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讲书的收集法，是极端主张要博，再从博而专门，古董家和道学家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
王[云五]先生告诉我说，众位在这里研究图书馆学，每星期请专家来讲演。我这个人，可以说是不名一家。白话文是大家做的，不能说专家；整理国故，实在说不上家。所以我今天来讲，并不是以专家的资格。并且我今天所讲的，是书的问题。书这样东西，没有人可以说是专家的；图书馆范围非常广博，尤其更不配说专家。我家里书很多，可是乱七八糟，没有方法去整理。当我要书的时候，我写信去说：我要的书是在进门左手第三行第三格。我的书只是凭记忆所及，胡乱的放着。但是近来几次的搬家，这个进门左手第几行第几格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现在我的书，有的在北平，有的在上海，有的在箱子里，有的在书架上。将来生活安定了，把所有的书集[中]在一处布置起来，还须请众位替我帮忙整理。因为我是完全不懂方法的。
近来我在国内国外走走，同一些中国图书馆家谈谈，每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学图书馆的人很多，但是懂得书的人很少。学图书馆的人，学了分类、管理就够了，于是大家研究分类，你有一个新的分类法，他有一个新的分类法。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很重要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图书馆。在小图书馆里，不得已的时候，只须用两种方法来分类：一是人名，一是书名，就够了。图书馆的中心问题，是要懂得书。图书馆学中的检字方法、分类方法、管理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的，一个星期学，几个星期练习，就可以毕业。但是必定要懂得书，才可以说是图书馆专家。叫花子耍猴子，有了猴子，才可以耍；舞棍，有了棍，才可以舞。分类法的本身是很抽象的，书很少，自然没有地方逞本事；有了书，也要知道他的内容。这本Pasteur[巴斯德]的传，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是化学家呢，还是生物学家，医学或卫生学[家]，就彷徨无措。无论你的方法是如何周全精密，不懂得内容，是无从分类起的。图书馆学者，学了一个星期，实习了几个星期，这不过是门径。如果要把他做终身的事业，就要懂得书，懂得书，才可以买书、收书、鉴定书、类分书。众位将来去到各地服务的时候，我要提出一个警告，就是但懂得方法而不懂得书，是没有用的。你们的地位，只能做馆员，而不能做馆长的。
今天我所讲的，是怎样去收集书。收书是图书馆很重要的事。可是要收的，实在不少，有旧书，有新书，有外国书，有中国书。外国书自然是[要]懂得外国文字的[人]，才有收的方法。如果不懂得外国文字，便是讲也没有用处的。要懂书，有三个重要的办法：（一）爱书。把书当做心爱的东西，和守财奴爱钱一样。（二）读书。时时刻刻的读，继续不断的读，唯有读书才能懂书。最低的限度也要常常去看。（三）多开生路。生路多了，自然会活泛。因此，外国语不能不懂，一日语，二英语，三法语，四德语，五俄语，能多懂了一种，便多了一种的好处。生路开的多了，才能讲收书，无论新的、旧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得知道他的内容，这样便是分类也有了办法。
我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书的收集法》。吴稚晖先生这几年来常说：中国的线装书，都应该丢到茅厕里去。这句话在精神上是很可赞成的。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的确该提倡些物质文明，无用的书可以丢掉，但是他安顿线装书的法子，实在不好。茅厕不是摆书的好地方，而且太不卫生。所以我提议把线装书一齐收集起来，放到图书馆去，所谓束之高阁。整理好了，备而不用，随时由专门学者去研究参考。那么中国书当如何收集呢？从前收集中国书，最容易犯两个大毛病：一是古董家的收集法，一是理学家的收集法。
古董家的收集法，是专讲版本的。比方藏书，大家知道北平的藏书大家傅沅叔先生，他收书，就不收明朝嘉靖以后的书。清朝的书，虽也收一点，但只限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精刻本。亦有些人更进一步，非宋不收，而且只限于北宋；他们以为北宋版是初刻本，当然更好。不论是哪一种书，只要是宋版，便要收藏。因此这一类书，价钱就很贵。譬如《资治通鉴》，是一部极平常的史书，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好古的收藏家，如果遇见宋刻的《资治通鉴》，都千方百计的要弄到他，就是他三千、五千、一万、两万而得到一部不完整的本子，也是愿意的。现在刚刻出来的一本《宋刑统》，这一部书，包括宋朝一代的政治法令，本来没有人注意到，大理院刻了这部书，在历史上很占重要的地位。可是古董式的收藏家，他不肯花数十块钱买一部《宋刑统》，却肯花三千、五千、一万、两万买不完整的宋刻《资治通鉴》。拿这种态度收书，有许多毛病：（一）太奢侈。用极贵的价钱，收极平常的书，太不合算。诸位将来都是到各地去办小规模的图书馆的，这种图书馆，当然没有钱做这样的事情。便是有钱，我以为也不必的。（二）范围太窄。譬如说，明朝嘉靖以后的书，一概不收；清朝本子刻得好的，才收一点。他们收的书，都是破铜烂铁，用处实在很少，只有古董的价值，完全没有历史的眼光，惟有给学者作校勘旧本之用。比方一部宋版的《资治通鉴》，他因为刻得最早，错误的可能性少一点，如果用他校勘旁的版本，当然有许多利益。诸位写一篇千字的文章，自己初抄的时候，抄错一个字；可是给人家第二次抄录的时候，就错了两个字。这样以讹传讹，也许会错到五六字、十余字的。如果把原本对照，就可以改正好多。所以买旧本的用处，至多只是供校勘学者的校勘而已。如果要使人知道古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说句干脆话，还不如交给博物馆去保存的好。而且严格的说一句，宋本古本，不一定是好的。我们一百年来晓得校勘本子，不在乎古而在乎精。比方A、B、C三个本子，在宋朝时候据A本校勘成为D本，便称宋版；而E本呢，是收A、B、C三本参考校勘而成的，可说是明版。这样看来，明版也许比宋版精粹些，说明如下：
理学家的收集法，是完全用理学家的眼光来收书的。这一种收集法，比古董家还不好。古董家的眼光，如果这书是古的，他就收去。比方《四部丛刊》中间的《太平乐府》是刻得很坏的，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元朝堂子里的姑娘所唱的小曲子，经杨朝云编在一处，才保存到现在。如果撞在道学家手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古董家因为看见他难得，所以把他收进去，使我们晓得元朝的小曲子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东西。董康先生翻刻的《五代史平话》，原是极破烂的一本书，但是因为古的关系，居然有人把他刻出来，保全了这本书。这是第一种比第二种好的地方。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古董家虽然不懂这破烂的书，可是放着也好。要是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有很大的毛病。《四库全书》是一个很大的收集（Collection），但是清乾隆皇帝所颁的上谕，和提要中，口口声声说是要搜集有关世道人心的书。我们查书中的几篇上谕，就可以知道：他小曲子不要，小学不要；他所收的，都是他认为与世道人心无妨碍的。拿这个标准收书，就去掉了不少有用的书。他的弊端很大：（一）门类太窄。《四库全书》是大半根据《永乐大典》集出来的。《永乐大典》的收集法乱七八糟，什么书都收在里面，戏也有，词曲也有，小学也有。他的收集法，是按韵排列的。譬如这部戏曲是“微”韵，就收入“微”韵里。可是到了清朝，那些学者的大臣，学者的皇帝，带上了道学家的幌子，把《永乐大典》中保存的许多有用的书，都去掉了。自此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门类未免太狭。（二）因人废言。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常常因人的关系，去掉许多有用的书。比方明朝的严嵩，是当初很有名的文学家，诗文词赋，都占极高的地位，可是在道学家的眼光看来，他是一个大奸臣，因此《四库全书》中，便不收他的东西。又如姚广孝，是永乐皇帝——明成祖的功臣。他是一个和尚，诗文都好，但是因为帮永乐篡位，所以他的作品也不被收。又像明末清初的吴梅村等，都是了不得的人才，三百年来，他的文字要占极高的地位。不过因为他在明朝做了官，又在清朝做官，便叫臣。他的作品，也就不能存在。（三）因辞废言。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对于人往往有成见。其实这是很可笑的。往往因文字上忌讳的缘故，把他的作品去掉，这是很不对的。譬如用国民党的眼光去排斥书，是有成见的；用共产党的眼光排斥书，也是有成见的。同为某种事实而排斥某种书，都[是]讲不过去的。《四库全书》中有许多书不予收入，而且另外刊入《禁书目录》。有些明朝末叶的书，有诋毁清朝的，都在销毁之列。因此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是很不对的。（四）门户之见太深。门户之见，道学家最免不掉。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是互相排斥的，两者便格格不入。所以程、朱的一流对于王学，每认为异端，拒而不收；王阳明的东西尚不肯收，那么等而下之，自然不必说了。王派对于朱学，也积口诋毁。至于佛家、道家，也在排斥之列。《四库全书》关于道家的[书]，完全没有放进去。在中国，这学派门户之见实在很多。总而言之，门类太窄，因人废言，因辞废言，或者为了学派门户的成见，以批评人的眼光抹煞他的书，就冤抑了许多有价值的书。如果在一百余年以前，他们的眼光能放得大些，不要说把销毁的书保留起来，如能将禁书收进去，也可为我们保留了不少的材料。在那个时候，没有遭大乱，太平天国的乱事没有起，圆明园也没有烧毁，假如能放大眼光，是何等的好。可是因为中了这种种的毒，所以永远办不到。
今天我讲的，是第三种方法。这个方法，还没有相当的名字，我叫他杂货店的收书法。明白地说，就是无书不收的收书法。不论甚么东西，只要是书，就一律都要。这个办法，并不是杜撰的。上次顾颉刚先生代表广州中山大学，拿了几万块钱出来收书，就是这样办法。人家笑话他，他还刊了一本小册子说明他的方法。这书，王先生也许看见过。他到杭州、上海、苏州等处，到了一处，就通知旧书铺，叫他把所有的书统统开个单子，就尽量的收下来，什么《三字经》、《千字文》、医书，和从前的朱卷都要。秀才的八股卷子也要，账簿也要，老太太写得不通的信稿子也要，小热昏、滩簧、算命书、看相书，甚至人家的押契，女儿的礼单，和丧事人家账房先生所开的单子（如杠夫多少，旗伞多少，如何排场等）的东西都要。摊头上印得很恶劣的唱本、画册，一应都收了来。人家以为宝贝的书，他却不收。他怕人家不了解，印了一个册子去说明，可是人家总当他是外行，是大傻子，被人笑煞。不过我今天同诸位谈谈，收集旧书，这个方法最好。他的好处在哪里呢？（一）把收书的范围扩大，所谓无所不收。不管他是古，是今；是好版本，是坏版本；有价值，没有价值，统统收来，材料非常丰富。（二）可免得自己来去取。不懂得书，要去选择，是多么麻烦的事。照这样子的收书，不管他阿猫阿狗，有价值，没有价值，一概都要。如果用主观来去取书、选择书，还是免不掉用新的道学家的眼光来替代老的道学家的眼光，是最不妥当的事。（三）保存无数的史料。比方人家大出丧，这个出丧单子，好像没有用处，但是你如果保存起来，也有不少的用途，[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很好的记载。像虞洽卿先生的夫人死了，就有大规模的出丧，仪仗很盛。那时人家只看见了这样的出丧，却没有人去照相，去详细记载。如果找到了虞先生的账房先生，要了那张单子，就知道他们这次出丧多少排场，多少费用，给社会学者留下很好的材料。将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在中华民国十七年月日，上海人家，还有这样的大出丧。这种史料，是再好不过的。（四）所花费少而所收多。譬如八股文，现在看来是最没有用的东西，简直和破纸一样，可以称斤的卖去；可是八股文这种东西在中国五百年的历史上[向]来占极重要的地位。几百万最高的阶级——所谓第一类人才的知识阶级，把他全部的精神都放在里面。我们想想，这与五百年来学者极有关系的东西，是不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材料；而且这个东西，再过十年八年，也许要没有了。现在费很少的钱，把他收了，将来价格一贵，就可不收。而且还可以一集、二集的印出来卖钱，甚么成化啊，宏治啊，嘉靖啊，式式都有。到没有的时候，也许会利市三倍呢！（五）偶然发现极好的材料。这种称斤的东西，里面常有不少的好材料。如果在几十斤、几百斤破烂东西中，得到了一本好材料，所花费的钱，已经很值得了。
有人问我：你不赞成古董家的收书法，又不赞成道学家的收书法，那么这个杂货店的收书法，原则是什么呢？当然，杂货店不能称是原则，他的原则，是用历史家的眼光来收书。从前绍兴人章学诚（实斋）说：“六经皆史也。”人家当初都不相信他，以为是谬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句话，其实还幼稚得很。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书籍，都是历史的材料。”中国书向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不过是总集而已，章学诚已认他是史。史当然是历史。所谓集，是个人思想的集体[合？]，究其实，也渊源于史，所以是一种史料。子和集，性质相同。譬如《庄子》、《墨子》，就是庄子、墨子的文集，亦是史料。所以大概研究哲学史，就到子书里去找。这样看来，一切的书，的确[都]是历史的材料。
虞洽卿家里的[丧]礼单是历史，算命单也是历史。某某人到某某地方算命，这就表示在民国年月日还有人算命，是很好的一种社会历史和思想史料。《三字经》和《百家姓》，好像没有用了，其实都是史料。假如我做一部《中国教育史》，《三字经》和《百家姓》，就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必须研究他从什么时候起的，他的势力是怎么样。又像描红的小格子，从前卖一个小钱一张，他在什么时候起的，什么时候止的，都是教育史上的好材料，因为从前读书，差不多都写这种字的。从前有某某图书馆征求民国以前的《三字经》刻本，都没有征求到，可知这种东西到了没有的时候，是极可贵的。我小时候读书，把南京李广明记的很熟，因为所读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和《学而》——《论语》首章等，都是从李广明来的。李广明在教育史上，也有一个相当的地位。此外如《幼学琼林》啊，《神童诗》啊，《千家诗》啊，都是教育史料。至于八股文，乃是最重要的文学史料、教育史料、思想史料、哲学史料。所谓滩簧、唱本、小热昏，也是文学史料，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平民文字[学]。诸位要知道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大多数人最喜欢唱、喜欢念、喜欢做的东西。还有看相的书，同道士先生画的符，念的咒，都是极好的社会史料和宗教史料、思想史料。婚姻礼单，又是经济史料和社会史料。讲到账簿，可以说是经济史料。比方你要研究一个时代的生计，如果有这种东西做参考，才能有所依据，得到正确的答案。英国有人（Rojers）专门研究麦价，便是到各地去专找账簿。麦子在某年是多少钱一担？价格的变迁如何？农家的出产多少？他是专门搜集农家、教堂和公共机关的账簿来比较研究的。这种种的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社会经济史料。我记得我十岁十一岁时记账，豆腐只是三个小钱一块。现在拿账簿一看，总得三个铜板一块。在这短短的时期中，竟增加到十倍。数十年后，如果没有这种材料，哪里还会知道当时经济的情况。倘使你有关于和尚庙、尼姑庵等上吊的新材料，你也可以收集起来，因为这是社会风俗史的一部[分]。人[们]能用这种眼光来看书，无论他是有无道理，都一概收集，才是真正收书家的态度。我们研究历史，高明的固然要研究；就是认为下流的，也要研究，才能确切知道一时代的真相。高明到什么地步，下流到什么地步？都要切切实实的研究一下。
谈到文学，杜工部、李太白的诗，固然是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应该懂的；然而当时老百姓的文字[学]，也占同一的地位，所以也必须懂得。李、杜的东西，只能代表一般贵族的历史，并不能说含有充分的平民历史；老百姓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平民历史。《金瓶梅》这一部书，大家以为[是]淫书，在禁止之列。其实也是极好的历史材料，日本的佛教大学还把他当作课本呢，这个就可见他有历史的眼光。《金瓶梅》是代表明中叶到晚年一个小小的贵族的一种情形。譬如书中的主人，有一个大老婆，五个小老婆，还有许多姘头，一家的内幕是如此如此。如果没有这种书，怎么能知道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情况。此外如《醒世姻缘》小说，不但可以做当时家庭生活的材料，还可知道从前小孩子怎样上学堂，如何开笔做八股文，都是应该知道的事。要有种种的材料给我们参考，我们才能了然于胸中。因此，我们的确应当知道王阳明讲的什么学说，而同时《金瓶梅》中的东西亦应当知道的，因为王阳明和《金瓶梅》，同是代表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一般的情形，在历史上有同样的价值。无论是破铜烂铁，竹头木屑，好的坏的，一起都收。要知道，历史是整个的，无论哪一方面缺了，便不成整个。少了《金瓶梅》，[仅]知道王阳明，不能说是知道十六世纪的历史；知道《金瓶梅》，去掉王阳明，也不能说是知道十六世纪的历史。因此，圣谕广训是史料，《品花宝鉴》也是史料，因为他讲清朝一种男娼的风气，两者缺了一点，就不能算完全。我们还要知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变迁的，要懂得他变迁的痕迹，更不能不晓得整个的历史是怎样。拿最近的事情说，国民党容共时代所出的公文、布告、标语，他的重要，与分共时代所出的标语、公文、布告，占同一的地位。而且你们如果不懂容共时代的东西，也断不能懂得现在的东西。
材料不在乎好坏，只要肯收集，总是有用处的。比方甘肃敦煌石窟里的破烂东西，都是零落不全的，现在大家都当他宝贝，用照相版、珂罗版印了几页，要卖八元、九元、二十元的钱。我们到北平去，也得看见一点敦煌石窟中的东西。敦煌石窟中的东西，是甘肃敦煌县东南的一个石窟（叫做莫高窟）里所藏的书。敦煌那个地方有一个千佛洞，在佛教最盛的时候，有二三百座庙。石窟里都是壁画，大概是唐人的手笔；亦有六朝晋朝时候的壁画。因为北方天气干燥，所以都没有坏。有一个庙是专为藏书用的。当初没有刻本，只有写本。有的是蝇头细楷，有的是草字，差不多式式都有。其中佛经最多，亦有雕本，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了。这里面有和尚教徒弟的经卷，有和尚念的经咒，女人们刺血写的符，和尚的伙食账簿，小和尚的写字本子，和唱本小调；就是敦煌府的公文，也留在里面。有许多书有年代可考，大概在西历纪元五百年起，到一一一〇年光景——东晋到宋真宗时。这许多年代中，有很多的材料，都不断的保存在这个和尚庙里。到了北宋初年，那里起了战乱，和尚们怕烧掉，就筑了墙，把一应文件都封在中间。大概打仗很久，和尚们死的死，逃的逃。从宋真宗时封起，一直到清末庚子年，墙坏了，就修理修理，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东西。直到庚子年，——西历一九〇〇年，一个道士偶然发现石窟中的藏书，才破了这个秘密。可是这个道士也不当他是宝贝，把他当符箓来卖钱，说是可以治病的。什么人头痛，就买一张烧了灰吃下去，说是可以医头痛；什么人脚痛，也买一张烧了灰吃下去，说是可以医脚痛。这样卖了七八年，到一九〇七年，才有洋鬼子来了。那是英国的史坦因（Stein）A，他从中亚细亚来，是往北探险去的。他并没有中国的学问，据说他有一个助手王世庭，学问也并不高明，不过他曾听说在敦煌发现了许多东西，就去看看，随便给他多少钱买了大半去。因为不好拿，就捆了几大捆，装着走了。过了半年（那是1908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B来了，他是有名的学问家，他的中国学问恐怕中国学者也不能及他。不过伯希和很穷，只能在敦煌选了二千多卷，拿到北京。他是很诚实的，还去问问人家，请教人家，于是大家就知道了敦煌有这个东西。清朝的学部也得了这个消息，就打电报给陕甘总都[督]，叫他把石窟里的东西统统封好了，送到京师图书馆里去。那些官员，到这个时候才知道他是宝贝；因为外人都买了装回本国去，朝廷又要他封送晋京，于是拣完整的、字迹端秀的几卷，大家偷了去送人，所以偷掉的也不少，现在存在北平的，还有八千余卷。从东晋到宋朝初年，六百年间，许多史料，都保存在里头，真是无价之宝。现在六千余卷在英国伦敦，二千余卷在法国巴黎，八千余卷在北平，一共一万八千卷左右。我都去看过。在英国、法国的数千卷，那真可爱。他们都用极薄极薄的纸把他裱起来，装订成册；便是残破了的一角，或是扯下的一个字，也统统裱好了，藏在一处。他的内容，说来很可笑，我刚才说过，小和尚的写字本子，老和尚念的经卷，和女师刺血写的东西，样样都有。有些和尚们在念经的时候，忽然春心发动，便胡乱写一首《十八摸》，哼几句情诗，也都丢在里面。各种材料，差不多都有一点。此外如七字的唱本，像《天雨花》、《笔生花》一类的东西，唐朝已经有了，我们只知后代才有，哪里知道敦煌石窟里面已有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唱本的老祖宗。这在文学史上，是多么重要的好材料。这不但使我们知道六百年前的宗教史事，就是我们要研究佛家哲学、经济思想等等许多史料，都可到里面去找。在那时，很不经意的、乱七八糟的、杂货店式的把东西丢在一处，不料到九百年后，成了你争我夺的宝贝。这是此种收书[法]的很好的证据。
因此诸位如果有心去收，破铜烂铁，都有用处。我们知道我们凭个人的主观去选择各书，是最容易错误的。这个要，那个不要，[凭]藉自己的爱憎来定去取，是最不对的。我们恨滩簧、小调，然而滩簧、小调在整个的文学史上也占极重要的地位。孔子是道学家，可是他删诗而不删掉极淫乱的作品，正可充分地表现他有远大的目光。《诗经》中有两章如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会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淫乱到了极点。像这首诗，他怀想所欢，竟愿渡河以从，并且是人尽可夫。可是孔子并不删去，否则我们要得二、三千年以上的材料时，试问到哪里去找？孔子收书，因为有这种态度，这种眼光，所以为中国、为全世界保存了最古、最美、最有价值的文学史料、社会史料、宗教史料、政治史料。假如一有成见，还会有这样的成功么？现在流行市面的小报很多，什么《叽哩咕噜》、《噜哩噜》、《福尔摩斯》、《晶报》、《大晶报》等，五花八门，为一般人所鄙弃的，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用处。我们如果有心收集起来，都是将来极好的文学史料、社会史料。要是在十年、二十年后，再要去找一个《叽哩咕噜》或是《噜哩噜》，也许没法得到。我能把他保存起来，十年、二十年后，人家要一个《叽哩咕噜》，要一个《噜哩噜》，我就可以供给他们，藉此能知道民国十七年上海社会上一般的情形是怎么样。当《申报》五十年纪念的时候，他们出了一部纪念册，可是《申报》馆竟没有一份全份的《申报》，于是登报征求。结果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这么一份，《申报》馆愿意出很多的钱去收买，结果是[以]二万块钱去买了来。照我这样[看]，觉得二十万块钱都值得。以中国之大，或者说是以世界之大，而只有一份不缺的《申报》，你想是多么可贵呢！所以现在看为极平常而可以随手弃掉的东西，你如果有一个思想，觉得他是二十年后、二千年后的重要史料，设法保存起来，这些东西，就弥觉可珍了。
我们收集图书，必须有这种历史的眼光。个人的眼光有限，所有的意见，也许是错误的。人家看为有价值的，我以为无价值；人家看为无价值的，我以为有价值，这种事情很多。我们收书，不能不顾到。所以，（一）要认定我们个人的眼光和意见是有限的，有错误的；（二）要知道今天看为平常容易得的东西，明天就没有，后天也许成了古董。假如我们能存这个观念，拿历史的眼光来收书，就是要每天看后的报纸，也都觉得可贵的。
讲到这里，诸位对我所说的，也许有一点怀疑，以为照这样说来，不是博而寡要了么？可是我觉得图书馆是应当要博的，而且从这个博字上，也会自然而然的走到精密的路上去。收文学书的，他从文学上的重要材料起，一直到滩簧、小热昏为止，件件都收。或者竟专力于文学中的一部，从专中求博，也未尝不可。有一位陶兰泉先生，绰号叫陶开化，他收书什么都收，但只限于殿版开化纸的书籍，因此得了陶开化的名称，正是博中寓专。因此第一步是博，第二步是由博而专，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趋向。大概[由博]到专，亦有三个缘故：（一）是天才的发展；（二）是个人嗜好；（三）是环境上的便利。有这三个缘故，自然会走上专门的路。诸位都知道欧洲的北边有一个小岛，叫冰岛（Iceland），那里有许多文学材料。若不到冰岛去找，全世界只有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有这完全的冰岛文学史料。康奈尔图书馆所著名的，也就是这一点。因为当初冰岛上有人专门收集这全部的材料，后来捐给康奈尔，并又斥资再由康奈尔到冰岛去搜集，因此我的母校就以冰岛文学著名于全世界。这种无所不收的材料，实在有非常的价值，非常的用处。
今天我讲书的收集法，是极端主张要博，再从博而专门，古董家和道学家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不过是个大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详细的办法，还须诸位自己去研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