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文化批判与商业炒作的不同评价
本章所说与上面有所不同，它不仅不那么集中，而且主旨也显得有些含糊，但它的确曾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论争，并且至今延绵不息。
论争的焦点人物余秋雨，他于1946年生于浙江余姚，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着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曾被评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和“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还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等职。作为一场论争或一起准文化事件，它是由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引起的。
1988年，《收获》杂志以专栏的形式刊载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散文；1992年，《文化苦旅》由知识出版社（现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结集出版；1993年，《收获》又连载余秋雨以“山居笔记”为标题的系列散文，1994年《山居笔记》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选编出版了《文明的碎片》。这几部散文集在台湾和大陆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文化苦旅》曾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情况下，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无疑是当时疲软文化市场的一个亮点。
余秋雨文化散文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推崇，誉美之词不绝于耳。在海外，诗人余光中和作家白先勇都对其文化散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白先勇在给余秋雨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一直觉得，也一直希望，下一个世纪，2019年以前，中国会有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这个运动如果成功，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现代文化衔接、通电后，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之诞生。您的书风行华人世界，不是偶然，我猜想许多中国人也在思索我们的文化问题，您的书能够引起这么多人的强烈共鸣，如暮鼓晨钟，敲醒了大家半休眠状态的文化意识。”
内地给余秋雨文化散文最高定位的是楼肇明，作为散文作家和理论家，他评价余秋雨“思维方式已突破包括‘五四’现代散文奠基者在内的‘直感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局限，他以20世纪人文科学和艺术哲学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观察工具，从而避免先贤们的偏颇，这个思维的立足点使他的文化批判鞭辟入里，攀登上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发人深省。其次，在对民族文化性格的分析、批判，在比较文化学的探索研究中重铸作家的自我人格。……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
但好景不长，批评的声音开始涌现，并且不断升级，如感伤甚至煽情、媚俗的书写姿态，知识、学养匮乏下的“硬伤”，过于功利的商业运作，人格的不健全等等。一时间，余秋雨和他的文化散文似乎成了“众矢之的”。
围绕着对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捧”和“骂”的文章来看，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的一条是如何看待文化审思与商业炒作的关系。而这，又与江南文化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众所周知，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江南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尚勇斗狠走向文化自觉，从外在物质追求走向内在精神独立，由外在的政治交易走向心灵的自我定位。这种淡化政治，强化人性、人生，强调外在的减法、内在的加法的态度，不仅成了“江南文人生存选择的基本立场，而且也是江南文人文学创作的艺术风度”。
这种状况导致了江南文人文化精神的残缺，在政治生活和心灵世界、仕与士、官吏和文人之间角色转换的被动、无奈和尴尬。而到了余秋雨这里，江南文化既承传接受了性灵文学命脉，在人性和人生深度把握上的机敏和细腻，同时又拓展了与外在现实世界融合和适应的能力。作为集院长、教授、商人于一身，融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一位当代着名的文化名人，余秋雨在三种角色之间游刃有余，相得益彰。他既在戏剧理论方面取得成绩，又在散文的出版发行当中获益匪浅；他既看到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文人地位的失落，同时又及时、审时度势地把握市场化带来的文学走向大众的契机。余秋雨以江南文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看到了人文关怀的失落，“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能再出几个像徐渭这样的画家，他们或悲或喜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天域，哪怕再不懂艺术的老百姓也由衷地热爱他们，编出故事来代代相传”（《青云谱随想》），从而道出了时代转型下文人尴尬失落、不满的心境，反讽、荒诞的处境。知识分子曾经引以为荣的、寄托自己理想的东西不得不舍弃、搁置；而在抛弃的同时，他们却依旧依恋那曾经为之付出的热情和青春激情，他们身在现在，却心牵历史。
他也看到了现代商业宣传技巧给文学带来的影响力，并成功地利用了这种工具。出版社纷至沓来，接踵而至，门庭若市。
在大众消费文化的今天，如何在通俗与高雅、思想与布道、商业与艺术、大众化与化大众这些张力语境中优雅行走，余秋雨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当然这种尝试带来的是毁誉参半的不同评价。
不少论者对余秋雨带有浓重商业色彩的炒作并不认同，甚至极为不满，认为商业性包装是文化散文衰败的表现；批评这种炒作无疑是“文学革命”的暴动，大搞文化霸权；斥责这种商业化的功利性写作姿态会丧失严肃和真实，导致作家真情实感的匮乏，文化苦旅变成了文化甜旅。
也有论者持反对意见，认为“他以学者的身份获得了一般只有明星才可能拥有的媒体地位，因此他的贡献不仅超越了纯粹的书斋学者和学院教授，而且更使其他文化明星望尘莫及”。同时，该文作者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是社会转型知识分子精英地位丧失后，知识分子在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走向民间所作出的新的探索。这种现象“代表了知识分子通过文学的途径重新寻求自身的文化定位和社会定位的努力，体现了知识分子积极融入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自觉意识”。
如何在把握商机同时又保持相对独立性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刘震云涉足电影和易中天、于丹登上百家讲坛都引起争论。刘震云与批评他作秀的人针锋相对，“他们不作秀吗？他们批判很虚伪的，我觉得像我这样通过商业，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特别光彩，通过自己的努力，自食其力，这是本质的区别。生活和时代变了，商业是个好东西，让你不依附任何东西”。当下的于丹、易中天现象，同样存在思想者和布道者的论争，有人坚守精英的立场，批评《百家讲坛》培育的是学者型明星，不是学者；提供的是娱乐，不是思想和文化。也有人支持精英走出书斋，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需要走向读者并打开市场；但另一方面，文学又是一种精神产品，它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如何通俗而又不媚俗，这是文学在当下的大众消费社会语境中所面临的新现象与新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大众消费社会，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个性化的特点”。“消费”和“娱乐”是它的两个关键词，一切都在消费的快感之中，人们处在物的包围之中，不断追求新的欲望，消费这个能指溢出了它原来的所指，成为奢侈浪费的象征。这种外在的文化环境对文学影响深远，在文学界，高雅文学的阵地在一步步被通俗文学所蚕食，经济学上的格雷欣法则同样适用于文学界（格雷欣法则指货币流通领域中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币值相同但金属价值不同的两种货币同时进入流通流域，金属价值高的会被挤出。
在文学领域表现为低劣的作品驱逐优秀的，因为前者更容易被理解和令人愉悦）。文学要想求得轰动效应，就要很好地协调与大众之间的关系，而不能置他们的阅读和欣赏于不顾。文学不断追求类型化、时尚化和符号化，就潜存着某种媚俗的可能。这种媚俗使精神不可避免地走向颓废和空洞：“在群众秩序的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教化倾向于迎合普通人的需要。精神因其散漫于群众之中而衰亡，知识则由于被合理化地处理到让一切浅薄的理解力均能接受的程度而贫困化了。”通俗文化有迎合大众的明显弊端，但它同时也可为文坛提供为精英文学所遮蔽了的另一个自由和表达的空间，从而使文学为更多的人所接受。高雅的东西借助于通俗的力量而流行，后者则从中获取商业利益，双方形成一种富有意味的结构，在美轮美奂的商业技巧和超越升华的艺术价值之间颉颃而行。
余秋雨敏锐地把握住了市场化带来的走向大众化的契机，只不过他的尝试有些失态。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种尝试本身依然值得重视。当然它暴露的问题也很值得我们反思。在当下大众消费社会中，如何理性认识大众文化，沟通世俗，同时又要保持文学应有的创作态度。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关键在于主体有无激发一种发自内心的创作欲求：“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
第二节狂放姿态与个体人格的矛盾
自古中国文人有狂放心态，如孔子对狂狷的欣赏，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魏晋名士的狂放之风。这种狂放之风传入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因素。这时候的狂放是一种雅士之风，文化上质疑正统，寻求异端，生活中天马行空，超凡脱俗。到了南宋时期，从汴州到杭州，北方文化移植到南方自古繁华的钱塘，这种狂放多了一份世俗的成分，超越流俗而又不避流俗，亦狂亦逸，亦雅亦俗。而这种俗的融入在当下海派文学影响下更加明显，毗邻中国最具城市色彩的现代都市上海，江南文化在熏陶和浸染中出现了务实、功利、世俗的元素。
面对文化的失落，余秋雨表现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放姿态，“把栏杆拍遍，吴钩看了，无人会登临意”。在山水的游览中，余秋雨不断抒发内心对文化现状的看法。在三峡的旅途中，“我”和诗人一样看到了神女峰神话背后的生命的苦难，而芸芸众生却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船在安安稳稳地行驶，客舱内谈笑从容，烟雾缭绕”，“你们终究不会真正了解三峡”。但余秋雨表现得过于悲壮，“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再也找不到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西湖梦》）。这种悲壮的背后隐含的是作者精英立场的自重，清醒者的自居和自傲。
面对物化时代文化的边缘处境，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紧张，作者不惜采用失态的方式去烘托文化的神圣和庄严。这种姿态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漫游西湖、凭吊古迹本来可以自在从容，但余秋雨却使这种漫游和凭吊颇带上了几分文化示威的意味”，“‘示威式的漫游’和‘饱含激情的把玩’成了我对余式文章挥之不去的阅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