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文学潮流都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积极的意义，但它们发生在商业社会的环境下，不可能完全脱离商业味。商品大潮并非洪水猛兽，因此两次文学潮流在文学史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记恰恰说明了《钟山》将文学与商业联姻的成功做法。虽然功不可没，但编辑们没有被一时的成功冲昏头脑，主编赵本夫说：“‘新写实’、‘新状态’乃至兄弟刊物曾经提倡过的各种‘口号’，在当时的情况下，毕竟只是一种即时性的举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专指性，相应的文学潮流一旦过去，这些‘口号’也就成为历史。”历史过去了，但《钟山》的求索之路并未停止。
第四节坚守与进取之路
世纪之交，文学刊物的前途遭到了严重的考验。许多刊物失去或被迫大大缩减了政府财政的支持，《上海文学》、《江南》、《钟山》亦不能幸免。加之当下文学的边缘化地位，纸质媒体被网络等电子媒体排挤，它们似乎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如何在重重挤压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面对万变的市场，这三家刊物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特色：“不薄名人爱新人”，并依然宣称“将至少五分之二左右的版面留给文学新人，因为文学的活力永远在文学新人身上”，并将第1期的专号奉献给了“新人”。
另一种坚守来自于编辑队伍。刊物的编辑对稿件质量具有显着的影响。对此，吴义勤有着精辟的论述：“编辑的趣味、编辑的修养、编辑的能力才是主导文学走向的真正砝码。编辑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是文字王国里的上帝，只有他才掌握着决定一个‘文本’是活着还是死去的‘生杀大权’。……在我看来，唯一能制约编辑的权力不偏离文学轨道的力量就是编辑自身的文学良知和文学能力。”的确，刊发怎样的作品、组织何种有益于文学发展的活动，都最终取决于刊物编辑的素养。
这三家编辑都有着敬业的优良传统。以《钟山》为例，该刊编辑之一的俞黑子曾写过一篇怀念已故老编辑蒋寿山等人的文章，其中提到蒋老在临终前“从容地交代遗愿。其中的一条是把他编的稿子都发掉。……说：‘业余作者写稿很难……苏雷，黄蓓佳，孙华炳……
一共七篇，一定要帮我发掉……’我从他雾蒙蒙的眼神里看到的竟是一丝恳求”。他说蒋寿山、吴冰、李春光三位故去的编辑“堪称稿痴”，稿件对于他们来说“多多益善，从不嫌费神，终日以稿为伴，终年以稿为侣”。“我曾有幸在编辑楼里住了五六年。许多老编辑家中，一无长物，被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的摇摇晃晃的床，格吱格吱响的桌椅板凳，到处摊得满满的都是来稿和清样。自己珍爱的藏书倒塞在床底下。他们吃的是咸菜稀饭加格子纸，吐出来的却是满足人们精神饥温的奶浆。”老一辈的榜样是感人的，在他们的影响下，《钟山》编辑对待作家与读者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成为传统，也成为佳话。主编赵本夫颇有清名，走马上任后，他“不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小说作品”，也“不过多地过问刊物的日常编辑工作，极力为期刊的健康发展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编辑的敬业精神还体现在他们对于作家的关爱上。尤其对于新作家来说，这种态度无疑带来了巨大的感召力。作家叶弥回忆初出道时所受的扶植：“我的本名叫周洁。……1996年，我的中篇小说《成长如蜕》托《雨花》杂志的姜利敏先生转给《钟山》，贾梦玮看过以后决定发表，但他和徐兆淮先生都建议我用一个笔名，原因也是我的本名太大众化。”身为编辑，建议作家取笔名本不在他们工作的范围之内，但为了更好地推出新人，他们连这样的细节也不放过，这一方面固然体现了编辑们对待作家诚恳负责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市场规律的敏感。如果说对新作家必须进行“包装”的话，似乎有些铜臭味了，但当下的文学期刊生存的环境并不容乐观，它制约着编辑们必然要考虑到市场的运作规律，所以，在一如既往地重视作品质量的前提下，谈“包装”也并不是可耻的事情。更何况，正是在这种积极“入市”的精神指导下，《钟山》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不败的地位。这种既强调文学的人文精神，又不忘迎接商品经济的挑战的务实态度，正是《钟山》的编辑们所特有的开放、包容精神的又一次典型的体现。
坚守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外开拓进取，意味着在坚持自己办刊风格的前提下，加强与其他文学刊物的联合。如《钟山》在1995年3月一直到以后的五年中，曾与《大家》、《作家》、《山花》等四家刊物一起，在同一月推出同一位作家的作品，谓之“联网四重奏”。通过这个活动，“为勃勃生机的黑马开辟广阔的原野，也为那些大器晚成的作家提供机会”。于是，如韩东、朱文等一大批新人再次由这块培养了众多明星作家的沃土走上了文坛。
除了关注作家的培养，他们还不忘发展自己的特色栏目。如《钟山》的“作家论”，90年代初它开始制作“微型作家论”栏目：每期刊登若干篇当代作家的短篇评论。这些作家论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一篇文章仅占据一页的篇幅，而且题目就画龙点睛地显示出作家的个性来。这样，处于现代繁忙生活中的读者得以迅速地了解作家的特点，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握作家的创作动态及其特色。因此对于普及小说阅读来说，这样做是有着积极意义的。90年代后期因为文学思潮的风云变幻，它在一段时间内曾以“思潮反思录”栏目为重头戏，对当代文坛的思潮进行了相当广泛的反思，涉及女权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语境等颇为前沿的话题，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当代学者，如戴锦华、陈晓明、丁帆、王岳川、张清华、张颐武等都在《钟山》上发表过重要的论文。然而，有得也有失，在它强调对当代思潮进行反思的同时，对于作家的关注相对也减少了，当时除了陈思和发表过1996、1997年的小说综述之外，它基本上没有刊发紧贴作家的评论。思潮固然重要，但因为追求这些宏大而深奥的“主义”，却将原本属于自己的特色忽略掉了。问题引起了改革，在进入21世纪后的《钟山》上，我们又发现了它的改变：“主义”少了，对作家的贴身评论又开始频繁地出现：“河汉观星”诞生于2000年第3期，其“编者按”指出：“面对多元化的创作与多元化的批评，不管你愿意与否，每个刊物都得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如果一定要在传媒式、表态式的点评与学理化、科学化和真正带有文学史意味的批评中间做出选择，我们宁愿选择后者。我刊酝酿已久的作家论栏目——‘河汉观星’正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以后各期陆续刊登的作家论衔接了以往的传统：一人一论，紧扣作家当下的创作来谈，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它们不求数量之多，但求做得精致，深入，与当年的“微型作家论”比较，所追求的效果有所不同，但同样十分出彩。
如南帆的《朱苏进论：优美与危险》（2000年第3期）以独到的眼光指出“文学有责任揭示种种震撼人心的境界，让人们领略巅峰的风光。尽管如此，我还想补充的是，文学必须为弱者与庸者保留足够的位置”；汪政、晓华的《论王安忆》（2000年第4期）别出心裁地从王安忆在90年代后期的创作特色切入，指出其“偏爱短篇小说”、“质朴而温婉、平和而深邃的人间情怀”以及笔下独特的乡村系列与城市系列等特征；陈思和则独树一帜地从民间立场的角度来解读莫言近期的小说（2001年第5期）……通过评论家的精评，小说文本得到了深入而新鲜的阐释，“建立起了刊物、编者、作家、读者之间情感和思想交流的桥梁”。
求索之路无法忽略对媒体问题的认识。在当下的网络世界中，这三家刊物也没有对电子媒介的“入侵”进行深恶痛绝的讨伐，而是积极应对这一新的挑战。如《钟山》与新浪网联合举办“《钟山》杂志社优秀中篇小说调查暨有奖阅读活动”（2002-2003年），即在新浪网文化频道上开辟专题，“对刊于《钟山》杂志的中篇小说进行在线调查”，调查结果与刊物本身的书面调查结合，“每期评出一篇优秀中篇小说”。同时，它又及时地制作了自己的网页，推出读书卡，以电子文本的媒介形式向更广泛的读者群推介文学作品。由此可见，它已走出纸质媒介的限制，将触角延及网络世界中，满足了更多读者的多元需要。
对于文学期刊与市场的关系，该刊执行主编贾梦玮先生曾有如此准确的定位：“文学期刊不应以赚钱为目的，但这不等于说文学期刊不重视市场：文学杂志看重市场，但不是被动适应市场，而应该主动寻找精神和心灵的知音，积极引导市场。”从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了文学期刊在市场冲击下探索出的一条道路，虽然前景并不明朗，但这些编辑们上下求索的务实精神却让文学的信徒们看到了一线曙光。它在过去的岁月中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期刊与文学，相互缠绕着走到了今天。那么明天，它又会以怎样的形式介入文学世界中呢？
当代文学的发展，一日千里；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也毫不逊色。
尽管有人指责“批评的缺席”，但在我们眼中，批评却始终在场，始终活跃。只要翻开历史发黄的书页，就可以看到文学理论界那些匆匆忙碌的身影，看到一个个沉思而虔诚的灵魂。正是因为他们前赴后继，奔跑向前，才有了我们今天巨大的精神财富，才有了我们对于当代文学多元而深刻的理解。不必去嘲笑人们在起步时的稚嫩，也不必惊讶于某些时候人们视野中的盲点，原本世上所有的事物，在它们问世的一刻，都显示出可爱的笨拙和粗糙，然后经历风吹雨打，经历岁月的磨砺，才逐渐变得圆润光洁。倘若没有前人的理论探索，我们今天将处于怎样的愚昧懵懂之中呢？
在所有求索者的队伍中独立出江南这一个分支，其意图绝不在于标榜自我、漠视其他，而在于从江南文化的角度来对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进行“细读”。因为人总是一定文化背景中的人，文化中的人文情怀决定了他们的精神取向乃至学术取向。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江南的理论批评成果便不仅仅是某一个个体的思考，而还要加上这一地域“集体无意识”影响的因素了。
江南文化一向给人的印象是“阴柔”的，“重情”的。它是“鱼戏莲叶间”的雅趣，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曲折，是“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忧伤。但实际上，它也有刚性的一面。它有“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秋瑾，还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刚柔相济的江南人文品格被遮蔽为片面的柔情。顺着这样的思维逻辑推下去，江南的学者自然是重感性、形象思维的，他们在理论批评建树上自然不会有太大的建树。然而，事实早已证明这是误解。
通过前文的回顾与剖析，我们触摸到了江南批评的精神气质。
在这种开放包容、勇于进取、坚守信念、理性与感性相结合而又刚柔并济的学术性格中，他们表现出极为积极、严谨的批评态度。他们不仅对理论前沿问题（如文学与商品化、文学与人文精神等）相当敏感，而且在论证中既注重具体文本的分析，又不忘对批评进行深入的挖掘。他们勇于提出新观念（如“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等），并且乐于在与其他批评群体的对话或理论观点的碰撞中获得真知灼见。他们继承了先辈的传统，看重印象、直觉的作用，紧贴文学现实，使深奥的理论显出亲切可感的面目来。他们还信守着自己的理想，在重重困难和危机面前不轻言败，总要努力抗争一番（如对文学期刊办刊宗旨长久以来的一贯坚持）。他们是寂寞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与“畅销”无缘，他们辛勤的耕作未必能换来“回声”；但同时他们也是充实的，因为当代文学领域的丰富资源不时能令他们有新鲜的发现，有收获的喜悦。他们就在这样的道路上不断鞭策着自己：探寻-前行-再探寻。
在对江南文学批评的解读中，我们看到了地域对批评家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对江南批评精神的理解中，我们不由地又产生了对他们以至所有批评家的人格的敬意。
（黄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