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宣传讲合目的性，新闻讲受欢迎度，思想教育讲合价值性
三者具有不同的价值构成。宣传所追求的是合目的性，目的就是一切，而且具有目标的衡定性。宣传的价值不需要其他尺度来衡量，只需要宣传者自己主观所预定的尺度，符合宣传者的目的就是有价值的。新闻则不同，它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意愿而不考虑受众的态度，新闻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向公众所提供的信息受到公众的欢迎，因此总是以合受众的欢迎度为自身价值的衡量标准。思想教育则需要尊重受教育者的心理需要与价值体验，只有受者感到思想教育对其自身实现人生目标有价值才会产生接受意愿。因此，宣传需要了解受众最有必要确立什么观念，新闻需要了解受众最想知道什么信息，思想教育需要了解受众能接受什么样的思想要求。
（7）宣传讲究力度，新闻讲究速度，思想教育讲究真诚度
宣传讲究其政治主张、思想观点的扩散力、震动力，只要需要，可抬可压；新闻讲究时速，以社会信息的最先获取、最先传播，让人们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以最快速度获知，并作出最快反应，作为自己的成功；思想教育则高度重视掬出自己的一片真诚对思想教育成功的价值，因此比较注重向教育对象彰显自己热情坦诚的为他者形象，借以强化其思想的渗透力。
（8）宣传是指导作用，新闻是告知作用，思想教育是启发作用
宣传着意于登高望远，驾驭全局，开拓未来，发挥思想指导作用，如果所宣传的思想内容没有一定认识高度，没有创造性，只是陈词滥调，没有指导性价值，就很难受人欢迎；新闻面向大众，突破大众的时空囿限，把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告知全社会，其价值就在于信息的流通与传播，力求最广的知晓度；思想教育则不像宣传那样有很强的说教性色彩，而是讲究循循善诱，启发引导，思想教育不赞赏慑服，而讲究劝导。它们在各自的实际活动中都有各自的个性色彩：宣传的宏观性突出，新闻的泛化性鲜明，思想教育的特指性很强。
（9）宣传讲方向性，新闻讲新颖性，思想教育讲切实性
宣传讲究政治方向性，推行政党、团体的主张观念态度，以提升社会的政治认同度；新闻讲真实性，但并不完全以事实的真实性为目标，注重所陈事实的新鲜度，忌讳事实的陈旧、事实的重复，注重信息的时效性；思想教育讲切实性，即要切合实际、切合实情、切合人生。因此，宣传内容预设性强，新闻内容即时性强，思想教育内容临机性强。
（10）宣传讲准确度，新闻讲广阔度，思想教育讲深度
宣传的作用力在于其准确性，不应该在宣传过程中存在失真失准现象，宣传失准会破坏宣传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新闻的视野不应该存在盲区，新闻视野的开阔是新闻的吸引力所在，也是新闻的价值性所在；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在于教育者能深知人心，并有自己识见的独到性、深刻性，才能使受教育者有获益感。
3.三者之间功能的混沌与清晰的矛盾、共性与个性的冲突
现在有对新闻、宣传、思想教育三者的性质功能认识的混沌状态。
这种混沌状态，一是由于三者之间有性质与作用的交叉决定的。宣传的目标可以借用新闻、思想教育的方式来实现，同样思想教育的目的也可以借用宣传与新闻的力量来达到。二是由社会的政治状态决定的。尽管我们党早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政治高于一切的习惯性思维方式还顽固地存在着，三者都需要为自己抹上政治色彩，都需要向政治靠拢。三是由于三者在自身的实际活动中，有互相利用性、互相渗透性，因此造成了三者之间界线的模糊化。
因此，尽管三者之间有其界线模糊的客观可能性，但不能总是雾里看花，更不能成为三者可以互相取代的理由，而且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三者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的可能。
新闻即宣传，思想教育即政治宣传，这些提法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它们的性质与功能被混淆了。以宣传者的需要取代受众的需要，以宣传的宏观指导性取代思想教育的细致性，这些都会引起受众的反感，削弱新闻的社会价值，削弱思想教育的实际效果，使新闻与思想教育的功能萎缩、价值弱化。
新闻要为宣传服务，但这不是新闻的全部。诚然，新闻有影响宣传的任务，可佐证宣传的真理性，也可矫正或提示宣传的片面性，促进宣传的丰富性，但新闻不是单纯的宣传的注释，不能投其所好，甚至根据宣传的需要捏造新闻，把宣传推向极化。新闻价值不等于宣传价值，两者难以互相取代。
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人们的主体性强化，不太欢迎强制性灌输，毕竟谁都不太喜欢让自己的思想任人摆布，因此接受宣传的意愿度减弱；另一方面，信息流动性加快，宣传无法取代现代信息的高流量、高流速；再一方面，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受众层次分化，高层的宣传与面上的新闻传播，都未必能够解决不同层次的人群与不同具体个人的现实思想问题。因此，以宣传来统御新闻与思想教育的观念，不免有些陈旧与落后，都不过是几十年前的思维方式而已，难以适应现实。
思想教育不是宣传，也不是新闻，但它需要吸纳政治方向鲜明的宣传品性，强化思想教育中的自信与坚定，也要吸纳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新闻品性，形成充分利用信息资源，让人们自己去辨别与判断的教育者良好风度。
（三十一）抑恶靠教育，靠法制？
思想教育在于止恶扬善。什么是恶？原因何在？解决治安不良的出路在哪里？靠思想教育之能，靠法制惩治之力，更靠社会公正，才有说服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扬善止恶，弘扬正气，抑制邪恶，这是思想教育的全部，也是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因此，思想教育的重要职责是，最大限度地抑制恶的放纵与恶的蔓延，使社会文明状态良好，人们安居乐业，这从来是社会的追求，是人们的意愿，也是思想教育的目标。
1.什么是恶？
恶是什么？有诸多的解释。恶即“坏事”，与“好”“善”相对（《辞海》）；恶即“善”的另一面，“恶”“善”相对（《辞源》）。恶即“罪”（《现代汉语词典》），这是恶的扩大化，并非凡恶都是罪；恶即“过”（《说文解字》），这也是恶的扩大化，并非凡过皆恶；在西方人看来，恶即坏，其实并非凡坏都是恶。
什么是恶？主要看在哪种背景上讲。是政治意义上的恶，法律意义上的恶，经济角度上的恶，宗教意义上的恶，还是世俗心理上的恶，革命者眼中的恶？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内涵。什么是恶？主要看在哪种语境中讲？恶是劣，是坏，是旧，是害？不同的语境中恶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什么是恶？主要看从哪个层面上讲？霍布斯认为，人有三种恶：效果方面的恶、希望方面的恶、手段方面的恶。康德认为，有人性脆弱层面的恶、心灵不纯洁层面的恶、心灵堕落层面的恶。恶是事实，还是评论？是意念，还是行为？是本能，还是异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讲到：“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恶是人们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一般说，在思想教育的视野中，只有对与错、是与非，虽然也讲善与恶，但多从道德境界、思想是非意义上来说，其外延更宽。如果说恶是指有意识地损害他人的行为，那么思想教育中的恶就不单是损人行为问题，如恶语相加、恶习难改，指的是不文明的语言、不文明的行为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私、嫉妒、浮夸、虚荣、欺骗、虚情假意、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都是一种恶。可以这样说，恶即违背社会的共同心理的言论与行为。至于那种谋财害命、杀人越货一类的恶则是罪，是法律惩治的对象。
在思想教育中应该清醒的是，世界并不是非善即恶二元性的，在道德与罪恶之间有一个开阔的中间地带。
2.如何看待恶
恶，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深恶痛绝的，在社会上是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关注恶的现状与趋势，关注改善的可能与举措。
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字典里，恶却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恩格斯认为，不认识到恶的历史作用是肤浅的，他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一段话，“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这是很有理论深度的论断。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在这里是从哲学角度看待善恶问题，其所说的历史杠杆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从辩证法角度说，有恶存在，善者才能更善，没有善恶的矛盾斗争社会不会发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现实存在都有可否定的因素。二是恶是旧事物中产生的新事物。
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却要打扮成为“神圣的”来说，那么对之“亵渎”与“叛逆”都是一种进步。在旧世界的维护者看来是恶，是大逆不道，但如果没有这种恶，社会不能发展。
但哲学层面的认识不能代替生活层面的认识，生活层面的善恶问题比哲学层面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要善于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甄辨。
一要甄别性质。不能简单地认为，凡是维护“神圣”的就是道德的，亵渎“神圣”的就是不道德的；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恪守“秩序”的就是道德的，叛逆“秩序”的就是不道德的，因为“神圣”和“秩序”都有一个代表进步还是代表落后的问题。也不能认为奉献社会就是道德的，实现自我利益就是不道德的；公是道德的，私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其中有个合理性的界限问题。
虽然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卑劣的贪欲是文明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至今日的动力”，但“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以及“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虽然有把“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引向崩溃”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下，这毫无疑问具有破坏性的作用，是必须制止的，它不可能成为今天文明建设的推动力。其历史价值与现实作用是有区别的。
在商品经济背景下，人的名利之心有社会的可容度，因为它可以是学术竞争、经济竞争中的动力之源，那种优劣之争、胜败之争，都是正常的竞争，不能一概拒斥、粗暴制止，但如果发展而成为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之心，则必须制止。
人的心地不良与行为不端，损人意识与犯罪行为，也是有区别的，要甄辨其思想性与行为性的善恶之别。
二要甄别原因。恶由穷生，偷；恶由富生，淫；恶由权生，贪；恶由无知生，狂妄。苏格拉底认为一切毛病出于无知，知识就是道德，无知就是罪恶。这一切都是可能。恶是由利益冲突引起的，由日常习染形成的，由情绪冲动引发的；有的是由其个人的思想本性使然，有的是由周围生活环境影响所致。同样作恶，其动机也不完全是一样的，要善于甄别。妈妈饿了，偷面包给妈妈吃，其手段是“邪恶”的，但目的却是“善良”的。有的出于改变自我的追求而不择手段，有的出于报复心理而以恶制恶，有的出于救急需要无暇他顾，这样的恶都要认真仔细地辨别。
三要甄别对象，恶有个人之恶、社会之恶，可能是社会性的现象，也可能是个别性的问题，要善于甄辨。因为制度性缺陷而造成的社会性不良现象，应通过制度的改善与健全去解决，单靠个人追究是难以奏效的。个人的违法犯罪，社会的歪风邪气，也是两个类别。平常的奢侈、浪费、怠惰、贪安逸、图享乐，是一种恶；凶杀抢掠，也是一种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作为个别具体对象来处理是不同的。当然，个别性的现象假如繁衍为普遍性现象，毫无疑问会增加抑恶制恶的难度，不能不从更深层次去认识问题的性质，以寻求更有效地破解。
四要甄别后果。邪恶意识与行为的后果有轻有重，其反社会作用有即时性与后发性、外在性与潜在性、个别性与普遍性。恶的意识与行为的破坏性后果，有社会意识层面、社会秩序层面、生命财产层面，应区别对待。一种邪恶意识刚露头就应该采取教育主动，及时予以制止，以免发展与扩散，产生大的危害。
3.抑恶靠什么？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上的假冒伪劣、贪污腐败、杀抢掠夺，种种恶行几乎无奇不有，导致社会治安情况恶化、社会道德滑坡，改善社会治安，优化社会风气，提升社会文明，是一项不容忽视的综合工程，不仅要靠教育有力，靠法制健全，更要靠社会公正，靠人文关怀，靠制恶的社会机制的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