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良心”是怎样的一个向导
我们常听到“听从良心的召唤”的说法，也常有当年“文革”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用这个说法来坚持对自己“文革”中暴力行为的无怨无悔，似乎只要有了“良心”，便可卸去对行为本身做出是非、对错判断的责任。2013年，各地陆续有“文革”时的红卫兵站出来，为自己以前的行为向受害者道歉，陈毅之子陈小鲁反思“文革”的致歉信（其初衷是在北京八中同学会内部向当时的校领导道歉）更被视为是一种难得的“集体反省”良心行为。那么，什么是“良心”呢？对人的行为，“良心”又是怎样的一个向导呢？
对良心是什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知识”说，另一种是“机能”说。在前者那里，良心常常是好的，而在后者那里，良心是好是坏则尚不确定。
第一种看法认为，良心是一种人可以用自己的善恶辨别能力来获得的关于善和恶的知识。有了这样的知识，人可以明白应该以什么道德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约1225—1274）就说过，人只有具备了正确的知识，才会听从“好的良心”去行动，以此养成习惯性的美德，如正义、节制、坚韧，尤其是审慎。良心不是道德原则，而是在具体情况下对道德原则的运用，运用良心需要美德的支持，因此良心与美德是相互不可缺少的。
关于良心不是道德原则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良心认同的道德原则不是由良心确定的，而是由某种公认的权威决定的，如宗教的“诫命”、传统伦理信条、政治信念、世界性人权价值、现代民主的自由、平等、尊严，等等。良心只是在特定场合或环境中运用这样的道德原则，成为一种“决疑”，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行动。也正因为如此，一个人辨别是非的机能不叫良心，而叫善恶分辨能力（synderesis），只有当这种能力被运用于是善是恶、是对是错的判断和决疑，并采取相应行动，这才叫作良心（conscientia）。
第二种是把良心直接看作是一种知觉或知识机能（faculty）。除了良心，人还有其他的知觉和知识机能，如想象力、推理能力、感受神圣的能力，等等。良心是人听到自己内心道德声音的一种能力。例如，在“良心的权利”这一说法中，良心即被当作人的一种自然的自由向往，一种天生的机能。作为人天生的知觉机能，良心可以接受好的影响，也可以被不当的诱导、影响、宣传或洗脑引入歧途。良心并不一定总是“好的良心”，它也可能成为“错误的良心”（conscientiamala）、“粗糙的良心”（conscientialaxa）、“褊狭的良心”（conscientiaangusta）。良心能让人做好事，也能让人做坏事。这就像一个人可以用想象力来想象好的东西，也可以想象坏的东西，想象力不等于具体的想象。一个人的良心可以有好的知觉，也可以有坏的知觉，良心不等于良心所知觉到的对或错，也不等于良心会使一个人去做什么。因此，英国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康贝（ElizabethAnscombe）曾经说过：“一味赞美良心，会看不到一个人的良心可能叫他去做最恶的事情。”
这两种对良心的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它们相互联系，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简而言之，第一个说法是，良心是一种由机能获得的知识，第二个说法是，良心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机能。其实，机能与知识的关系类似于意识与意识对象的关系，意识不可能单独存在，意识总是针对具体对象的，所以已经包含了对象。同样，良心的机能不能单独存在，也总是包含了某种知识，机能和知识是无法分开的。第一种看法把良心确定为“良”“善”的心，比较适合中文里的“良心”（其实中文里也有“坏良心”这种听起来矛盾的说法）。然而，即使一些人把某种良心确定为“良”和“善”，也未必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甚至确定者自己以后也可能改变看法。因此，那仍然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真理性的知识，仍然可能出现因错误的“良”和“善”的观念而作恶的事情。
“良心作恶”是一种最可怕的作恶，因为它可以让人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作恶。恐怖分子为良心驱使，不惜充当人肉炸弹，杀身成仁，但杀死的许多都是无辜之人。“文革”的时候，有的红卫兵、造反派听从内心的正义呼唤，对阶级敌人义愤填膺，认准谁是“阶级敌人”，便对他痛下毒手，甚至害其性命。如此“听从内心的声音”，大胆作恶，正是因为自己觉得是在凭良心做事。这种良心可以是情绪性的，冲动而无理性（如“朴素阶级感情”或“革命义愤”），但也可以是来自某种理论或理性思考（如“懂得某某道理”和“具有某某觉悟”）。
17世纪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就曾对人的心灵有过这样的人文主义描述：“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正是在这样的暧昧存在状态中，才有了人的“良心作恶”。人想表现为天使，但这个善良的愿望只是人的显意识，而在这显意识冰山下蠕动的常常是连禽兽都不如的邪恶，而人又常常有意无意地漠视这些邪恶。善良的愿望往往把人引导到地狱中去，这些善良的愿望可以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来冠名，也可以用幸福、革命、富裕、正义来描述。在历史上，有多少罪恶都是借着这些善良的愿望和所谓的良心而大行其道，而每当罪恶大行其道的时候，它又多么容易被当作某个人群的集体愿望和良心。
作为一种有关道德的知识，良心并不只是个人的，而且还是一种与他人的社会伦理联系方式，这里所说的他人不是整个社会，而是与某个人分享道德知识的他人，如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志、教友、同行、同族、国人，等等。这也就是伦理学家菲利普·戴尔海（PhilippeDelhay）所说的，“良心指的是一种由一些人分享的知识”。对于一个“有良心的人”来说，这种知识就是在他心目中具有指导作用的权威，在基督教早期的传播者使徒保罗那里，良心被理解为一种权威的来源，这一权威不仅使人在心灵中形成了一种有实质内容的习惯，而且还指导着他的行为。
胡耀邦的前助手林牧在回忆录《烛烬梦犹虚》中谈到了他早年投奔延安的心路历程。当时，他向往正义，立志于为国家富强民主的事业而献身。这种正义感是他的良心，不是天生就知道的，而是通过接触自由、民主思想得来的，主要是受了民盟的自由、民主纲领影响。这也是他与其他进步青年所分享的知识，在与他们的来往中，他的良心变得清晰和明确起来，指导了他投奔延安的行动。1948年7月，他们一行20人（以西安的大学生为主）一起去了延安。在这些“热血青年”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良心并不只是某种藏在心里的想法或信仰，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选择和行动。是选择和行动，而不只是知识，使得良心成为林牧和同行者独特人格的标志，使得他们能够与其他虽然爱国，虽然有正义感，但却无所行动的人们区别开来。
但是，良心的知识和任何其他知识一样，是有限的，也是会有错误的。良心的行为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良心知识的可靠性和正确性联系在一起的。知识错了，良心就会被误导。林牧在回忆中真实地记录了他自己的良心经历，也思考了自己良心知识中的错误，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良心知识非常珍贵的实例。
林牧初到延安的时候，被分到延安大学宜川分校。和林牧一样投奔延安的国统区年轻人中有许多对延安的党化教育和思想汇报感到失望。他们有的公开表示：“我是来参加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我是来反蒋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纲领，我不赞成中共的党化教育。”还有人公开反对汇报思想说：“国民党特务才汇报思想呢。”抓特务的“宋纹演事件”使得林牧对自己奔赴延安时的良心知识发生了怀疑，他想起了离开西安前同学的一句临别赠言：“这边政治环境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到达延安的国统区青年虽然发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但在当时的国共敌对形势下，已经没有退路，他们接下来的被动行为就与良心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些因为向往自由、民主而投奔延安的青年人，他们来延安前的良心知识被延安的严酷现实证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和一厢情愿。林牧坦率地承认，当时他们以为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党化教育”“保障人权”“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他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误以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新民主主义”就比“旧民主主义”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他们听说根据地自抗日战争以来一直强调民主与人权，连根据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个根据地制定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所以误以为那就是他们向往的自由和民主。晚年的林牧坦然承认自己年轻时的错误良心知识，这种反思本身就成为他新的良心知识，也是我们今天可以与他分享的共同知识。
林牧那一代人的良心转变也发生在“文革”后有所忏悔的一代人身上。今天，全国已经有多人向“文革”受害者道歉，他们的忏悔行为获广泛赞同，其中有山东老人刘伯勤、安徽的张红兵、河北的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他们当年都积极投身于“文革”，斗争老师、迫害同学和邻居、告发亲人，也都是听从了“革命良心”的召唤。今天，在忏悔时，他们同样也是听从了良心的召唤。只要一提起他曾经斗争过的初中语文老师郭楷，宋继超就觉得“良心不安”，有些话憋在他心里，已经“倒来倒去不知道多少遍”。刘伯勤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谈到他迫害过的受害者时，非常后悔，他说：“说句良心话，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温庆福2013年2月写了篇博客，向自己伤害过的同事和老师道歉，并把文章投给《快乐老人报》编辑部，他说：“其实我的道歉心存很久，良心的责备是主要的。”他们今天感知的良心是对“文革”时引导他们的那个良心的否定，而赞同他们忏悔行为的人认同的也是忏悔者们现在的良心。这是一种基于人性和勇气，而不是被盲信、偏执和“革命热情”误导的良心。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要到死以后才可能知道自己这一生是否幸福，因为他生前某一时刻觉得是幸福的事情，后来可能发现是不幸福的，一个人只要还没死，就不能保证这种可怕的逆转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同样，良心知识及其意义也不是终结性的，只要一个人还活着，他在某个时候觉得正确的良心知识也都有可能发生逆转。而且，由于良心不仅仅是一个人自己的知识，而是与他人有关的知识，即使在一个人死后，他生前以为正确的良心知识仍然有可能被他人证明是虚妄不实的。当我们想起那些为了某个事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烈士”们的时候，我们一面赞叹他们的良心勇气，一面也会为他们死得不值唏嘘不已。我们为这些死去的人感到惋惜，不是因为我们怀疑他们曾经那么热爱过的自由、民主价值，而是因为我们还活着，而他们已经死了，活着的我们看到，他们曾经以为非常高尚的那个事业，后来证明一点也不高尚。
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得到一些教训，因此比他们更明白良心是怎样的一个向导。我们看到，就在我们将某些价值付诸行动时，我们自己的良心行为也可能和他们的一样，其实是做了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在良心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今天，我们对良心这个向导有了比他们更多的认识和怀疑，对良心存疑要求我们更理性地对待自己的行为后果，既不因为有怀疑而消沉、怠惰、无所行动，也不因为有信念就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狂热冲动、忘乎所以。我们不能没有良心的向导而在陌生的、不确定的地界上前行，但这个向导最终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却并不全然是我们一开始就能充分预见和计划的。良心和理性一样，必须包含清醒的自我观照，正如只有理性才能看到理性给人带来的谬误一样，只有良心才能发现良心给人造成的误导。要减小良心的误导和失误，不仅要吸取以往的教训，恐怕还更得借助良心本身的自警、省察和清醒自明。
2民主法治下的“良心”
在我的公共伦理写作课上，学生们讨论2010年9月发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事件。在该市的城市市场上有一家叫“正义饼店”（JustCookie，也可理解为“只不过饼店”）的糕饼铺子，是斯托克顿夫妇（LilyandDavidStockton）自己经营的。一天，一个学生团体为参加庆祝印第安纳州大学进行“全国同性恋走出来”日，到饼店来订制有彩虹标记的杯子蛋糕（cupcake），彩虹是同性恋者使用的身份标记，意指多元和宽容。斯托克顿夫妇拒绝为她们制作这样的蛋糕，学生组织便以“歧视同性恋”为由将正义饼店告到了市府。
市府随即考虑要收回斯托克顿夫妇的饼店铺位，市府发言人表示，城市市场是由纳税人的钱建造的公共场所，市府收回铺面是为了“表明每个人在市场都是受欢迎的，……市场归城市所有，我们不想任何人有这样的感觉：由于你是某一种人，所以你不受欢迎”。斯托克顿夫妇在市场上开这个饼店已经20多年了，口碑甚佳，为了平息异论，市府发言人又说：“市长为此事感到遗憾，但希望以此表明，个人的价值观、道德感和个人信仰与在市场上做买卖没有任何关系。”
同性恋在美国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议题，在印第安纳州歧视对待同性恋者是违法的行为。但是，美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自由，坚守自己的良心信念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印第安纳州的美国家庭协会主席克拉克（MicahClark）表示，斯托克顿夫妇有按良心原则决定如何做生意的权利，他的组织愿意为正义饼店提供法律援助。他说，如果谁走进饼店要买架子上的糕饼，店主因为其是同性恋者而不卖，那是歧视，是不对的。但是，来店里定做彩虹蛋糕，那是变相要求斯托克顿夫妇加入到“全国同性恋走出来”的庆祝中去，而“要求饼店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制作彩虹蛋糕，超出了我们应该希望一家饼店所做的事情”。
我先是把这个事件的发生经过介绍给学生，并没有告诉他们市府和印第安纳州美国家庭协会的立场和理由。我对学生说，同意斯托克顿夫妇有权利按照自己良心原则做生意的请举手，全班20名学生中有15名举了手。我又说，认为市府决定正确的请举手，只有2名学生举了手。我问剩下的3位为什么没有举手，他们说似乎两边都有理，无法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