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自纯粹的科学：理、化、地质、生物等等以外，实业的发达，社会的组织，无一不以科学为基本，均得以广义的科学包括他们。自狭义的美术：建筑、雕刻、绘画等等以外，如音乐、文学及一切精制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术包括他们。而近代的科学、美术，实皆植基于复兴时代，例如文西、米开兰基罗与拉飞尔三人，固为复兴时代最大美术家，而文西同时为科学家及工程师，又如路加培根提倡观察与实验法，哥白尼与加立里的天文学，均为开先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与美术家，何以不说为创造而说是复兴？这因为学术的种子，早已在希腊、罗马分布了。
例如希腊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种柱廊，罗马的穹门，斐谛亚、司科派、柏拉克希脱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画与花瓶，荷马的史诗，爱司凯拉、索福克、幼利披留与亚利司多芬的戏剧，固已极美术、文学的能事，就是赛勒司、亚利司太克的天文，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的数学，依洛陶德的地理，亚奇米得的物理，亚里斯多得的生物学，黑朴格拉底的医学，亦都已确立近代科学的基础。
罗马末年，因日耳曼人的移植，而旧文化几乎消灭。这时候，保存文化的全恃两种宗教：一是基督教，一是回教。回教的势力，局于一隅；而基督教的势力，则几乎弥漫全欧。基督教受了罗马政治的影响，组织教会，设各地方主教，而且以罗马为中心，驻以教皇。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文化，一切教会化，例如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得，自生物学而外，对于伦理学、美学及其他科学，均有所建树，而教会即利用亚氏的学说为工具，曲解旁推，务合于教义的标准。有不合教义的，就指为邪教徒，用火刑惩罚他们。一切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都被剥夺，观中古时代大学的课程，除圣经及亚里斯多德着作外，有一点名学、科学及罗马法律，没有历史与文学，他的固陋可以想见了。那时候崇闳的建筑就是教堂，都是峨特式，有一参天高塔，表示升入天堂的愿望，正与希腊人均衡和谐的建筑，代表现世安和的命运相对待。附属于建筑的图画与雕刻，都以圣经中故事为题材；音乐、诗歌亦以应用于教会的为时宜。
及十三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始以意大利语发表他最着名的长诗《神曲》，其内容虽尚袭天堂地狱的老套，而其所描写的人物，都能显出个性，不拘于教会的典型；文词的优美，又深受希腊文学的影响而可以与他们匹敌，这是欧洲复兴时期的开山。嗣后由文学而艺术，由文艺而及于科学，以至政治上、宗教上，都有一种革新的运动。
我国古代文化，以周代为最可征信。周公的制礼作乐，不让希腊的梭伦；东周季世，孔子的知行并重，循循善诱，正如苏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陈王道，正如柏拉图；荀子传群经，持礼法，为稷下祭酒，正如亚里斯多德；老子的神秘，正如毕达哥拉斯；阴阳家以五行说明万物，正如恩派多克利以地水火风为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亚派；庄子的乐观，正如伊璧鸠鲁派；名家的诡辩，正如哲人；纵横家言，正如雄辩术。此外如《周髀》的数学，《素问》、《灵枢》的医学，《考工记》的工学，墨子的物理学，《尔雅》的生物学，亦已树立科学的基础。
在文学方面，《周易》的洁静，《礼经》的谨严，老子的名贵，墨子的质素，孟子的条达，庄子的俶诡，邹衍的闳大，荀卿与韩非的刻核，《左氏春秋》的和雅，《战国策》的博丽，可以见散文的盛况。风、雅、颂的诗，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辞赋，可以见韵文的盛况。
在艺术方面，《乐记》说音乐，理论甚精，但乐谱不传。《诗·小雅》斯干篇称“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可以见现今宫殿式之榱桷，已于当时开始。当代建筑，如周之明堂、七庙、三朝、九寝，楚之章华台，燕之黄金台，秦之阿房宫等，虽名制屡见记载，但取材土木，不及希腊、罗马的石材，故遗迹多被湮没。玉器、铜器的形式，变化甚多，但所见图案，以云雷文及兽头为多，植物已极希有，很少见有雕刻人物如希腊花瓶的。韩非子说画犬马难，画鬼魅易，近乎写实派。庄子说宋元君有解衣盘礴的画史，近乎写意派，但我们尚没见到周代的壁画。所以我们敢断言的是，周代的哲学与文学，确可与希腊、罗马比拟。
秦始皇帝任李斯，专用法家言，焚书坑儒。汉初矫秦弊，又专尚黄老。文帝时儒家与道家争，以“家人言”与“司空城旦书”互相诋。武帝时始用董仲舒对策（《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奏罢。”诏“可”。武帝乃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利禄之途”既开，优秀分子，竞出一途，为博士官置弟子，由五十人，而百人，而千人，成帝时至三千人；后汉时大学至二万余生，都抱着通经致用的目的，如“禹贡治河”、“三百篇讽谏”、“春秋断狱”等等，这时候虽然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谶纬学的符命，然终以经术为中心。魏晋以后，虽然有佛教输入，引起老庄的玄学，与处士的清谈；有神仙家的道教，引起金丹的化炼，符箓的迷信；但是经学的领域还是很坚固，例如义疏之学，南方有崔灵恩、沈文阿、皇侃、戚衮、张讥、顾越、王元规等，北方有刘献之、徐遵明、李铉、沈重、熊安生等（褚季野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安国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又说：“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迄于唐代，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经学的势力，随“利禄之途”而发展，真可以压倒一切了。
汉代承荀卿、屈原的余绪，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枚乘等竞为辞赋，句多骈丽，后来又渐多用于记事的文，如蔡邕所作的碑铭，就是这一类。魏晋以后，一切文辞均用此体；后世称为骈文，或称四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