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台湾地区学校德育发展历程
（一）道德教育重整时期（1949年至50年代末）
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后，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结合“文化改造”，在学校和社会大力推行具有政治特色的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并借重于儒家文化来统一、规范台湾民众的社会信仰和道德价值观，以稳定台湾社会，加强在台湾的统治地位。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台湾当局重视道德教育，主要是将儒家学说与当代台湾的教育、文化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恢复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包括德育观的重塑，道德课程的开设等等。此时期的德育，明显的为政治服务，同时台湾又自诩为“文化正统”，政治化的儒家伦理成为价值体系的最高标准。主要体现在为：突出党化教育。早在北伐以前，国民党就推行党化教育、党化政治。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教育方针草案》十四条具体纲领，在教育实施方面提倡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就是要使教育贯彻国民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政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是有进步意义的。至1927年5月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改变了广州国民政府制定的“党化教育”的目的，而要以国民党的纪律约束学生，服从他的指挥。党化教育所指变为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教育。按照1927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韦懿在“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中提出的解释，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1928年5月15～28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在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会议决定废止党化教育名称，改称三民主义教育。
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对军事、政治、教育等作全面改革。在教育方面采取严格的管制政策，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台湾“教育部”据此制定了“民族主义的伦理教育、民权主义的民主教育和民生主义的科学教育”的教育方针。
在具体课程上，1952年，台湾教育当局对与德育有关的课程进行了修订。“国民学校”社会科有关公民教材被归为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世界六个单元，并充实德育内容。1952年，作为台湾教育改革方案之一，台湾当局制定《台湾省各级学校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国民学校以“爱国、守法、信实、礼节、合作、勤俭、整洁”为中心；中等学校以“忠勇、孝顺、仁爱、信义、廉耻、礼节、勤俭、合作”等为训导的准则。实行教训合一，注重对学生生活的指导，团体训练与个别指导结合。为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台湾省教育厅先后规定各级学校师生研读“总统”训词，师范院校学生研读四书，此外如祖籍调查、三民主义测验竞赛等活动经常举办。在台湾教育当局对与德育有关的课程进行的局部修订中也增加了“民族精神”教育内容。
此时期的道德教育，如党化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试图“移孝作忠”，存在在利用儒家传统价值观来解释独裁政治体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对国民党的认同列入基本的道德规范，政治理念划入了“道德”范畴，并以之为评价基准。显现出德育泛政治化特征。另一方面，对台湾社会的稳定，对清除日本殖民教育的影响，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道德教育落实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此时期，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社会经济结构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嬗变。政治体制逐渐变革，西方价值观念大量涌进，整个文化价值体系虽然仍以儒家文化价值观为主，也开始包容西方理念，处于复杂变化时期。与此相适应，教育方面在延长国民教育年限（1968年实施九年国民教育）的同时，道德教育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也相应进行了调整、改革。
第一，加强道德生活教育。1962年6月，台湾当局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生活教育方案》，其中道德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被列为八项“生活教育”之一，规定“各级学校的道德生活教育，要教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使其了解中华文化历史伦理道德，能在新时代的潮流中德业日新”。该案于同年6月通令各级学校遵照实施。为加强生活教育，当时国民义务教育的《公民》一科，“国民”小学改称为《生活与伦理》，“国民”中学改称为《公民与道德》。
第二，改革道德教育课程。台湾教育当局多次修订中小学课程标准及道德教育课程。1961年全面修订国民小学课程标准，重点加强道德教育，增加有关民族精神教育内容。1968年实施九年国民教育以后，强调道德伦理教育，加强中小学公民史地及专科以上学校三民主义之讲授。从小学到大学，形成一套系统实施伦理教育的课程体系。原有国民学校实施道德教育的科目“公民与道德科”，“国小”改称“生活与伦理”，“国中”改为“公民与道德”，另高中设“三民主义”、“公民与道德”，大学必修“国父思想”、“哲学概论”（即“人生哲学”）、“伦理”等。这些科目互相衔接，而“民族固有道德”与“伦理观念”则贯串其中。按照蒋介石的说法，认为这些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首先在教育学生成为人之所以为人，并生活与行动的像一个人，成为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次之，则在教育学生成为一个爱国家、爱同胞、合群服务、负责守纪，且足以表现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前者必须注重生活教育与人格教育，后者则着重民族精神教育与民族道德教育。”
在1968年公布的课程标准基础上，1972年台湾“教育部”重新修订、公布“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其中“公民与道德”科，“以公民道德为经，公民知识为纬”，教学范围包括公民知识、公民道德、公民活动和生活规条，体现出民族精神教育的加强。教材仍按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世界循序编订，以期养成现代健全的公民。6册教材的主题分别是：怎样做一个好少年、怎样做一个好子弟、怎样做一个好学生、怎样做一个好社会分子、怎样做一个好国民、怎样做一个世界好公民。
1978年，公布“国民小学课程标准”。其中“生活与伦理”主要内容为四维八德及新生活运动纲领等。由“四维八德”演绎出18个德目：孝顺、友爱、礼节、勤学、合作、守法、勇敢、公德、爱国、信实、睦邻、节俭、负责、知耻、宽恕、有恒、正义、和平。具体讲述的内容，也多采自儒家标榜的人物、事迹，并侧重于将代表民族精神的伦理道德按日常生活之一般礼节及衣食住行育乐，制订为生活规范。
此时期高中“公民与道德”科教材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以个人与修养为范围，内容侧重在道德学；以社会与伦理为范围，侧重在社会学；以治国与民生为范围，侧重在文化学、法律学、经济学；以济世与文化为范围，侧重在文化学。四册教材中，阐发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专科以上学校也对德育课程进行了改革，大学必修的公共课“国父思想”（原有“三民主义”改为“国父思想”）、“哲学概论（人生哲学）”、“伦理”等，是在中小学的基础上的强化。可以看出，这是对前一时期党化教育的加强。
伦理道德教育也重视在其他科目教学中进行。如20世纪70年代末公布的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中小学语文科教学目标是指导学生“养成伦理观念、民主风度及科学精神，激发爱国思想，并弘扬中华民族文化。”1968年修订中小学课程标准时，教育当局已提出语文教学要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小学开始加授《论语》浅近内容；中学语文内容审美与伦理道德方面占绝大多数，选入了大量传统名家名篇。而高中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主要是将《四书》内容按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德目编排。小学的“社会”，则体现出这种由修己到善群，从个人到社会的价值取向模式。
第三，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民族精神教育。20世纪60年代起，台湾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股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思潮。同时随着岛内经济迅速发展，物欲横流，社会道德水准明显下降。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涌入，“全盘西化”论大行其道，对传统价值观念形成巨大冲击，中西文化冲突日益加剧。
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随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展，1969年，“教育部训育委员会”重新研订《民族精神教育实施方案》，1971年正式公布实施。此后每年都订颁各年度加强“民族精神”教育计划，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80年代。该方案对“民族精神”教育的主要原则作了更全面、具体的规定：（1）复兴中华文化，整理民族遗产，继承光荣历史，以培养庄敬自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2）加强民族意识，融合民族情感，坚定民族意志，以发挥团结一致与坚忍不拔的民族力量。（3）发扬固有道德，使四维八德生活化、行动化、社会化，以巩固民族精神的基础，并培养民主气质，使社会暴戾凶残之恶习消弭于无形。（4）恢复民族固有的智能，以穷理致知、培育研究精神，迎头赶上欧美科学。（5）确立“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养成积极奋发，勇敢牺牲之战斗精神。（6）明耻教学，发愤图强，以光大砥砺雪耻复国的民族气节。
第四，进行教育政治化改革。1970年8月，台北召开“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复国建国教育纲领》作为今后台湾教育工作的基本政策依据，使台湾德育的政治化倾向更为深化。纲领共22条，与道德教育紧密相关的为前五条：（1）当前教育应以伦理、民主、科学为指标，以奠定复国建国坚实之基础。（2）实施民族精神教育，阐扬民族文化、重振固有道德，特别注重本国语文及本国史地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尊心与自信心。（3）加强伦理教育与生活教育，并实施导师责任制度，弘扬尊师重道精神，以养成优良之学风与社会风气。（4）实施文武合一、术德兼修之教育，加强童子军教育及军事训练，以养成学生忠勇爱国之精神。（5）适时修订各级学校课程标准，以适应时代精神与建国需求，并将三民主义思想，融会贯通于各级学校教材及教学活动中。
（三）道德教育转型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开始发生巨变，社会进入转型期。经济上，台湾进入第二轮产业转型升级阶段，由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升级，逐步实现工业化。政治上，与共产主义阵营对抗的意识形态有所缓和，岛内民主意识增强。1987年，当局解除实行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社会迈向民主化与自由化。1988年，蒋经国逝世，政治体制开始从强人政治转向威权制衡。社会文化领域方面，西化思潮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较大冲击，欧美、日本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影响日益加深，一元化价值控制受到严重挑战。同时在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下，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开始冲击“中华意识”。台湾的道德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新特点。
其一，公民教育凸显。中国传统社会中君主至上，人民臣属，“公民”的概念并不清晰。台湾自1987年宣布“解严”后，被誉为“民主时代”的来临。
台湾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要求不断提高，国民党威权统治方式也一再遭到在野势力的批评和抗争。民众已接受社会和政治体制必须实行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公民教育的目标在养成具有民主素养的公民已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