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善治是“善意治理”。这是就治理目的而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治理？从公民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之所以需要治理，绝非广大公民祈求一个威权统治者，而恰恰是渴求一个公共服务者。治理的本意是服务，没有服务的治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谓“善意”，就是希望公众利益最大化的政府本愿。从根本上讲，政府治理的出发点，是让社会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享有更高满足度的公共管理。对其他治理主体也是如此，即使一些私人部门不排除营利的动机，但前提还是提供公益服务。
再次，善治是“善于治理”。这是就治理方式而言。“善”的另一个含义是“擅长”。善治不是政府统包统揽的治理，亟须政府放权于社会、放权于市场。善治形态下的治理不是权力压制，不是单向施恩，而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合作。就全社会而言，善治离不开政府；但就某个小范围的社群，可以没有政府管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因此，政府要适应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治理的过程，就是多中心良性互动的过程，是政府不断回应公众需求的过程，最终结果是实现共赢。当其他治理主体各司其职之时，政府适当的“无为而治”也是善治的体现。
最后，善治是“善态治理”。这是就治理结果而言。善治是一种境界，是在政府与市场、社会融洽合作的一种状态。在公民广泛参与的前提下，全社会形成了对公共事务的多主体、多层次、多方法的治理格局。在这一紧密协作的管理网络中，沟通、协商、契约、互助等是通常的联系机制。其中体现的参与和合作，不是一般民主机制中包含的以政府为主导、对社会多样性成分的吸纳，而是平行的、各以主体身份存在的磋商与对话模式。
虽然矛盾与冲突仍会频繁出现，却能最大限度地被社会所包容、被制度所接收、被机制所化解。
总之，“善”是善治的精髓所在。从西方学界来看，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是对如何实现善治的两种视角。多元主义强调竞争，主张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对权力进行多元配置；社团主义强调合作，主张国家和利益团体互动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结合中国实际，需要践行“竞争—合作主义”，即探索多元治理、和谐治理的新格局。所谓多元治理，即引入竞争，促使政府改变自己对于公共权力资源的垄断性角色，让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间公益组织等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企业等，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所谓和谐治理，即崇尚合作，毕竟多元治理绝非“无政府治理”，不是互不买账、相互掣肘、分崩离析的各行其是，而应当是在政府的主持之下，实现分工合作、良性互动、运行协调的共治。在很大程度上，善治可以作为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工具。善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当我们真正将多元治理、和谐治理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国的发展自然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我们也必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善治社会。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善治之路
当代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最大的国情。现阶段鲜明的时代背景，莫过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相互激荡的社会转型。在这样的国情和背景之下，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善治必须始终坚持因地制宜。
需要指出，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系，也是了解中国地方政府实际运行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也上升为执政党。毫无疑问，对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在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现代化，需要有强大的政治权威，而强大的政治权威只能根植于强大的执政党。在华夏大地，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其他任何政党、任何力量都无法扮演这样的中坚角色。
善治是民主化进程的必然后果。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新兴民主化国家在转型后的发展和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全然不同的情况：有少数国家成功转型；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民主转型则引发了种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尤其对于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完成民主化转型之后，这些国家并没有享受到自由民主理论所预言的那种美好的果实；相反，它们大多陷入了社会动荡、政局反复的境地，贪污、腐败、黑社会等丑恶社会现象大量滋生。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东欧。为何有的国家转型成功，而很多国家的政治转型却没有给人民带来预期的积极成果呢？答案在于，“发展民主政治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建立一套能和当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历史文化传统配合，并有效运转，从而提高治理绩效，改善人民生活的民主制度。”换句话说，发展民主并不是只有一个唯一、固定的模式，实现善治也如此，必须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政治结构、民族大众意愿出发。邓小平早已强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无论是发展民主政治，还是建设善治社会，在中国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再被历史所证明而且必将被未来的实践所证明的真理。那么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的善治进程呢？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但和西方政党执政机制和执政方式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和管理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包括地方政府的领导来实现的。党对政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政治领导就是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贯彻到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去；思想领导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确定为指导思想，引领政府运行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组织领导就是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规定，通过推荐重要干部等途径，确保政府高效、协调地履行职能。总之，政府是政党贯彻主张和意志的主渠道。在我国，政府治理的核心就是共产党的治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善治之路，必然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善治之路。
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善治是民心所向，同时也对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新课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调整，实质是政党职能的转变。从发展方向来看，中国公共治理需要“两个职能转变”——政党职能转变和政府职能转变。前者重点在于理顺党政、党群、党社关系，后者重点在于理顺政社、政事、政企关系。要通过改革，进一步优化各治理主体的关系，形成政党领导机制、政府调控机制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社会自治功能和市场自发功能互补的公共治理新格局。唯有如此，我们的善治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必定越走越宽广。
●善治理论与我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在天人之学、民本精神和治国之策等不少方面是相融的，即使这种相融需要潜心体会，但在精神深处都并不牵强。从某种意义来看，地方政府对善治的追求，同样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合理价值的继承与发扬。
●将治理和善治理论运用于本国实践，必须寻求与国情契合的文化因子。依据中国人的语言背景和逻辑脉络，可以对善治概念进一步作本土化的阐发：就治理主体而言，善治是“善者治理”；就治理目的而言，善治是“善意治理”；就治理方式而言，善治是“善于治理”；就治理结果而言，善治是“善态治理”。
●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是西方学界对如何实现善治的理论描述。结合中国实际，需要践行“竞争—合作主义”，即探索多元治理、和谐治理的新格局。多元治理即引入竞争，促使政府改变自己对于公共权力资源的垄断性角色；和谐治理即崇尚合作，实现分工合作、良性互动、运行协调的共治。
●在很大程度上，善治可以作为科学发展观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工具。善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当我们真正将多元治理、和谐治理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国的发展自然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我们也必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善治社会。
●在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现代化，需要有强大的政治权威，而强大的政治权威只能根植于强大的执政党。在华夏大地，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其他任何政党、任何力量都无法扮演这样的中坚角色。无论是发展政治民主，还是构建善治社会，在中国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但和西方政党执行机制和执政方式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和管理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政党贯彻主张和意志的主渠道。在我国，政府治理的核心就是共产党的治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善治之路，必然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善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