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和节俭是获得财富和美德的手段，穷困潦倒的人很难成为正人君子。
——本杰明·富兰克林
2.1 期望
创业家之于企业的意义毋庸赘述，是灵魂、是舵手、是发动机等等，诸如此类的表述显示出社会对创业家在企业发展中地位的充分肯定。
创业家在这个社会中意义应该不止于此，创业家、企业、财富、民主、法制化建设等词汇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因为思维的跳跃建立起来的，而是明显的体现在人类历史的画卷中。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有着名创业家活跃的时期往往都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年代，虽然有的身处乱世，但改革之风强劲鼓舞，去弊之势摧枯拉朽。
所反映的逻辑关系尚需要科学求证，但众多的历史事件的确表明能够包容创业家的时代是繁荣的，而衰落的时期对应的社会环境对创业行为是极端排斥的。“旧的法律是在人出生时就不可改变地确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现代法律则允许他用协议的方法来为其自己创设社会地位。”创业家的影响力早已经超出了企业的界限，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需要适合自己存在与发展的环境，当这个群体获得一定共同发展的形式与登上更高社会阶层的通道时，其社会意义将更加显着。市场化及由此而产生的新契约文化为可能发生的情况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2.1.1 民族复兴的希望
创业家的天职是追求利润，但创业家的天性并不是根植于利润。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逐渐是要移向企业与企业家的，很难想象，如果创业家们没有怀国忧民的心胸，国家何以富强，人民何以安康，企业又怎能持续发展。虽然许多有作为的创业家都有强烈的民族情结，但是否其中存在必然的联系，特别是对于众多中小型企业的创业者们。但作为一个群体，民族意识应该是必备的。正如有文章称：“的确，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民族主义是和现代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至于它是不是经济增长的最本质动因或许还值得讨论，但全然忽视、在理论上不去处理则起码是智力上的懒惰。”
纺织工业家穆藕初在上个世纪初写到：其更显着的而且没有一分钟停止的，则是国家间的经济斗争，亦即所谓商战。各国为了从事于这种经济战争，便不得不积极整顿和巩固它国内的经济阵线或经济堡垒，尽量发展工厂工业，以期本国出品品质的提高，数量的增多和取价的低廉，这样它们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倾销，抵制其他国家对于同一市场的输入，一国如此，他国亦然，就形成了近代工业国家间国与国的激烈竞争。韦伯也写下了类似的宣言：“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情况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讲的：这个世界变平了。但我们距离理想的情况还相去深远，留意每天发生的新闻与那些活跃在舞台上的政要，又有谁会相信这个世界真的变平了。各种各项的条约、联盟与论坛在实现沟通的同时却又构筑了更高的屏障。
经济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以理性计算和经济冲动为导向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把商场视为战场，把个人和国家的经济荣誉看作事关国家和民族荣辱的大事。中国近代的“商战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就有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分。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罗斯托非常强调民族主义对于工业起飞的重要作用，他说：反应性民族主义……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是至关重要和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利润动机。美国女教授格林菲尔德甚至认为即使在原发的现代化国家中，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精神”也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为武士道做出庄严辩护的新渡户稻造先生，在引用了汤森关于日本变革的动力观点以后，说了下面这番话：“如果先生更进而深入观察日本人的心理的话，那末先生敏锐的观察力必然会很容易地确认这个源泉正是武士道，不能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这种名誉感——这就是最强大的动机。”
现代社会可以投入到生产中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发展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资源一般被划分为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五个大类。这五类资源中只有人力资源具有主动性或能动性，其他四种资源都是被动性资源，依靠人来认识、开发和利用，因此，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活动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资源，企业家资源属于人力资源金字塔构成的塔尖部分，是经济发展诸要素的“资源中的资源”。而创业精神则是企业家存在的根本依据，没有创业精神的企业经营者甚至比不上物质资源的价值。
“今日之中华民族，担当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职责光荣而任务繁重，道路广阔而风险犹在，前景壮丽而充满艰辛。不仅需要洞察时势、把握未来的战略智慧，更需要伟大事业与伟大精神的风雷激荡。”这段话来自2006年《人民日报》纪念长征的一篇文章。其实现在我们同样在长征途中，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长征，长征精神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创业精神。
创业家凭借其特有的资源禀赋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创造税收、提供就业机会、技术创新是其意义的基本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对文化、道德与政治方面的重要影响也是令人关注的。以下是“南方网”对北京居民平均工作日时间分配的抽样调查结果。
（1）工作日居民工作时间为9小时50分钟，其中，上下班路途时间1小时5分钟，实际工作时间为7小时52分钟，加班时间为53分钟。
（2）生理需要时间为9小时9分钟，其中睡眠时间为7小时19分钟，一日三餐时间为1小时14分钟，个人卫生时间为36分钟。
（3）家务劳动时间为1小时55分钟。
（4）休闲时间为4小时35分钟。
企业是由各种各样的规则与流程构成的，各类企业构成了一个具有深邃力量的网络，这个网络既是过滤器，又是发动机，深刻地影响着将每天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的人们，影响着每天要用大部分时间同企业打交道的人们。可想而知，如果创业家们没有民族复兴的紧迫感与使命感，整个社会又如何能汇聚成开拓进取的力量。
这里并不是要强调创业家应该坚持经济民族主义，而是提示创业家对于民族发展的意义，提示站在舞台上的表演者应该留意观众的偏好。新闻或许能够反映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尝试以“企业”为关键词在百度中搜索相关的新闻标题，可以发现250万条的标题，抽取了一段是2008年12月15日9：34—当日13：26的共计100条。从这些新闻条目中筛选公众的关注点，如果用关键词进行概括，“增长”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或许与当前经济形势有关系，其他的关注点还有“环保”、“劳资关系”、“信用”、“质量”、“法律”、“文化”、“技术创新”等。
日本有家报纸曾经刊发题为“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的文章，其核心观点如下。
日本《选择》月刊1月号刊登的该文认为，中国的企业之所以没有开发出创新性的技术和产品，是由中国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的经济环境造成的。激烈的竞争使中国企业利润微薄，没有多余的资金进行研发。虽然中国企业有联想购买了IBM的电脑部门、TCL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及汤姆森公司的电视机部门、南京汽车公司收购了英国的罗弗公司，但这些公司或部门无法为它们的新主人提供发展的动力，因为它们都是不赢利才被出售的。
技术和品牌只有自己一点点积累起来，才能够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至少在家电领域，中国企业会因为不掌握核心的技术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而中国政府的市场开放政策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会使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优势进一步加强，中国的经济将被外资所左右。
中国应该效仿日本政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做法，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把保护内资企业放在首位。
文中的观点虽然有些偏颇，但的确切中中国内企业的要害。除了创新方面的问题，在企业行为的诸多方面，实际表现与社会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可以说，时代的发展给予创业家很多机会，伴随的则是更大的期待。关于我国创业家方面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完备的资料，但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所提供的研究数据中能够发现创业家群体的活动轨迹。在“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与发展十五年调查综合报告（上）”中有一段文字很好地反映了民族发展对创业家的期望。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历年调查结果表明：1993年以来，企业家所在企业的总体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比重显着增加，1993年及以后成立的企业比重增长较快，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企业家群体的构成也发生了显着变化，企业经营者的教育程度与专业知识水平显着提高，经济收入和经济地位明显上升，企业家职业身份获取方式的市场化程度明显增加；调查发现，十五年来企业家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同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积极肯定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企业家队伍对促进改革发展与市场化进程的作用，调查同时发现，企业经营者为促进企业发展付出了很大代价。
调查显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市场化的推进，中国企业家队伍在不断成长和进步，同时企业家群体也逐步意识到时代赋予自身的新使命。一方面，企业家需要增强创新动力，带领企业跨入创新的新阶段，通过更高水平的创新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开辟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企业家应该带领企业迈上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台阶，通过全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树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良好社会形象，推动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总体而言，我国企业的创新大都处于初级阶段，部分企业缺乏系统的创新思路和明确的创新方向，在整合创新资源、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方面有待提高。同时，与创新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不健全、创新人才与创新资金的缺乏、创新动力不足等因素成为制约企业创新发展的瓶颈。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对企业家领导企业创新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素质要求：要设计创新的路线图、构建创新的价值链、强化创新的内在动力源，要求企业家应该具备更高的战略决策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
调查表明，大部分企业经营者认同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公益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在不断提高，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在诚信守法和保护环境方面尤其需要改进。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的素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落实企业在诚信经营、保护环境、利益共享和社会公益等方面的责任，同时，对企业家在法治意识和品德修养、环保意识和经营理念、精神境界和团队领导力、社会参与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提出更高期望。
企业家要带领企业跨入创新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新阶段，不仅需要企业家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全面提升素质与能力，同时也需要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企业家们期望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同时，也期望全社会尊重企业家的劳动，承认企业家的价值，有效保护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帮助企业家全面提升素质和能力，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三十年来，中国企业家队伍从无到有，成长环境不断改善，人员构成不断优化，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时代赋予了企业家新的使命，对企业家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望企业家在创造和谐的劳动关系、和谐的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和谐的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
2.1.2 企业成长的脊梁
有领导的组织未必就有脊梁，它也许只是会爬行的毛毛虫，甚至会出现更悲剧性的局面，因为“领导”这个词汇并不代表先进或其他积极的意义。关于领导对于组织的意义有非常成熟的理论概括，大致是围绕决策、资源整合与利用、文化建立、组织执行等方面展开的。实际上那些将组织带入困境的人同样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甚至是更为卓越，但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思想与行为的倾向是违背公众期望的。黑格尔说：“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来展现南北朝时期引领社会的人物，借此可以透视什么我们希望理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