民族文化传统,彼此之间很少文学方面的渗透和交融,加之忙于殖民开拓,人们一般较少关注文学艺术,因此加拿大民族文学形成的过程相对缓慢。直到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获得外交上的独立之后,才开始较大规模地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该国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

加拿大的民族文学分成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两个组成部分。

(一)英语文学

加拿大英语文学起步于19世纪中期,从1867年加拿大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加拿大自然风光和历史为题材的作品相继出现。查尔斯·桑斯特(1822—1893)、威廉·柯比(1817—1906)、查尔斯·梅尔(1838—1927)以及被称为“联邦诗人”的创作群体,都写出了具有一定民族精神的诗作;小说和散文的创作风格与英美畅销作品基本一致,这时期流行较广的是乡土文学。

1926年获得外交上的独立,加拿大人民族意识高涨,全国性作家组织的成立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

继乡土文学之后出现的是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内容起初为描写西部草原农民的生活,后扩展到揭示生活矛盾和暴露社会阴暗面。罗伯特·斯特德(1880—1959)的《粮食》(1926)、弗雷德里克·格罗夫(1872—1948)的《沼泽区的开拓者》(1925)等作品较有代表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出色的小说家是莫利·卡拉汉(1903—1990),他曾侨居巴黎,结交过海明威、菲茨杰拉尔德和乔伊斯,他的作品在美国与辛克莱·刘易斯齐名。

20世纪20年代,罗斯(1894—1966)、雷蒙德·尼斯特(1899—1932)等人受庞德、艾略特等现代派诗人影响,摈弃传统的诗歌格律和词汇,代之以朴素的词句和自由的文体,介绍并撰写具有现代感的诗歌。他们扩大题材范围,提倡用意象表达思想,以象征手法表现内心世界,掀起了现代派诗歌运动。同时,另有埃德温·约翰·昔拉特(1883—1964)吸取口传史诗的特点进行现代诗体叙事,女诗人多萝西·李夫西(1909—)则以写作意象诗遐迩闻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加拿大的英语诗歌创作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诗人反对使用意象或象征手法,要求直抒胸臆,提倡诗歌口语化,对诗的格式要求也提出了改革性的主张。诗人厄尔利·伯尼(1904—)诗作取消标点符号,按照图形排列诗句,形式十分新奇。欧文·雷顿(1912—)、帕特里夏·佩奇(1916—)也都是致力于形式改革的诗人。另有一些诗人仍保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如雷蒙德·苏斯特(1921—)的诗集《时代的颜色》(1964)便以反映下层社会人民的呼声为己任。

埃德温·约翰·普拉特(1882—1964)是20世纪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英语诗人。

战后时期,有些作家以现实主义态度探索加拿大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有些作家借鉴、采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加拿大英语小说创作从题材和技巧上都有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休·麦克伦南(1907—)反映民族矛盾的社会问题小说《两地孤栖》(1945)和《斯芬克斯重返人间》(1967)。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伴随着美国文学的影响,描写异化心理、生存危机的作品开始出现,现代派创作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厄内斯特·巴克勒(1908—)的《山与谷》(1952)和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浮升》(1972)、麦克伦南的小说《守夜结束》(1959)、劳伦斯的《石头天使》(1964)等。

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诺思罗普·弗莱(1912—1991)的出现是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学批评理论家,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受其影响,在加拿大涌现了一批神话原型论作家,他们认为所有的艺术都包含着一定的神话原型,作家应按神话寓意创造形象、进行写作。詹姆斯·瑞尼(1926—)的《荆棘衣》(1958)和女诗人杰伊·麦克菲森(1931—)的《船夫》(1957)都可视为按照弗莱理论进行的创作实践。

(二)法语文学

法国移民于17世纪来到加拿大,后来比较集中地居住于魁北克地区,加拿大法语文学主要指魁北克以及周边各地法裔居民用法语创作的文学。

加拿大法语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期作品是天主教的教理问答、圣徒传记和宗教故事,并无世俗内容。19世纪中期结集的“魁北克爱国学社”是加拿大第一个文学社团,该组织的奥克塔夫·克雷玛齐(1827—1879)、路易奥诺雷·弗雷歇特(1839—1908)、庞菲尔·勒美(1837—1918)等人是加拿大法语文学的首批民族诗人。1895年由埃米尔·内利冈(1879—1941)等人组成的“蒙特利尔文学社”,介绍法国现代诗歌,推动了加拿大法语文学的发展。法语小说的创作从19世纪末起步,初期作品多以历史风情为内容。

进入20世纪,加拿大法语文学渐次成熟,各种形式都有较大发展,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在诗歌方面,圣德尼·加尔诺(1912—1943)、阿兰·格朗布瓦(1900—1974)、丽娜·拉尼埃(1915—)和安娜·埃贝尔(1916—)被称为当代四大诗人。其中的格朗布瓦曾数次到访中国,他的第一部诗集《汉口之书》(1934)就是在中国创作并在武汉出版的。

20世纪中期以后,加拿大法语文学趋向繁荣,创作状态呈现多元化倾向。作家们有的基本承袭传统创作方法,有的锐意改革创新,文学史地位重要、社会影响较强的作家有安德烈·朗日万(1927—)、雅克·费龙(1921—)、热拉·贝赛特(1920—)等被称为“反小说派”或“新小说派”的作家,他们突破传统小说观念,在表现手法上刻意求新。

在加拿大法语文学史上,女性作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布里艾尔·鲁瓦(1909—1983)、玛丽克莱尔·布莱(1939—)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通过作品展示妇女的悲惨命运和生活艰辛,抨击旧的道德观念,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六、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

在20世纪初期的拉丁美洲文坛上,形成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小说和墨西哥革命小说三足鼎立的局面。现代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小说两种文学现象均起源于19世纪末叶,是在欧洲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910年墨西哥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开阔的背景和丰富的素材,由此产生了以这场革命为题材的“墨西哥革命小说”。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拉丁美洲文坛上相继出现了先锋派诗歌、地域主义小说、土著文学和先锋派小说,这些文学流派都有不俗的表现,尤其是先锋派小说的创作实绩和文学影响更为骄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欧洲的现代派文学影响下产生了拉美先锋派小说。一些拉美作家借鉴欧洲现代派文学的艺术技巧,植根于本土民族文化传统,以客观、尖锐、深刻的态度去揭露、抨击、批判社会的黑暗,探寻社会的出路。在艺术方面,这些作家冲破传统小说樊篱,大胆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改革作品结构,打破语言逻辑和语法规范,刻意表现“事物的非理性和非现实性”。拉美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品有: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的《追踪》(1956)、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的《总统先生》(1946)和《玉米人》(1949)、智利作家马努埃尔·罗哈斯(1896—1973)的《窃贼之子》(1951)、阿根廷作家雷翁波尔多·马雷查尔(1900—1970)的《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1918—1986)的《佩德罗·帕拉莫》(1955)等。

1960年以后,在先锋派小说创作的基础上,又有一代新的作家登上文坛,他们不拘泥于过去固定的文学模式,在继承和借鉴外来和拉美文学传统的同时,大胆地开拓艺术多样化的新路,任何形式的技巧手段都加以尝试,写出了一大批内容深刻、技巧奇特的作品,造成一派空前繁荣的文学“爆炸”态势,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登堂入室,成为20世纪拉丁美洲文坛上最具重要性的文学流派,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体裁上以小说为主。作品一般取材于拉美各国的现实生活,暴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的疾苦;但同时又大都描写神魔、鬼怪、巫术、梦幻,将现实与超现实描写融为一体,是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非理性的现代主义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从本质上说,魔幻只是其创作的手法,反映现实才是它的目的。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具代表性。

七、其他国家文学

在东欧、北欧和南欧,较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有:

捷克著名讽刺小说家哈谢克(1883—1923),其代表作《好兵帅克》(1920—1923)塑造了一个集捷克人民机智、风趣、乐观、热情、憨厚于一身的形象。帅克不是英雄,但他在哪里出现,就搅乱哪里的反动统治秩序。小说嘲弄了奥匈帝国统治者及其军队的黑暗腐败。

挪威作家哈姆生(1859—1952)的《大地硕果》(1917)是一曲农村赞歌,被尊为20世纪挪威小说创作中的经典作品。

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的《吉卜赛谣曲集》(1927)表现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和备受凌辱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第二节 罗曼·罗兰及其《约翰·克利斯朵夫》

一、生平与创作

罗曼·罗兰(1866—1944)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

罗曼·罗兰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家庭影响,自幼从习音乐。读大学时,曾学过艺术史和考古学,但后来却走上了文学之路。

1897至1903年间,罗兰写了一套“信仰的悲剧”,包括《圣路易》(1897)、《艾尔特》(1898)、《理性的胜利》(1899)。剧本中刻画了一些坚定维护信仰和理想的“火一样灼热”的人。罗兰还创作了一套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革命戏剧集》,包括《群狼》(1898)、《丹东》(1900)和《七月十四日》(1902)。这些剧作赞美了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展现了英勇的群众革命场面和进攻巴士底狱的宏伟画卷。作者希望借此重新唤起法兰西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却也表现出了抽象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随后,为了让世人“呼吸到英雄的气息”,感知英雄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罗兰又创作了由《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组成的系列性伟人传记,赞颂了传记主人公们渴望自由、主持正义、造福人类的崇高性格和情操,希望能以这些作家、艺术家的强大精神感召力鼓舞当代的人们。同时,罗兰还用近十年时间写出了其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多卷集长篇小说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并使其膺获了191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兰撰写了一系列反战文章,呼吁人们起来保卫和平。他还在《向俄国革命致敬》(1918)一文中公开表示欢迎十月革命,将人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罗兰又担心革命会产生和加深社会仇恨,害怕新的社会制度会妨碍个人的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又通过《精神独立宣言》(1919)表达了自己对于这方面问题的看法。

1919年,罗兰完成了同《约翰·克利斯朵夫》风格殊异的中篇小说《格拉·布勒尼翁》,以轻松诙谐的笔调塑造了乐天派木刻工匠的动人形象,通过布勒尼翁的生活故事歌颂了法兰西传统文化,并以此对庸俗颓废的当代艺术给以了谴责。

1931年,罗兰经过长期彷徨之后,发表了《向过去告别》一文,表示站在社会主义苏联和无产阶级一边。他和巴比塞、高尔基等著名作家一起积极开展保卫和平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他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很快完成了长篇巨著《欣悦的灵魂》。

《欣悦的灵魂》(1922—1933)全书共分4卷,分别为《阿耐蒂和西勒维》(1922)、《夏天》(1924)、《母与子》(1927)、《女预言者》(1933)。这部长篇小说展开了当代生活的广阔画面,通过主人公阿耐蒂和玛克的成长,反映了西方民主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曲折历程。主人公阿耐蒂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她承受着生活的重担,在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中得到了锻炼。儿子玛克和母亲有着同样的民主理想和坚强性格。他们经过复杂的精神探索,克服了苦闷和彷徨,终于从追求精神独立到萌生革命意识,最终投入了反对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玛克后来在意大利被法西斯分子杀害,阿耐蒂忍受着巨大的悲痛继续斗争,在反法西斯运动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战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兰写出了卷帙浩繁的音乐史专著《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和回忆录《内心旅程》(1942)。

二、《约翰·克里斯朵夫》

《约翰·克里斯朵夫》(1904—1912)是罗曼·罗兰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位贝多芬式的作曲家一生反抗、失败、妥协经历的描写,揭露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揭示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艺术家的命运这一主题,同时表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英雄主义精神。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音乐世家的后裔,从小便表现出杰出的音乐天赋。艰苦的家境、豪门子弟的欺凌,使他养成了勇于反抗的坚强性格。经过严格的家学教诲和刻苦训练,他走上了职业音乐家的道路,并以自己的精彩演奏和即兴作曲而赢得了“神童”的名声。但是,他的艺术追求受到环境的压抑,他那卓然不群的豪气,很快与专横浮浅的封建贵族发生了冲突,也与小市民庸俗的市侩习气格格不入。在一次冲突中,克利斯朵夫犯了命案,逃亡到了他早就向往的法国,幻想着在这里能实现他的艺术理想,获得辉煌的创作成就。但冷酷的现实很快使他的幻想破灭了。他看到的是肮脏的政治投机和腐化的艺术,报刊热衷于传播色情事件和流言蜚语,文人的道德沦丧也使他深感震惊。在巴黎,克利斯朵夫在朋友奥里维帮助下,逐渐从劳动者身上看到了法国的希望。从此,他勤奋创作,终于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开始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克利斯朵夫打死了警察,不得不逃亡瑞士,隐居到山中。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克利斯朵夫避居意大利,专心于音乐创作。他感到在一种清明的艺术境界中达到了内心的和谐,完成了自我价值的终极追求。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性格内涵极其丰富复杂的人物。他是个正直、刚强、卓有才华的艺术家。他热爱人民,蔑视权贵。面对着德国反动当局的迫害和法国金钱社会的利诱,他从不妥协,顽强抗争,愤怒抨击腐败的社会和堕落的文化。他有着巨大的创造力和坚强的意志,热情地献身于艺术事业,写出了深刻、优美、充满活力的音乐作品。克利斯朵夫主张艺术至上,坚持个人反抗,幻想用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去匡正资本主义社会,而没有把自己的斗争汇人人民革命的历史洪流,因而是注定要失败的;又因为他过分仰赖艺术的感化能力,以为艺术可以改造社会,所以幻想常为现实击碎,这就使他的奋斗生涯带上了迷茫的悲剧色彩。克利斯朵夫的反抗是具有民主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矛盾冲突的反映,他的悲剧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悲剧。

从总体看,《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但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也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是小说架构具有史诗般的规模。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奋斗历程,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整整一代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和抗争;通过克利斯朵夫的命运轨迹,再现了德、法等国的社会生活画面并提出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行文之间将哲理探求同现实勾描相互交织,还展示了群众斗争过程,场面巨大,气势恢宏。

其次,《约翰·克利斯朵夫》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其主人公是一位典型的个人反抗者形象,在刻画该形象时作者十分注重思想情感的描绘,尤以心理描写见长。

另外,《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独具特色的音乐小说,弥漫于小说中的交响乐般的气氛使它具有非同一般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节 劳伦斯及其《虹》

一、生平与创作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劳伦斯一生创作了十部长篇小说、40余篇中短篇小说,近千首诗和四个剧本,以及一些文学评论,其中尤以小说最为著名。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英国农村经济濒临解体,残余的宗法感情也逐渐消失,人越来越沦为机器的附庸。劳伦斯认为,文明的发展不应该以扭曲人的本能和自然欲望为代价,而人的本能和欲望之中最基本的一项是性爱要求。他还认为,只有使人的全部自然本性特别是性欲望充分发挥,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罪恶;只有使人的原始本能充分复活,才能使人与宇宙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恢复和谐的关系。因此,追求新型的两性关系就成为劳伦斯小说创作的一项基本主题。

劳伦斯儿时的家庭生活和青年时期的恋爱经历与其创作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劳伦斯是矿工之子,母亲当过教师,由于夫妻感情不和,母亲将全部爱心转向了儿子。母子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在带有自传性的《儿子与情人》(1913)中有详尽的记述。1906年进入诺丁汉大学学习并开始小说创作。1912年母亲去世。同年到诺丁汉大学教授威克利家中拜访时,与教授的妻子一见钟情,遂相约私奔。在法国、意大利等地旅行期间完成了《儿子与情人》。

《儿子与情人》的故事围绕煤矿工人莫瑞尔一家的生活,描述了主人公保罗的成长过程,其间交织着夫妻、父子、母子和情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反映了深刻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保罗的母亲葛楚因与丈夫感情不和睦,遂把爱心转向儿子。但是,母亲的爱控制了儿子的情感,致使儿子丧失了与其他女子正常恋爱的能力,直到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才渐次消失。

作品中保罗在精神与感情上的分裂倾向,全面符合弗洛伊德心理学中“俄狄浦斯情结”的症状:母亲因失意于丈夫,企图从儿子身上得到补偿;儿子在母爱的控制下,被异化为“半男人”,丧失了与异性间正常交往和恋爱的能力。

这部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个人进行精神分析,更重要的是从精神困境中寻找社会和道德上的原因。保罗的病症与畸形的家庭关系以及西方现代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矿工们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成天干着非人的苦力活,性格粗暴蛮横,酗酒和打骂妻子已成为这一社会阶层特定的生活方式;矿工的妻子则只能在贫困、肮脏的狭小房子里养儿育女。葛楚就生活在这样的处境中。她对丈夫不满,把爱转移给儿子,才造成了保罗的心理变态。因此,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非人的劳动条件与生活状况破坏了家庭幸福,摧残了人们精神上的健康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深居简出,埋头创作,相继完成了代表作《虹》和《恋爱中的妇女》(1921)。战后又写了《袋鼠》(1923)、《羽蛇》(1926)等作品。

《恋爱中的妇女》是《虹》的姐妹篇。作品通过两对男女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探索了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建立人与人之间完美关系的可能性。女教师厄秀拉爱上了同校工作的伯钦。伯钦漠视人生,言谈中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情绪。在两性关系上,伯钦反对婚姻沦为一方占有另一方感情与肉体的形式,希望男女双方既结成共同关系又保持完全独立。厄秀拉虽然认为伯钦的想法是“一种固执之见”,但还是与其共建了家庭。厄秀拉的妹妹古特伦是和她同校的工艺教师,对年轻英俊的煤矿主杰拉尔德一见倾心。杰拉尔德这个“32业巨子”是现代机械文明的化身,他把自己和工人都看成生产工具。当他的改革取得成功的时候,他却变成了情感枯竭之人,最后冻死在阿尔卑斯山的冰雪中。他的下场象征着“机械原则”的破产,说明没有爱的关系只能走向灭亡。

1928年完成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引起了颇多争议,但其表现的则是严肃的主题。查泰莱爵士婚后不久就在战场上负伤,下体瘫痪,失去了生殖能力。为了产业后继有人,他让妻子康妮“与别的男人生个孩子”。康妮厌倦死气沉沉的生活,与雇工梅勒士相恋出走。依托机动轮椅生存的查泰莱爵士是现代社会中失去自然天性的剥削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工业文明的罪恶。他丧失性机能的躯体正是现代工业文明丧失活力的象征。与他相对立的梅勒士身强力壮,洋溢着自然的勃勃生气,是理想中的“自然之子”。康妮离弃丈夫与他结合,表达了作者由文明人到自然人、实现人类新生的愿望。小说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摧残,再一次表达了作者希望通过实现身心—致的性关系求得新生的思想观念。

劳伦斯将社会批判和心理分析结合起来探索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故而其作品既有现实社会意义,又有心理学含义。他的创作倾向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但又注重心理分析,力求“淡化”情节,许多地方运用了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象征手法。

二、《虹》

《虹》(1915)代表了劳伦斯创作的最高成就。从这部小说开始,劳伦斯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虹》的故事围绕着布兰温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展开。大约19世纪中后期,这个家庭的小儿子汤姆·布兰温继承父业,在英国德比郡附近的玛斯庄的土地上从事农业耕耘。28岁时,他与流亡英国的波兰寡妇丽蒂雅结婚。婚后,夫妻间一度发生冲突,但最终鸿沟弥合,像普通人一样过着小康生活。妻子带来的女儿安娜长大后与城里的堂兄威尔相爱。疯狂的蜜月之后,他们都感到对方陌生,只有床笫之欢为他们维系生活。威尔热衷于宗教事业。安娜上了瘾般生儿育女。大女儿取名厄秀拉,在乱哄哄的家庭里长大,16岁那年爱上了具有贵族气质的青年军官安东·斯克里宾斯基。厄秀拉于两年后进了大学,但她一心扑在恋情上,学习上无所用心。她与斯克里宾斯基共度一段放荡不羁的生活之后,斯克里宾斯基去了印度并另择婚姻。厄秀拉发现自己怀了孕,流产后她望着天上的彩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虹》没有复杂的情节,但表现的内容却较为复杂。小说通过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经历一方面追述了英国从传统的乡村生活向工业化社会转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寻求着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探索了人生的意义。

劳伦斯认为,完美的两性关系全在于自然状态下的两性结合。这种结合的前提是双方必须拥有并保持独立的充满生机的自我存在。汤姆与丽蒂雅的关系就是如此。汤姆是个忠厚诚实的农民,他身上体现了较多的自然属性,他对丽蒂雅的追求主要是因为她身上具有神秘而浪漫的气质,而不是经济地位等社会因素。他们之间曾经对抗过,这种对抗的结果,是使他们相互适应对方,最终达到了和谐一致。然而,这种符合作者理想的两性关系在工业社会中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小说中汤姆葬身于洪水,便象征着田园生活的终结。

相比之下,威尔与安娜的婚姻就算不得成功。蜜月之后,由于争夺支配权的斗争和信仰的分歧,他们的婚姻不可能趋向和谐。安娜自幼不甘平庸,她的征服欲望限制了威尔的自然属性。为了填补心灵空虚,安娜只好放纵情欲并频频生育。这种失败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结果。

厄秀拉是位不满现存社会秩序,具有反叛精神的现代女性。她敢于在教学里大胆示爱,以之向宗教观念挑战;她痛恶建立在金钱之上的“民主”,尖锐地指出“只有贪婪与丑恶的人才会爬到顶层”;她反对狭隘闭塞的家庭生活,要求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厄秀拉追求的价值标准是自然精神和生命力的共存,但其心上人斯克里宾斯基却盲目充任殖民统治的工具,成为堕落社会的一部分,早已丧失了独立意识。两人关系的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

厄秀拉的反叛、探索与挫折表现了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但是,劳伦斯的探索并没有到此停止,小说结尾处凌空而起的彩虹象征着厄秀拉对未来的向往与追求。

在艺术方面,松散的“历时式”结构与心理探索相结合是《虹》的一个重要特点。劳伦斯继承19世纪“家史”小说的传统,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时序叙述家族生活经历,却又对该家族的荣辱浮沉没有太大兴趣,而是着重剖析作品人物的爱欲心理和精神世界,明显地带有现代小说向“内”转的特点。

细致的环境描写,是《虹》的又一特点。小说于开篇伊始,就以富有诗意的田园风光与矿区景物对照勾描,构成了两种文明交替更迭的时代缩影。作者还精心描写了与人物心灵相通的自然景物。如写厄秀拉与恋人在海边相爱,作者便大段描写黎明到来时的海岸风光,将环境的光、色、声、形与人的内心体验融为一体。

另外,劳伦斯在《虹》中运用了意蕴含蓄的象征手法。小说中多次出现英姿勃勃的奔马形象,以之作为男性力量的象征。结尾处出现的彩虹更是未来生活美好和人际关系和谐的象征。

从总体上审视,劳伦斯是一位站立在传统与现代交汇点上的作家,其作品既有传统小说注重情节性、故事性的优长,又具有淡化情节、寓意暗示等方面的现代小说特征。

第四节 布莱希特及其《伽利略传》

一、生平与创作

贝尔托·布莱希特(1898—1956)是20世纪德国重要的戏剧家。

布莱希特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在1919年,就写有反映德国工人起义的剧作《夜半鼓声》。1924年正式进入戏剧界从事编导和创作活动。20年代后期,他尝试在戏剧领域里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先后创作了《人就是人》(1926)、《马哈哥尼城的兴衰》(1927)、《三分钱歌剧》(1928)和《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1931)等剧目。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后,布莱希特被迫离家流亡异国达15年之久。他的重要剧作大多是在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创作的。如《卡拉尔大娘的枪》(1937)《伽利略传》(1938—1947)、《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第三帝国的恐怖和灾难》(1935—1938)、《四川好人》(1940)、《西蒙·玛卡尔的梦》(1941—194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1941—1943),以及根据中国元代杂剧公案戏《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1944)等。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以17世纪30年宗教战争为背景,描写了绰号“大胆妈妈”的随军女贩不顾一切地利用战争发财,虽然眼看着正直的年轻孩子们一个个死于战争,她却至死不悟的故事,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进行了谴责。

寓意剧《四川好人》通过3个神仙下凡寻找好人而不可得的故事,提出了“好人”能否在私有制社会里存在的问题,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人被异化的主题。

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观念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的。1929年,他首创了“叙述体戏剧”的概念,提出在结构上用叙述性代替戏剧性,在表演上用感情的间离代替感情的共鸣。他认为戏剧必须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主张写重大社会问题,寓教育于娱乐,诉诸观众以理性,引起观众思考的兴趣,使之相信世界是可变的,激发改革之情。显然,这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戏剧理论。他还主张用“陌生化效果”去代替传统的表演方法,在演员、角色、观众三者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辩证关系,让他们在艺术统一体中相互依存,但又彼此间离,使观众摆脱听任剧情摆布的附属地位,保持独立的欣赏艺术、评判社会的立场。

到了晚年,布莱希特又以“辩证戏剧”这一术语代替“叙述体戏剧”,认为它既可包括戏剧内容的辩证性(指人和时代的可变性和运动性),又能包括戏剧形式的辩证性,同时不排斥戏剧性;在表演上,它既需要感情的间离,又需要感情的共鸣,可以达到形式的辩证统一;它的目的是为了调动观众的主观能动性,激发观众的理智,促进观众的思考,让他们认识到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布莱希特较著名的戏剧理论著作主要有《买黄钢》、《戏剧小工具篇》等。

二、《伽利略传》

《伽利略传》(1938—1947)是布莱希特的代表作。

剧作描写1609年意大利著名科学家伽利略把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加以改进后发现了可以证明哥白尼学说的天文现象。好友查格列都劝他要谨慎,以免重蹈十年前布鲁诺的覆辙。伽利略却坚信人类的理智终究会战胜愚昧。为了争取更多的研究时间,也为了生活宽绰一点,伽利略到佛罗伦萨担任了宫廷数学家。在那里,他在追求真理的信念鼓舞下继续坚持研究,甚至连城里发生了鼠疫也未能使他离开工作。六年后,天文学家克拉维乌斯经过考察,证明了伽利略的发现完全正确。可是教会无视甚至敌视科学,对伽利略施加压力并进行迫害。伽利略在囚禁中受到宗教裁判所刑具的威胁。在审讯大会上,伽利略屈服于教会的淫威,公开宣读了悔罪书,同意放弃他的学说。从此时起伽利略一直被软禁着直至逝世。晚年,伽利略的双目近乎失明,以口授形式完成了科学著作《对话录》。后来,他向学生沉痛忏悔自己当年因怕遭受皮肉之苦而丧失追求真理的勇气,背弃了科学为人类进步服务的宗旨。他的著作被学生带到国外,这个伟大的学说终于在欧洲传播开来。

《伽利略传》中的伽利略,既非完人,又非庸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伟大的一面,又有软弱的一面。为了追求真理,他在自然灾害(瘟疫)面前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可在社会灾害(宗教淫威和审讯酷刑)面前却吓得屈膝投降,否定了自己已经掌握的真理;他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创立了革命性的理论,却以自己的背叛性行为中止了将理论诉诸实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践;他知道自己发现了真理,却违心地把其说成谎言;伽利略是伟大的,但他所做的一切并不全都伟大。他有普通人的欲念——贪吃,为了烤鹅而忘掉一切;也有平常人的弱点——撒谎,为了增加薪水而诈称是自己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既不是完美的英雄,也并非纯然的庸人,他有英雄的壮举,也有背弃信念的劣迹。历史把伽利略推上了伟大的高峰,时代又把他抛入平庸的深渊。这是一个充满思想性格矛盾的人物形象,他的命运发展经历了不同精神因素交叉互渗的辩证过程。正因为布莱希特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兼顾到了此一人物的不同性格层面,才使得伽利略其人格外真实可信、生动传神,具有一种立体化的艺术效果。

《伽利略传》借助历史题材,反映了在一个科学的新时代破晓的时候,真理与谬误、科学与愚昧的斗争,提出了科学家对社会应负的职责问题。剧作还提出了诸如“科学发展有无顶峰”、“科学研究有无禁区”、“真理是否需要实践检验”和“如何评价犯有错误的历史伟人”等问题,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索空间。

第五节 德莱塞及其《美国的悲剧》

一、生平与创作

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是20世纪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德莱塞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镇,从小生活在贫困之中,辛酸的童年生活,使他成年后同情下层人民。同时,通过阅读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著作,他渐次形成了生物社会学世界观。多年的报界生涯增长了德莱塞的社会阅历。抱着追求正义揭露社会罪恶,为人们提供公正舆论的愿望,德莱塞转而投身于长篇小说写作。190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出版。这部小说描述了农村姑娘嘉莉为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自由而堕落的故事。嘉莉来到芝加哥,在失业穷困中,先委身于推销员杜洛埃,后作了酒店经理赫斯渥的情妇。最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为一个演员,出了名,终于有了金钱和地位。但是,幸福之门对她仍闭而未开,她始终处于抑郁惆怅之中,因为她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玩偶。小说大胆暴露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对立和都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人的腐蚀。

德莱塞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珍妮姑娘》(1911)是《嘉莉妹妹》的姊妹篇,其主人公珍妮也是穷人的女儿,她纯洁善良,为搭救亲人牺牲了自己的贞操;作为一个堕落的女人,过着屈辱痛苦的生活。她的不幸遭遇,真实反映了美国下层社会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资产者的卑劣行径和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妇女悲剧,表达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严肃批判。

《珍妮姑娘》出版后,德莱塞随即创作了长篇小说《金融家》(1912)和《巨人》(1914),这两部作品与其去世前完成、1947年出版的《斯多噶》合称为“欲望三部曲”。三部曲成功地塑造了道德堕落而又贪婪成性的金融资本家柯帕乌的形象,描述了他从一个学生到成为纽约豪富,并向国外输出资本的过程;揭露了从南北战争到20世纪初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各个领域里的黑暗内幕,为人们提供了一部形象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兴衰沉浮的历史画卷。

《“天才”》(1915)描写的是一个艺术家的悲剧。主人公尤金·威拉本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画家,但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使他屈服于物质享受,因此转而迎合资产阶级趣味,为资本家做商业广告,成了金钱和邪恶欲念的俘虏。尤金的堕落和毁灭,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艺术的腐蚀与摧残。

十年后,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轰动了美国文坛并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德莱塞于1927年访问了苏联,次年发表了《访苏印象记》。

他在政论集《悲剧的美国》(1931)中运用大量的事实批判美国社会,表达了进步的政治观点。

德莱塞的小说用现实主义笔法描写生活,结束了美国文坛上“胆小而高雅”的旧传统。但他运用生物学的观点解释人物行为的内在动机,从而削弱了对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分析。

二、《美国的悲剧》

《美国的悲剧》(1925)是德莱塞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通过这部作品,作者集中批判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社会制度的罪恶。

小说以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件刑事案件作为情节基础,描写了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年在腐败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追求“上等人”的生活,堕落成杀人犯并被判处死刑的故事。小说共三卷。上卷写主人公克莱特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少年逐渐堕落的过程;中卷写克莱特与洛蓓达和桑特拉的三角恋爱及洛蓓达之死;下卷写审讯克莱特的过程和他被处以死刑。

克莱特是一个出身于堪萨斯街头传教士家庭的穷苦少年,父母安贫乐道,讲求克己和自我牺牲精神。但是,清心寡欲的宗教教义却抵挡不住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终于使他走上了堕落犯罪的道路。克莱特的性格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渐次形成的。首先,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从反面教育了他。克莱特从小随父母沿街布道为生,深感世上的人情冷暖是以金钱为转移的。他为贫穷而苦恼,为受人讥笑而羞愧,一心向往荣华富贵的生活。正是怀着这种人生愿望,他走上了人生的迷途。其次,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引诱腐蚀了他。他耳濡目染了资产阶级糜烂荒唐的生活,窥视到有钱就能享受一切的现实,被诱人的花花世界所吸引,产生了追求个人享受的强烈欲望。于是,纯洁的感情被邪恶的私欲所征服,逐渐形成了极端利己主义的生活观。再次,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法则支配了他。由于深刻地体会到世态炎凉,因而对损人利己的人生哲学深信不疑。随着在伯父工厂当领班后生活地位的改变,他的利己主义生活观在不断地恶性膨胀。为满足个人私欲,他在根本没有考虑结婚的情况下引诱女工洛蓓达,使她怀了身孕。正当堕胎无效,洛蓓达急欲结婚之际,大资本家的女儿桑特拉向克莱特表示了爱情。为了摆脱洛蓓达,他设计了结婚泛舟的圈套使她翻船落水而死。罪行败露后,克莱特被送上了电椅。

克莱特的悲剧,既有主观因素的作用,又有客观的社会原因。德莱塞一方面谴责主人公追求富贵发达、贪图虚荣享乐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剖析了克莱特的卑劣行为和犯罪心理,指出他因犯罪杀人而受到刑罚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另一方面又深入挖掘了导致克莱特堕落的社会原因,雄辩地指出他既是社会罪恶的制造者,同时又是罪恶社会的受害者,是拜金主义观念和腐化生活环境的牺牲品。

克莱特遭到法庭判决并非偶然而单一的事件。在美国,像克莱特这样的普通青年何止万千,故此,克莱特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千百万美国青年的悲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悲剧。

小说的女主人公洛蓓达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劳动妇女形象。

揭露和批判“美国梦”的虚妄是美国进步文学的传统主题,《美国的悲剧》使这一主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美国的悲剧》在开阔的社会背景下构思情节、塑造人物、提出社会问题,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突破了美国文学的“斯文传统”,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首先是小说结构清晰完整,工于匠心。作品始终紧扣主人公克莱特的生活经历作为情节主线,故事脉络鲜明突出,集中完整;社会背景开阔,生活画面舒展。特别是作者精心设计以克莱特随父母沿街布道求乞为小说肇始,又以小孩街头布道卖唱的同样画面为其作结,首尾照应对接,形成闭合的圆环,以这样的结构形式暗示悲剧并未结束,克莱特的命运仍将续延,寓意深远地扩大了小说意境的联想空间。

其次是运用报告文学手法,大量使用生活中的原始材料。德莱塞为了讲求作品的真实性,直接将真实案例的调查材料插人小说叙事之中,还以新闻报道的特写方式记录法庭审讯过程,大大增强了接受者阅读时的真实感受。

第三是细致的心理分析。作家重视社会心理现象,善于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详细描写了主人公在特定环境影响下激烈的内心冲突。还通过下意识活动的幻觉描写表现人物的情绪变化和心理波动,从而加深了作品的可信性和艺术感染力。

第六节 海明威及其《永别了,武器》

一、生平与创作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20世纪杰出的美国小说家,早期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著称于世。

海明威出生于芝加哥一个医生家庭,受其父母影响,从小就对渔猎和艺术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特殊的爱好。他曾作为战地救护人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前线身负重伤,于1919年带着肉体和精神创伤返回美国。海明威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直接关联的,他早年的记者生涯对其以后文学创作的风格亦有重大影响。中学毕业后,他曾在堪萨斯担任见习记者,养成了简洁明快,具体生动的文体风格。20世纪20年代初,他以记者身份常驻巴黎,结识了侨居法国的美国女作家斯泰因、诗人庞德及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等人。这些作家对他创作风格的形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帮助。在斯泰因的鼓励和帮助下,1922年海明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之后又连续出版了《三个短篇和十首诗》(1923)、《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春潮》(1926)和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6)。

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是以尼克·亚当斯为核心人物的系列小说,表现了客观世界中的暴力、伤害及死亡对成长中的儿童身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尼克的思想与心理是海明威以后小说中人物的基本原型。

《太阳照样升起》是一部具有反战倾向的长篇小说,表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一代的迷惘和幻灭感。小说通过侨居巴黎的一群美国青年的生活透视了一代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揭示了战争给人们心理上、生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一个在迷惘中追求的青年人形象,他曾作为战地记者参战,在一次事故中毁掉了性机能。他与一个战时结识的英国女护士布莱特·艾什利关系密切,他爱布莱特,布莱特也倾心于他,但是他们的爱情由于丧失了性爱的基础而变得残缺不全。他们的朋友也都在战后身心受创,整日聚饮、钓鱼、看斗牛,或者在三角关系中无聊地争吵、殴斗。他们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的和意义,他们感觉到巨大的空虚和迷惘。斯泰因曾对海明威等人说过:“你们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以此作为小说的题词,使《太阳照样升起》及其作者一并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性标志。

1927年,海明威回到美国。他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1928)中,创造了视死如归的“硬汉子性格”。

海明威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表现了反对战争的深刻主题和艺术上的高度成熟,是“迷惘的一代”创作的巅峰和终结。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他曾到非洲打猎,从而写出了札记《非洲青山》(1935)和著名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后者运用了现实与梦幻回忆交织的意识流手法,是海明威短篇小说的杰作。

1937年,西班牙发生内战,海明威以记者身份前去报道战况,并亲身参加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他在西班牙前线写出了描写这场战争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战后,他又在哈瓦那创作了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

《丧钟为谁而鸣》叙述了西班牙内战中一个美国志愿兵——青年教师乔丹深入敌后执行炸桥任务壮烈牺牲的故事。乔丹是一个机智勇敢、英勇献身于反法西斯事业的英雄。他具有明确的斗争信念,坚信反法西斯斗争是人类的正义事业,坚信民主主义一定能战胜法西斯主义。因此,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对未来充满信心。从精神特征看,乔丹热爱生活,把社会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在乔丹身上已看不到海明威早期作品中人物的绝望情绪和孤独感了。从消极厌战发展到肯定反法西斯斗争的正义性,海明威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这部小说标志着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又作为战地记者到中国、英国、法国采访,在鏖战中多次受伤,1945年才离开欧洲战场在古巴定居。长篇小说《过河人林》(1950)、《老人与海》都是在古巴创作的。《老人与海》(1952)描写老渔夫桑地亚哥与鲨鱼搏斗的故事,其深刻的哲理性主题是人在同自然的斗争中不免失败,但人绝对不能失去尊严,绝对不能向命运妥协。

小说中的大海和鲨鱼象征着与人对立的自然和社会力量,主人公桑地亚哥则是一个典型的“硬汉子”形象,在他身上体现了人的力量与尊严,表现了在困境中永不言败的奋斗精神。由于这部作品,海明威于1953年获普利策奖,一年后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的创作个性主要表现为“迷惘”的文学主题、“硬汉子”人物性格和“冰山”叙事理论,他所着力描写的战争对人的残害、人在灾难面前执著追求的顽强精神以及小说在写作艺术上追求的简约有力和散文化风格,都具有相当强的开创性,往往为后来的习作者争相效仿。

二、《永别了,武器》

《永别了,武器》(1929)是一部著名的反战小说。它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悲剧命运,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毁灭了人的青春、爱情和生命,破坏了本应属于人类的和谐、美好的人生,造成了整个人类的悲剧,从而强烈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表现了反战主题,同时也反映了“迷惘的一代”的精神面貌。

美国青年亨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志愿兵。他为“神圣”、“光荣”所鼓动,加入了意大利军队。在炮战中身受重伤,被转送军医院治疗,恰遇战地新结识的卡萨玲担任护士。真诚无私的卡萨玲扭转了亨利游戏爱情和人生的态度,二人热烈相爱,指望战后建立幸福家庭。但是,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只是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伤好归队的亨利在大撤退中,只因有外国口音便被误为间谍遭到逮捕。在此生死关头,他急中生智跳河逃跑,才幸免一死。从此,参战的“义务职责”也随之终止。他决心独自退出战争,甘当一名逃兵。亨利逐步发现战争残酷而毫无意义,从热情参战到厌恶战争、谴责战争,他认识到所谓“神圣、光荣、牺牲”一类的字眼,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亨利觉醒了。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主动退出战争,与战争“单独媾和”,渴望重新开始真诚的生活。亨利的思想表达了人民群众反战厌战的情绪。但是,战争并未放过亨利。他带卡萨玲逃亡到瑞士后,避开了战火,却未能逃脱“自然”的惩罚。在异国他乡,卡萨玲分娩难产,母子双亡。极度悲痛的亨利麻木地离开医院,他除了与战争永远告别之外,也永远地失去了幸福。

小说意在昭显和说明亨利这一代人被帝国主义战争永久地损害了。正是从这个角度,作家强烈控诉了帝国主义战争毁灭人的罪恶。作品把残酷的战争暴力作为整个人类悲剧的制造者加以描写,显得意蕴尤其深邃。主人公亨利是被战争摧残的青年一代的代表,他是战争的反对者,又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从个人角度反对战争,并把战争当作人类无法抗拒的灾难,甚至认为客观世界是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并因此而悲观绝望,这体现了“迷惘的一代”所共有的精神特征,也说明了作家当时的思想局限。

在小说的表现手法上,海明威强调缩短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把作家的体验直接传达给读者,即把作家的体验尽量转化为能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感知的具体感受,让人物行动起来,自己表现自己,而作家避免以“全知全能”的身份去代替人物思想和感受。他认为只需把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言行,用客观的表述语言准确地传达给读者,以唤起读者内在的视觉形象,并进一步通过自身的感觉经验去补充和丰富作家留下的想象空间,直接去体会人物的感情和心理,而不是让读者被动接受作家对于感情和心理的描写。这就形成了海明威单刀直入的表现方法,以对话、动作直接切入人物内心,用准确、简洁地描述人物的外部动作或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揭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因此,在行动中刻画人物,擅长写动作、对话和内心独白,是海明威创作的显著特点。

另外,海明威的作品还非常简洁精练。在多年的记者生涯和创造实践中,他总结出了一条宝贵经验,即“用字越少越好——这可以保持动作的持续性”,以便加强读者的感受。为此,他几乎摒弃了形容词,不加修饰地把人物的言行用最简单的句型和最朴素、最简练的语言表现出来,让读者从人物的语调、表情、身姿上去想象和体会人物潜在的思想感情。在《永别了,武器》的结尾,卡萨玲死后,亨利赶走护士、关门闭灯、独自与爱妻诀别、冒雨走回旅馆这一连串动作,再加上同医生、护士短短的几句对话,就真切地传达出亨利悲痛已极的情绪、语调和神态,表现出他的精神由紧张到崩溃、感情由悲痛到失去自持和麻木冷漠的复杂心理状态。这种描写,看似无动于衷,实则含而不露,感染力极强。

海明威独特的客观、含蓄、简洁、精练的文体风格,被人们认为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对后续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思考题

1.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出现了什么样的新格局和新特征?

2.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取得了怎样的创作成就?

3.试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形象。

4.《虹》表现了怎样的思想内容?

5.布莱希特提出了什么样的戏剧理论观念?

6.为什么说克莱特的悲剧是“美国的悲剧”?

7.《永别了,武器》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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