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只是个人的、游离在群体之外的孤独行为。良心虽然是由个人来表达和捍卫的，但良心不可避免地包含与他人联系的方面。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坚持说，一些环境条件比另一些更能使得人有良心，或者相反，使人更容易变得没良心。
由于环境条件与良心的这种关系，我们有理由把创造一种有利于良心的环境设定为政治和社会改革最优先的目标。当一个国家制度或社会秩序使得良心行为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说，这是一种坏的制度和坏的秩序。当然，这不等于说，在不好的制度或秩序中不再有能够在自己心里辨别是非的个人，而是说，即使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也不能把辨别是非的结果运用到实际事情上去，由于不能有良心行为，所以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有良心。
在一个坏的制度或秩序中，许多人辨别是非的能力会被钝化，被麻痹。他们的良心因为没有可派的用处，而变得麻木、弱化，甚至终于退化殆尽。这样的人会有利益心，有欲望甚至激情，但不会有良心。在历史上有许多人，在极为孤独的困境下仍坚持他们心目中的良心，然而，他们越是需要那么苦苦坚持，越是说明他们心目中的良心已经陷入了一种休眠的、减弱了的、不再具有活力的状态。一个人孤独地躲藏在他自己的心灵小天地里，对外面的事情想管但不敢管，也不能管，这时候他就是处于这种良心休眠的状态。处在这种状态中的人们，他们充其量只是在保持着良心一点微弱的火种，而那火种并不就是良心的火焰。一个人的良心火焰只有在燃烧起来的时候，才会有所行为，也才会有公共意义。唯有如此，他也才能为自己的良心找到表达的方式。许多人都是因为长久被迫无法用行动表达良心，最后才变得灰心丧气、妄自菲薄、破罐破摔，终于丧失了良心。
9恻隐心遭遇良心道德
我父亲晚年时曾不止一次地提起两件在“文革”中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别人因恻隐之心而给予他的恩惠，而他自己则一直没有机会报答，成为他的遗憾。“文革”时期，我父亲在他学校的牛鬼蛇神杂工队劳改，用石灰刷墙，双手皮肉开裂，天冷了，手上一条条的血口子一个冬天都不能愈合。有一天，他拉着板车经过一个菜市场，一位卖菜的老妇人看到他的手，把自己的一副旧手套送给他，让他戴上。还有一次，他拉着板车上一座桥的时候，突然觉得车子轻了许多，回头一看，是他学校的一位青年革命教师，在车后帮他推车过桥。
两位帮助过我父亲的人也许是出于不同的恻隐。卖菜老妇人可能是比较单纯而直觉的恻隐，而那位革命教师则可能是一种伴有“该不该”考量的恻隐，因为前者不知道我父亲的牛鬼蛇神身份，而后者是知道的。这位教师面对的不是一个与自己一样的革命群众，而是一个“坏人”。惩罚牛鬼蛇神，以各种方式加害他们，这在当时是一件政治上和道德都正确的事情。帮助一个牛鬼蛇神的恻隐之心会引起一个人因政治不正确而“良心不安”。更不要说该不该听从良心的恻隐召唤，还关系到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许多人即使有恻隐之心，但由于考虑到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也还是不会有帮助他人的行为。
恻隐之心与良心道德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考虑到“该不该”，是道德感或道德判断在起作用。在一般情况下，道德原则是行动的动因，与恻隐或良心并不矛盾。在正常的社会里，社会道德原则所规定该做的，就是个人良心认为该做的，因此，社会道德原则指导下的行为就已经是个人的良心行为了。
恻隐或同情心本身并不是道德判断，而只是一种感觉，它也可以成为行动的动因，例如，你看到一个人在挨饿，于是向他伸出援手，或者觉得一个人受到冤屈，因此站出来为他说话。但是，在特殊的处境中，一个人当作自己“良心”的社会道德感与他的恻隐心可能是矛盾，甚至完全相反的，“文革”时就是这样，对一个牛鬼蛇神帮还是不帮这才成为一个问题。在矛盾冲突时刻，错误的可能是道德感，也可能是恻隐心，这种难以确定的选择造成了一个人在行动上的“极端境遇”。
一个人并不因为缺少文化，就对道德感与恻隐心之间的冲突没有感觉。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费恩就是一个例子。费恩在决定是否要帮助黑奴杰姆从女主人华珍小姐那里逃走时就曾犹豫不决。他们乘坐木筏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眼看杰姆就要自由，但费恩却经受着良心责备的煎熬。他觉得自己背叛了恩人华珍小姐——“良心对我这么说：‘可怜的华珍小姐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居然可以明明看见她的黑奴在你的眼皮底下逃掉，却从未说过任何一个字？那个可怜的老妇人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竟然这样卑鄙地对待她？啊，她用尽全部身心让你读书学知识，要你有规有矩。……凡是能见到的，她总是想尽办法对你好，她可就是那样对待你的啊。’”良心的责备甚至让费恩觉得生不如死——“我只觉得自己太可悲了，太难受了，还不如就此死了的好。”
费恩并不觉得拥有黑人奴隶有什么不对，他帮助杰姆完全是出于恻隐之心。他从小在密苏里长大，在他的道德观里，背叛恩人是不对的，盗窃别人的财物也是不对的，黑奴只不过是一种财物。他自己帮助杰姆逃跑就是盗窃华珍小姐的财物，因此，让逃跑的杰姆被抓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费恩受到的良心谴责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错误的，引起他良心痛苦的道德原则（感恩）虽然没错，但它的内容（不让华珍小姐的黑奴逃走）却是错误的。
费恩之所以有强烈的道德罪感，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是他受了“坏道德”的束缚。这种情况在“文革”时是很常见的，当时有的人出于恻隐之心做好事，很可能在心里觉得是做了“对不起毛主席”“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坏事，只是“身不由己”做了而已。
费恩“身不由己”地帮助杰姆逃走，他对自己说，不要去管那些道德原则，“就按一时的感觉去做就行”，也就是我们今天许多人所谓的“跟着感觉走”。人不得不只能跟着感觉，而不是跟着道德原则走，那是因为道德原则出了问题，成为人的良心不能认同的“坏道德”，无法带领人们前行。如果许多人都觉得还不如跟着感觉走比较好，让跟着感觉走成为一种行为方式，那么，这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中的许多道德说教都太空洞、苍白，不令人信服，对行动并无好的引导作用。
就帮助杰姆这件事而言，让费恩“良心不安”的道德观是狭隘而残忍的，而他的恻隐心则是开阔而仁爱的，所以他帮助杰姆逃走是对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不再需要道德原则。有道德原则还是好的，因为在我们缺乏同情心的时候，道德原则可以防止我们做坏事。不妨设想一下，“文革”中如果谁并不同情牛鬼蛇神，但却坚信不可伤害或杀害无辜的普遍道德原则，那么，即使没有恻隐心，他仍然会避免以暴力加害无辜的他人。
道德原则的必要还在于，就算我们充分肯定恻隐的价值，我们仍然可以用道德原则来界定和解释人的恻隐和同情。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有道德原则的指引，那么，即使在我们的恻隐和同情不充分或受到阻碍的时候（由于我们的私利、个人恩怨、妒忌、幸灾乐祸），我们仍然会在别人有需要时出手相助。
费恩是个文化不高的孩子，他说，凭一时的感觉做事就好，这是因为他无法看到，在公共生活里，仅仅跟着感觉走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道德原则地生活，并同时自己把握道德原则应有的内容。把握道德原则内容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它是否符合人类本能的恻隐之心。这时候，恻隐之心也就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原则，它会变得更冷静、更理智，成为一种品格和精神的境界、一种坚守的理念和信仰。本能直觉的恻隐常常只是一种模糊不明的感觉，可能是情绪性的，也可能具有狭隘、浅显的特征。相比之下，理智的、道德原则化的恻隐则更为全面、深厚，也更高尚。
刽子手的冷酷与同情
道德与同情相冲突的例子即使在道德声名狼藉的人士那里也能找到。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党魁、党卫队和秘密警察首脑希姆莱在一次对党卫军将军们的讲话中说：“对发生在俄国人或捷克人身上的事情，我毫无兴趣；……别的国家人民生活富足还是忍饥挨饿，我也没有太大兴趣，我关心这些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德国精神文明’（Kultur）需要他们来当奴工，不然的话，我也毫无兴趣。”他表白自己对俄国人、捷克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没有恻隐之心或同情，不是要表明自己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恰恰相反，他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党性道德感”，那就是，为党国事业要勇敢、坚韧、无所畏惧。在同一篇讲话里，他又说：“我很想坦率地跟你们讲一件严肃的事情，……那就是消灭犹太种族。……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眼看100具、500具或1 000具尸体躺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最难的是，对这种情况，既要无动于衷，又要保持正派。我们正在书写的是历史最辉煌的一页。而懦弱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希姆莱要求他的将军们做到把党性放在人性之上，对犹太人要冷酷无情，但又不能因此失去对自己人的同情和恻隐，也就是阶级斗争年月里所号召的“对敌人狠，对同志亲”。但“文革”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一旦在敌人那里真正炼出一副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他对“同志”也会像对敌人一样冷酷无情。希姆莱知道，只要他的部下还保持人的恻隐和同情（当正派之人），他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就难以实现。他说，一个人只听从恻隐之心，就会成为懦弱之人，所以，一个坚强而光荣的人会一面保持恻隐之心，一面又违反和破坏它。人应该一面干坏事，一面保持好的品格，这就是希姆莱的道德观。
一年后，希姆莱在另一次讲话中说，纳粹成功地消灭了犹太人——“领导者和战士们的心灵和灵魂都没有因此受损。我们冒了很大的风险，必须在斯库拉（Scylla）与卡律布狄斯（Charybdis）之间找到一个安全的通道，既不能变成一个不再珍惜生命、没心肝的恶棍，也不能变成一个软弱、神经脆弱的熊包。”希姆莱用的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一个典故，斯库拉是希腊神话中的女海妖，六头十二臂。与另一个海妖卡律布狄斯分别驻守在狭窄的墨西拿海峡（StraitofMessina）两侧。斯库拉曾经给返乡的希腊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带来巨大的麻烦，吃掉了他的六名船员。奥德修斯九死一生才与其他船员逃得一条生路。希姆莱勉励手下效仿的就是英勇无畏的奥德修斯。
希姆莱并不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虽然在我们看来，他所秉持的是一种极为乖张、邪恶、残忍的“坏道德”。这和冷酷无情、残酷暴力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同一类型的道德观。在这种道德观中，只要受害的是“敌人”，冷酷和施暴就是一种美德行为。希姆莱的私人医生和按摩师费立克斯·科尔斯坦（FelixKersten）曾问他，杀害犹太人的计划是否考虑到他们的痛苦，希姆莱说：“我知道这会给犹太人造成巨大的痛苦，……但是，伟大人物的命运诅咒就是踏着别人的尸体去建造新的生活。我们必须这么做，……这是我必须承担的重负。”
希姆莱使用的是一种道德语言，可以说，与那些因冷血残杀、无情施暴而完全丧失人性的家伙不同，希姆莱确实承受着某种良心的折磨。他有多种神经和心理疾病，如恶心和胃痉挛。作为他的私人医生，科尔斯坦知道这些在希姆莱身上不仅仅是生理疾病，而且是一种更深层的心理和精神疾病。他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中说：“希姆莱的剧烈胃痉挛并不是如他自己料想的那样，只是简单地由于体质虚弱或劳累过度而引起的，其实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失调产生的恶性后果。这种心理分裂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我很快意识到，尽管我可以暂时地缓解他的肉体病痛，却决不能彻底地治愈他的心理症状。这种痉挛的根本原因不仅没有解除，事实上反而加剧了。”
分裂人格与辛德勒式的恻隐
科尔斯坦观察和分析的纳粹分裂人格应该不仅限于希姆莱一人。科尔斯坦本人就是一个有分裂人格的“有良心者”。他一面为纳粹服务，一面却又曾经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救援过许多受纳粹统治迫害的人士和犹太人，例如，1942年希姆莱去赫尔辛基执行引渡芬兰犹太人的计划，科尔斯坦以他的私人医生身份随行。他背着希姆莱频繁地与赫尔辛基的各界人士接触，通过各种渠道向芬兰政府提供信息，里应外合地帮助外交部门巧妙地与希姆莱周旋。由于他的努力和斡旋，终于使3000多芬兰的犹太人幸免于难。他还曾成功地说服希姆莱放弃了强迫800万荷兰公民向被纳粹帝国征服的东欧遣送的计划。瑞典的档案也证明，科尔斯坦是希姆莱和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的谈判中介人，使得代号为“白色巴士”的救援行动得以实施，从而在纳粹濒临灭亡前夕，挽救了数以千计的挪威和丹麦公民的生命。
1945年12月，世界犹太人大会给科尔斯坦发去了一封感谢他帮助拯救集中营中犹太囚犯的信。1953年，科尔斯坦终于通过保安部门的审查，成为瑞典公民。鉴于他不顾个人危险、救助犹太人的壮举，以色列政府授予他“国际正义人士奖”（InternationalRighteousPrize）并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前面的大道上为他植上一棵象征以色列人民谢忱的角豆树。以色列驻瑞典大使在颁奖仪式上致词时说：“以色列人民永远对费立克斯·科尔斯坦博士表示祝福！他的人道主义行为和瓦伦贝格、辛德勒和杉原一样，永远值得历史铭记。”辛德勒的故事已经广为人们所知。瓦伦贝格（RaoulWallenberg）长期在匈牙利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给匈牙利的犹太人签发瑞典护照，拯救了数万犹太人的生命。不幸的是他自己被进入布达佩斯的苏军逮捕，押往苏联，死因迄今不明。杉原千亩（1900—1986）是日本外交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驻立陶宛代领事，他不顾日本外务省的训令，擅发日本过境签证给犹太人，拯救了6000多犹太人，有“日本辛德勒”之称。
然而，生活在极权统治下，并能在这个制度中左右逢源的科尔斯坦，他能够看出希姆莱的人格分裂、心灵残缺，他本人又何尝不是一个人格分裂、道德残缺之人？一个在邪恶的道德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人，又怎么可能在道德上不受到扭曲和损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