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谧
照“死生契阔，与子相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最悲哀的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
——张爱玲《倾城之恋》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是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所写的一句话。可是此时，对于她来说，三十年前的人与事，仿佛一缕轻烟般地逝去，故事已经结束。
现在，她孤独地行走在异国的天空下，却并不曾觉得“他乡的月亮比较圆”。看着那曾经进入自己生命中的两个男人，一个是自己无法割舍却不得不割舍，一个是宿命般地匆匆来了又悄悄逝去。对于感情，张爱玲不得不承认，自己可以驾驭的只是文字上的游戏，而在现实面前，她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赖雅——这个在张爱玲的生命里特别的时间出现的特别的人，是她在异乡遇到的几乎唯一可以相伴生命的人——的离开，使得1968年之后的张爱玲不免有些颓然、落寞，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安静。
这个曾经恃才睥睨世间的才女，也不得不在命运面前投降，她觉得好累，有失落，有慌张，自然，还有一份恐惧。说不上的感觉，只是觉得这个世界之于她似乎忽然间变得更陌生起来。张爱玲开始渐渐地变得更加离群索居起来，而与其说这是她的一种下意识的自我封闭，不如说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用另一种形式与滚滚红尘保持着一定距离。
对于最后一个可以相伴终生的希望的破灭，对张爱玲的打击是不小的，年少轻狂时感情上的纠缠与得意，如今变得这样不堪回首。人是如此的渺小，命运无法由自己掌握。乱世中，家世背景亦是浮云；治世里，又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异国。对于那曾经互相仰慕与追随的感情的幻灭，只能眼睁睁看它随时光流逝。
从这时起的张爱玲直到1995年告别人世时，中间的这二十六年时间里，她几乎完全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小心翼翼，低调无比。或许是真的疲倦了，像一个曾经姹紫嫣红一时的明星，终归落幕，曲终人散，而换来的只是一场浮名与疲惫。
岁月如流，人生如寄，究竟这一场绚烂的绽放是否要好过平淡的一生。
当年青春年少的张爱玲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学校时，曾在年刊《凤藻》上发表过短篇小说《不幸的她》，叹道：“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
要知道，写出这句话的时候，她还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很难让人相信，大概有些人天生便对命运有着超乎凡人的理解。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然而，如果我们回过头去，把这个旷世奇女的传奇一生仔仔细细地端详个通透彻底的话，其实不难发现，无论是喧嚣时，还是寂寞时，她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这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更与她的人生理解有关，因此，她才会喊出及时行乐的那句口号：“出名要趁早呀，迟了就来不及了。”
可是，如果少年便知道暮年的落寞，人是否愿意以绚烂一时的绽放来换取后半生平淡的落差。
当年与胡兰成的爱情轰轰烈烈，可是无奈痴情才女遇上多情儿郎，那脆弱的爱情虽然精致华美，可终究不堪一击。他们在生命中曾经互相走近，互许终身，互相背道而驰。对于胡兰成来说，张爱玲也成为他生命里很特别的女人，无论是她的才华、脾性，还是能被用来炫耀的家世背景，都让胡兰成难以割弃。
然而，爱情毕竟不仅仅是这些。时间将一切淘洗，渐渐露出的是最真实的感情，也是最残酷的现实。所以后来才会有她给他写信的故事，她说：“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
远走他乡，她以为随着时光的流逝、空间的转换，生活将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现实并不如想象般那样容易操纵。即便对于自己和他人寄予再大的憧憬与希望，当生活的波涛稍一涌动，发现自己原来还是慌张得站立不住。
当年，在时代的汹涌波涛中，她只身一人别故国，别故土，别故人，从此家国两不全。到一个万家灯火闪烁的异乡，举目四望，却无一处是家。此情此景，外面愈是热闹的繁华灯火，内心愈是酸楚得难言凄凉。
在这里，举目无故人，没有谁认识自己，没有谁理解自己，没有谁对一个陌生人会如何关心，她透过香港的万家灯火，眺望大洋彼岸，自叹在这茫茫的世界里，除了远在天边的赖雅，自己完全是孤独的。
当年，在那喧嚣的都市洛杉矶，同样的繁盛比过上海，却不是她那熟悉的家园，更遑论精神的故土。她红极文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样溜走的，还有年少轻狂。
回想当年，这样一个举目无靠的女子，在异乡，遇到了大她近三十岁的赖雅，那个最后与她相伴的男人。1956年的2月13日，那也是张爱玲生命中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也就是在这一天，张爱玲申请到了去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写作，在这里，与赖雅相遇，相知，相伴余年——赖雅的余年。
据说当年在文艺营里，每天上午各式各样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共进早餐，之后便各自回到工作室专心创作。为了不影响创作的连续性，艺术家们的午餐是从放在工作室门口的篮子里自由提取的。过了下午四点，是文艺营自由活动的时间，然后共进晚餐。
正是在集体活动的时间里，张爱玲认识了那个叫赖雅的老头。这时赖雅六十五岁，张爱玲三十六岁。
他们的情感进程是如此的迅速：
3月初，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他们坐在一起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
3月底，两个人互访对方工作室。
4月1日，两个人共享复活节正餐。
5月初，张爱玲与赖雅觉得彼此兴趣颇为相投。
5月14日，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还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并向他倾吐了自己的感情。
6月30日，张爱玲申请的期限满，搬进了纽约一位营友家。
7月5日，赖雅收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赖雅回信向爱玲求婚。
8月14日，张爱玲和赖雅举行了婚礼，开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感情生活。
如果说在最好的年华里遇到最好的人是幸福的，那么，在平淡的岁月里遇到一个可以相濡以沫的伴侣，亦不可不说也是一种慰藉。
这一次的爱情与当年的“倾城之恋”相比，显得过于单调而平静，仿佛一顿平常的粗茶淡饭，了无激动可言，全然没有第一次婚姻那样的浪漫和激情。
她和赖雅的爱不同于她和胡兰成的风花雪月、轰轰烈烈，他们之间，是实实在在的爱，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你耕田来我织布一样的平民化，更是对彼此需要的一种肯定，是凄凉世界里的一点安定喜乐。如果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像一部浪漫而凄美的小说，那么她与赖雅的爱情则更接近平淡舒缓的散文。
如果说与前半生的胡兰成从此相忘于江湖，那么从遇见赖雅的那一刻起，张爱玲与之开始了相濡以沫的生活。
有许多人曾经发问，为何张爱玲与赖雅的爱情来得如此迅速而突然，几乎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奇。
对于赖雅，张爱玲曾经如此评价：“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已经觉得多余。”相顾无言，却可以从这沉默中走进对方的内心，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爱，不需千言万语，只是一个眼神、一声呼吸，所传递的感情便了然于对方的心中。所以古人说“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不错的。
当年，就是张爱玲在洛杉矶最无助孤独的日子，得以遇见这样欣赏她的一个男人，愿意肯定她，欣赏她，对于张爱玲来说不能不算是一场“美丽的意外”。还有什么可要求的呢，这一切便足够使她爱上赖雅。
爱情是如此的微妙，仿佛像一个在车牌前苦苦等待公交车的乘客，先等来的，未必是自己想坐的，而长期地等待几近绝望后，那一辆车却忽而驶到了眼前。爱情是缘分，亦是时间。张爱玲曾说：“我有时候觉得，我是一座岛。”“一座岛”是怎样的孤独呢？没有人知道。对孤独又骄傲的张爱玲来说，是一种欣赏和肯定，是男人情话中最动听的一句。于是她选择与赖雅结婚，是多么地理所当然。
也曾经有人将赖雅与张爱玲的种种方面进行对照，将他们差异巨大的年龄、种族、个性、价值观、出身背景和政治观点进行了罗列比较与总结：一个三十六岁，一个六十五岁。
一个中国女人，一个美国男人。
一个孤寂封闭，一个交友甚广。
一个用钱精明，一个出手大方。
一个喜欢大都市的繁闹，一个喜欢小乡镇的恬静。
一个出身于破落的名门大户，一个出身于德国中产移民。
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
再拿文学风格来说，张爱玲的作品以一种她独具的犀利眼界，又以她特有的空灵剔透的语句，把人性的最深处细细地翻出来描写，即便血色浓浓，也显出某种淡淡的凄美。读她的东西，不像读别人的一些作品，只从眼睛穿过，而是从灵魂穿过。而赖雅的作品则洋溢着为大众而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色彩。于是，好事的人们便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功利主义者”认为，她把赖雅误认作一个能帮助她打入主流英语文学世界的导师，而并不了解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不高，而且自身的发展都很有限，甚至在走下坡路，不断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很难在事业上有什么实质的提携。
“心理主义者”认为，她幼年过早丧父，从心灵深处渴望一种父亲般的亲情之爱，这也是当年嫁给大她十多岁的胡兰成的原因之一，而她似乎从来没有对与她年龄相配的男人或年轻男人发生过兴趣，但她没有想到赖雅伤残中风，情况恶化，以后反而需要她的关怀和爱护。
“文化主义者”认为，她从发生在故土上的那场婚姻中受到伤害，对造成这种伤害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性关系、性观念产生了叛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她由不忠的丈夫，对中国男人已失望，唯有洋人才能从另一个层面满足她的精神需要，而她没有想到这种异族通婚是会有代价的。
“经济主义者”认为，她孤身一人漂泊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寂寞苦闷，自然需要男人的依靠，而赖雅则是第一个从精神等各方面关怀她的男性，理所当然就成了她首先择偶的对象。当时，她在文艺营，虽有免费食宿，却无点滴薪水，况且只能停留三个月，今后的去向一片茫然，而她却没有清醒地想到，赖雅的经济十分窘困，有上顿没下顿，反而后来需要她的倒贴。
或许，爱情本就与这些人生的附加物无关，只要遇对了那一个人，什么年龄、种族、个性、价值观、出身背景和政治观点，或是所谓的主义，统统会在那脉脉双目中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