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几乎所有对过去往事的叙述一样，威尔克太太的叙述包含着某种或隐或现的心理因素，由于牵扯到希特勒，她以前的沉默和现在的讲述都包含着某种“连带罪过”（guiltbyassociation）的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的道德共识把希特勒认定为一个罪恶之徒，而不是民族英雄，因此，为希特勒本人服务过的经历便成为一种“罪过”和“羞耻”。威尔克太太说自己从未加入过纳粹党这个组织，但是，能被挑选担任与“领袖”私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组织信任”，一种“荣誉”。如果希特勒和纳粹不灭亡，威尔克太太那两年半的工作便会是一项“光荣经历”，她也可以因此沾光，用不着如此长久地保守这个秘密。
连带罪过和连带光荣（honorbyassociation）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是同一现象的一体两面，它们既是人们的一种心理习惯，也是一种思维逻辑，这二者在日常生活中都相当普遍，造成许多偏见和成见。连带罪过会令人深受其害，而连带光荣则能让人因此得利，这成为普通人对此二者一避一趋的重要原因。
以前，从升学到就业、升职，都必须填写个人履历表格，其中有“阶级成分”和“社会关系”的项目。一个人有“剥削阶级”的家人或“海外关系”的亲属，都足以使他被打入另册或烙以污名。相反，一个人“出身好”“社会关系好”，则不仅是连带光荣，而且还可享有各种机会的优先。因此，只要能沾到一点“好关系”的人，便会四处夸耀、宣扬，以求被人刮目相看。谁要是给某要人、首长做过饭、剃过头、当过警卫员，不仅自己沾上荣耀，就连家人也跟着觉得脸上有光。
连带罪过和连带光荣不仅能影响人们的荣辱观，而且还能通过某种“联想机制”左右人们的思维和说理方式，干扰他们对是非对错的理性辨别与判断，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便是产生于这种思维和说理谬误。先把某人认定为好人或坏人，或者是与好人还是与坏人有关系，然后断定他做的事或说的话是对还是错，这种错误在一个缺乏公共理性的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威尔克太太今天敢于说出自己的秘密，虽然可能是因为人生已到暮年，但如果不信任德国社会公共理性不会太受制于连带罪过，恐怕也还是难以做到的。
25作恶的意愿与罪责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1995）里有一个令人同情的女纳粹罪犯，名叫汉娜。她曾经是奥兹维辛的党卫军看管，在1944年的“死亡跋涉”中，300名犹太妇女在一教堂过夜，大门是锁住的。在空袭中，教堂起火，但汉娜和另外五名看管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没有打开教堂的大门，囚犯们除了一对母女幸免，全部烧死了。
20世纪60年代汉娜因这一罪行受审，她在回答法官问题时说，她没有打开门锁是出于警卫的责任，不让囚犯逃跑（尽忠职守），而不是害怕放跑囚犯，事后会受的惩戒（迫于命令）。一个人尽忠职守，这可以解释为是一个“良心决定”，也就是个人行为的意愿或动机。于是，其他几名受审者的律师把责任推到她的身上。法官要求汉娜写字来看她的笔迹，以决定是否是她写了囚犯死亡事件报告。结果她没有写字，而是直接认了罪，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刑。
作恶的意愿与动机
汉娜认下超过她实际应该担负的罪责，是为了隐藏一个私人秘密——她是一个不会写字的文盲。这个秘密左右了她的一生。战时，她在工厂做工，被升迁到办公室工作，为了不暴露自己是文盲，她报名去当党卫军的集中营看管。战后，她有了一个电车售票员的工作，也是在从电车售票员被升迁到办公室工作时，因同样的原因不告而别。让小说叙述者米高·伯格不解的是：“暴露自己是文盲，这样的小事难道比承认自己是杀人主犯更严重吗？”
汉娜由于是一个文盲而犯下了人生的大错，这是否意味着，她犯的罪行因为“无知”而成为可原谅的罪行（即使不是首犯，她仍然对300名囚犯的死亡负有责任）？惩罚一个因为讨生活而误入迷途的小人物，一个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罪犯，这是公正的吗？一个人做一件事，意愿和行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做了坏事，罪过是属于意愿还是行为呢？这样的问题困惑着伯格，他说：“我不是说考虑和决定不影响行为，而是说，行为并不只是考虑或决定的结果，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
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一旦开始，便不能受行为者意志的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人犯下这样的行为罪过，他也就有了免受惩罚的理由吗？有报道，2013年7月17日，湖南临武县城管在执法过程中与瓜农邓正佳夫妇发生争执，据称七八名城管参与围殴，当街砸死邓正佳。城管行凶的事件这已经不是第一桩了。许多城管都是为了讨生活才干这一行的小人物，没有文化，也没有专长。他们执法是服从命令，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使用过度暴力，甚至置人于死地。他们的暴行是否可以用“行为有它自己的理由”，用服从命令、尽忠职守来免除罪责呢？
类似的问题对于许多在其他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暴行也是适用的，因此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罪责追究问题。例如，“文革”中，在“阶级斗争”和“文攻武卫”这样的号令下，许多人手上都沾了别人的血，甚至背负着人命。如果有一场审判，将又如何追究这些人的罪责？
这正是从1963年12月20日到1965年8月19日，在德国法兰克福进行的对奥兹维辛纳粹人员的“第二次奥兹维辛审判”中遇到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以“反人类罪”判决并处死一些纳粹首犯。1947年4月2日，波兰当局在华沙对奥兹维辛的首任指挥官鲁道尔夫·胡斯（RudolfHoess）进行审判，判处他死刑，并在奥兹维辛毒气室旁的绞架上执行绞刑。1947年11月24日至12月22日，波兰国家最高法庭又在克拉科夫对其他一些奥兹维辛高级军官进行了起诉和审判，判处23名党卫军罪犯死刑，其中21名执行死刑，另外两名后改为监禁。在这之后，又有许多阶层较低的奥兹维辛罪犯陆续受审，被起诉的有617名，其中34名被判处死刑。这些审判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奥兹维辛审判”。
第二次奥兹维辛审判与第一次不同，它针对的是阶层较低的纳粹人员，而且，在定“谋杀罪”的时候，引入了犯罪意图的考量。1963年，奥兹维辛集中营20名“执行命令的”纳粹分子在法兰克福受到审判，包括管理人员、牙医、医务兵、医生、药剂师和“消毒员”。当时德国的总检察官是弗里兹·鲍尔（FritzBauer），他是一位犹太人，纳粹统治期间在北欧避难，战后回到德国，帮助重建西德的司法制度。他认为，在奥兹维辛服务过的所有纳粹人员都应该受到审判。但是西德的法律不允许回溯性地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如果那些纳粹人员没有违反纳粹期间的法律，就不能用纳粹垮台后新订的法律来审判他们。这与纽伦堡审判、第一次奥兹维辛审判和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是不同的。纽伦堡审判的“反人类罪”不适用于管理奥兹维辛集中营的那些纳粹人员，他们不是决策者，只是“执行命令”的人。第一次奥兹维辛审判是在波兰进行的，运用的是波兰的法律。艾克曼的审判比较特殊，他被以色列特工人员捕获，在以色列根据以色列的“纳粹与纳粹合作者惩罚法”审判，这项法律规定可以追溯纳粹时期犯下反人类和战争罪行的纳粹罪犯（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艾克曼是杀害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他没有否认指控他的犯罪事实，但他坚持自己不应为“最后计划”担负责任，因为这不是他的主意，他只是在执行上峰的命令。他的“服从命令”辩词没有被接受。但是，“服从命令”成为法兰克福审判的一项重要考量。
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对奥兹维辛人员的审判运用的是19世纪在德国形成的法律，它要求在确定“谋杀罪”（与“反人类罪”不同）时必须有杀人的个人意愿和动机的证明。对于是否应当以“谋杀罪”起诉那些奥兹维辛人员（因此势必把注意力转向个人动机和意愿），从一开始就是有争议的。历史学家瑞贝卡·威特曼（RebeccaWittmann）在《正义之外：奥兹维辛审判》（BeyondJustice：TheAuschwitzTrial）一书中指出，以动机和意愿界定谋杀阻挠了对“执行命令者”的审判。如果把谋杀只是界定为故意杀人，而不是扣动枪扳机或把人送进毒气室的话，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荒唐结论：一个人出于自己的意愿杀死一个人，他的罪行要比一个服从命令把成百上千人送进毒气室的罪更加严重。
本来不想杀人的杀了成百上千的人，这样的杀人难道比一桩平常的谋杀更应该脱罪？那些在纳粹制度中作恶的人们，如果只有出主意的人才负有“谋杀”的罪责，那么岂不是整个体制中所有其他人员都可以被赦免杀人之罪？法兰克福审判的重点从纳粹的制度性暴行转移到个人的残忍行为，以至对一个纳粹看守有了一个令旁听者啼笑皆非的荒唐指控：“他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开枪杀人”。这听上去好像是，如果有开枪杀人的命令，开枪杀人就成了一件可以去做的事情。
在纳粹的作恶机器里，那些直接开枪屠杀或扳动毒气开关的往往是最底层的人员（就像“文革”中的那些打手）。他们是纳粹机器上的小螺丝钉，但是，比他们阶层高的人员也都是一些小螺丝钉，正如阿伦特说的，“就无条件服从元首的命令而言，纳粹机器里的所有人都是小螺丝钉”。纳粹机器里的每个小螺丝钉，无论他是向下传达上司的命令，还是扣动扳机把子弹射向无辜的受害者，他是否只是在执行命令并不能改变他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罪恶后果，那就是夺走了无辜者的生命。这个个人的“罪”是从他行为的罪恶后果，而不仅仅是从是否有个人动机而来的。任何一个非故意杀人的行为，只要杀了人，就是有“罪”的。考虑动机涉及的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问题不是他有没有罪，而是什么性质的罪，是否需要考虑到别的原因（例如“一级谋杀”与“二级谋杀”的区别）。因此，“接受命令”也许可以成为一种减刑因素（mitigatingfactor），但不可以当作脱罪或无罪的理由。
服从命令和体制内作恶
用是否因“服从命令”而犯罪（即罪犯是否有属于自己的犯罪意向动机）区分出来的不应该是“有罪”与“无罪”，而应该是“恶”与“罪”。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中为“恶”（“邪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邪恶是建立于涉及伤害、虐待、命令、缺乏人性、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简而言之，也就是‘明知故犯’”。这个定义适用于那些有最高权威，或很高权威命令他人作恶的人。纳粹的灭犹计划、红色高棉的屠杀行动都是由这样的“权威”发动的。他们是“明知故犯”的元凶，他们和主要帮凶一起营造了一种“系统力量”或“情境”，使得几乎所有的普通人都不能不加入到某种“服从命令”的行为中去。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于20世纪60年代所进行的“权威服从”实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情境”可以如何有效地左右人的行为。首先，权威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如英明无比、永远正确的元首和领袖）；其次，权威为他命令的行动提供了看似合理的理由（人种优越、阶级斗争），而且把这个理由转化为个体的行为动机（用权威的意愿来代替自己的意愿）。即使当权威的命令不再合理（屠杀、残害）时，大多数人也绝对不会反抗不公正、非正义的权威。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让我们在“情境”之外更进一步看到了“系统力量”对人行为的操纵。他在米尔格拉姆的《对权威的服从》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解释“斯坦福监狱实验”与“权威服从”实验的不同，“我对情境力量进行的研究（斯坦福监狱实验），从几个方面对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了补充。这两个研究都是情境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实验研究了权威对个体的直接权力，我的实验研究范畴则是机构对其权力范围内所有人的间接权力。我的实验展示的是体系的力量，体系创造并维护一个情境，对个人行为进行控制和统治。此外，两个实验都生动展示了外界力量对人类行为的强大影响。对观众或旁观者而言，这些实验得出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发现，当人们从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权威人物那里接受到命令时，他们几乎可以服从任何命令，做任何事情。津巴多的实验证实了米尔格拉姆的研究结果，但他还发现，那些监狱看守接到的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命令（想办法去控制有反抗性的囚徒），但立刻就会对囚徒采取自己发明的严酷手段。他们命令囚徒脱光衣服，不准他们吃饭和睡觉，把他们关单人禁闭。有的囚徒表现出了“强烈的紧张反应”（反抗），有的则被完全制服，像是“僵尸”一般。看守使用的手段越来越呈现虐待狂的特征，他们把囚犯的眼睛蒙上，强迫他们用手清洗便桶（“文革”时还更有强迫喝便池里水的），对囚徒进行羞辱。津巴多的女友克里斯蒂娜来观察他的监狱实验，对见到的景象极为厌恶。她是这么记录的：“我看到蒙着头碎步行走、被锁住的犯人们，同时看见狱卒大声地训斥他们。我很快地转开我的视线，完全被令人胆战的作恶感觉所湮没了。……我没办法承受再多看一眼的压力，……看见这些可怜的男孩们在非人性的对待下饱受折磨，也很让我反胃。”津巴多想说服她，让她相信这个实验将“极佳的人类行为揭示在眼前”。但他最后还是被克里斯蒂娜说服，这个本来计划进行两周的实验在第六天就放弃了。
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一书里追忆了那一段经过，并用这个实验来思考美军看守人员在伊拉克阿布贾里布监狱（AbuGhraib）所做的残酷刑求。他认为，那里发生的残酷刑求并不是因为少数恶棍看守个人的虐待狂行为，他们所处的情境已经注定他们的残酷刑求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令人想起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残酷刑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