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巾帼英雄”秋瑾殉难八十多年来，一直深受国人崇敬。
为了开展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兹就我们所知，将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秋瑾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疏漏、舛误之处，尚祈读者教正。
一、资料、论着的发表与出版
1949年10月至1956年前，大陆学术界甚少论及秋瑾，这期间唯周作人（化名鹤生）在上海《亦报》发表《秋瑾与鲁迅》一文，以及上海开明书店印行了夏衍创作于30年代的话剧《秋瑾传》。1956年起情况始有改变。这年，为纪念辛亥革命四十五周年和迎接秋瑾殉难五十周年，范文澜在《中国妇女》杂志第8期发表《女革命家秋瑾》，对秋瑾作了充分肯定。接着，在1957年内，阿英、柯灵分别在北京《人民日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纪念秋瑾的专文，谢狱在《史学月刊》登载《秋瑾年谱》（未定稿），朱耀庭编着小册子《秋瑾》，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批文章和小册子，虽还只一般地、粗略地勾画了秋瑾的生平事业，且差误常见，但它们的问世，表明大陆学术界已开始出现研究秋瑾的风气。同年，中倡本文发表时与陈德和合署。
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册）在上海出版，书中收录了包括清政府《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陶成章《浙案纪略》在内的一批与秋瑾有关的珍贵资料。1958年，由宋庆龄题签的《秋瑾史迹》亦在上海影印发行，该书收录大量秋瑾本人的诗、词、文、书信（郭沫若为此书写序，对秋瑾作了极高评价）。两年以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1949年前发行的四种秋瑾遗稿版本加以审校考订后，出版了《秋瑾集》，把直到当时止所能收集到的秋瑾诗、词、文、信等收录无遗。
以上三书，为学术界深入研究秋瑾提供了最重要的史料。之后，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开始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至1963年已出六册，其中收录了王时泽、徐双韵等秋瑾生前好友的回忆材料，为研究秋瑾扩大了视野；而这年吴玉章出版的《辛亥革命》
一书，则以本人亲历为主，记述了辛亥期间许多史事，其中对秋瑾的活动作了较详记载和很高评价。此外，各地报刊杂志也在此期间发表一批记叙或研究秋瑾的文章，据初步统计，从1957年至1962年共七十余篇。
总之，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八九年间，大陆学术界对秋瑾的研究开始全面展开，这期间最重要的成就是收集、整理、出版了各种史料，为秋瑾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良好条件；而范文澜、郭沫若、吴玉章等人对秋瑾所作的总体评价，则为进一步研究起了导向作用。但另一方面，这期间尚少有影响的专着，所发表的七十余篇文章，亦以记述某一史事者为主，缺乏较全面论述秋瑾思想、业绩的论文。不久，中国大陆进入“文革”时期，学术领域百花凋零，秋瑾研究亦难逃池鱼之殃。在整个十年中，除见于《光明日报》1973年3月6日、《四川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理论与实践》1974年2月以及《浙江日报》1975年3月18日这四篇文章外，别无任何书、文专论秋瑾者。
“文革”结束后，以1977年纪念秋瑾殉难七十周年为契机，大陆学术界对秋瑾的研究又迅速活跃，且在此后十几年间经久不衰。与秋瑾有关的各种资料书不断出版，诸如：浙江省政协主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合编的《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和《续辑》；绍兴市政协主编的《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和《徐锡麟史料》；福建云霄，湖南双峰、株洲，浙江桐乡、嘉兴，山东安丘等地政协编辑、出版的有关史料书。其中《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首次收录秋宗章《六六私乘》等珍贵材料。此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秋仲英等编的《秋瑾史料》专辑；而1985年出版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八辑，则第一次刊载日人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的中译本（郑云山译注）。接着，山东出版了郭延礼编的《秋瑾研究资料》，除收录已见于国内各种报刊、书籍的材料外，还收录少量国外的有关材料。华文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的《秋瑾文集》，对《六六私乘》详加校勘、注释，并首次增入《秋寿南中举资料》及《秋瑾夫家湖南王氏家世调查》等新发现的资料。
与此同时，80年代还出了几本有影响的秋瑾年谱。最早的是书目文献社1981年出版的孙元超主编《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接着，陈象恭《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郭延礼《秋瑾年谱》相继问世。在这之后，华文出版社又于1990年出版晨朶《秋瑾年表（细编）》，该书附刊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如1903年起散见于《绍兴白话报》、天津《大公报》、上海《女子世界》上一些与秋瑾生平活动有关的史料。
上述资料书和年谱的出版，充实了秋瑾研究的基础，这是“文革”结束后大陆学术界在秋瑾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进展。
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文革”结束后还有一批专着相继问世。首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郑云山着《秋瑾》一书，全面论述了秋瑾一生的成长历史及其在各个方面（唯缺少诗词创作方面）的业绩，并澄清了许多史事。1984年，中国史学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举行1949年以来大陆首次评选优秀历史书活动，此书荣获“全国爱国主义优秀历史读物奖”。1982年，甘肃教育学院刊印穆长青的《秋瑾评传》，对秋瑾的简历、活动、思想、交友、文学创作、性格与为人等进行了逐一论述，亦澄清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同年和次年，郭延礼的《秋瑾诗文选》、刘玉采的《秋瑾诗词注释》相继出版，对秋瑾主要的诗、词作品，作了详细注释，提出不少独到之见。后来郭延礼还出版《秋瑾文学论稿》，从多种视角分析了秋瑾诗文的特色与成就。至1986年，郑云山、陈德禾合着的《秋瑾评传》出版，此书对秋瑾的成长过程、革命活动、争女权斗争、诗词创作以及牺牲过程、反响等，一一作了专题评述，澄清了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并附有简要年谱。1987年，郭长海出版《秋瑾事迹研究》；郭氏多年来对秋瑾各种史事作过深入研究，提出不少很有说服力的见解。
此外，在80年代还出版了王艾村的《秋瑾》、李茂高的《秋瑾的故事》、伍贻业与方积根的《秋瑾》、周芾棠与谢德铣的《巾帼英雄秋瑾》、李宏生的《女英雄秋瑾》、平慧善的《秋瑾》、郑云山的《鉴湖女侠秋瑾》、江涓的《秋瑾少女时代的故事》等书，大都篇幅较小，或是供儿童阅读的故事书。
二、各项纪念活动及学术团体的建立
1957年后，对秋瑾的各种纪念活动也开展起来。第一次大的纪念活动，于秋瑾就义五十周年纪念日她的故乡绍兴举行。这是由当时任绍兴副市长和工商联主任委员的王贶甫提议、主持的。王氏是老同盟会员、光复会员王子余的长子，他事先写信给北京，向其表兄周恩来请示，得到周的充分支持。乃于这年7月15日上午，在绍兴工人俱乐部礼堂举行“徐锡麟秋瑾烈士殉义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到会近千人，北京《人民画报》特派记者采访。次日，《绍兴报》予以报导，并介绍了徐、秋二位烈士的生平。10月号《人民画报》亦以整版刊登徐、秋照片及其故居镜头九帧，并刊《纪念秋瑾》一文。在纪念会的前一天，即7月14日，由何香凝手书“秋瑾故居”四字匾额的和畅堂，正式开放了二进（全部共有五进），展出一批秋瑾遗物。
在杭州，1957年秋瑾就义五十周年纪念日，也有省、市各界妇女集会纪念。1959年春，杭州市政府还在西湖边原址重修风雨亭。“文革”结束后，绍兴市府于1979年拨款重修和畅堂，并把一至五进全部开放，较系统地展示秋瑾生平，陈列她生前用过的各种物品、许多手稿及各种其他有关文物。宋庆龄特为秋瑾故居亲书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从那时到1992年底，和畅堂已接待中外参观者50万人次，并于1988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纪念秋瑾而编演的各种戏剧，也在“文革”结束后大批涌现，如浙江绍剧团的《鉴湖女侠》、北京京剧二团的《风雨千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二团的《秋风秋雨》、浙江歌舞团和杭州话剧团的《秋瑾》、江苏昆剧团和天津京剧三团的《鉴湖女侠》，等等。1982年，在夏衍30年代原着，柯灵1978年改编的话剧《秋瑾传》基础上，黄宗江改编、谢晋导演、李秀明主演的电影《秋瑾》，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完成，在全国放映。
在学术研究及各项纪念活动蓬勃开展的背景下，经陈德禾等倡议、奔走，1985年11月8日，在绍兴和畅堂举行“秋瑾诞生一百一十年纪念” 的当天，正式成立民间学术团体“秋瑾纪念会”，首批会员29人，推举王子余之女王去病为会长。会后，秋瑾研究会经积极准备，在1986年1月8日创刊《秋瑾研究》（至1990年6月出到第10期），同日在绍兴举行了首届学术讲座。1988年3月29日，为纪念四十九年前周恩来在绍兴姑父王子余家为表妹王去病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秋瑾纪念会在和畅堂举行了“鉴湖女侠遗风”专题学术讨论会。
继绍兴之后，1988年6月25日，“杭州秋瑾研究会”亦宣告成立，以王去病为会长，首批会员46人。
1989年3月29日至31日，由上述两个研究会等发起，在绍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秋瑾学术盛会——“鉴湖女侠遗风学术讨论会”，全国六省一市共61名代表与会。1991年，上述单位又联合发起，于7月13日至15日，在绍兴举行了“全国第一次秋瑾诗词研究学术会议”，六省一市一百多人与会。会上的论文已编成《秋瑾诗词研究》，将作为《秋瑾研究丛书》的第三本（第一、二本即上节所述《秋瑾史集》和《秋瑾年表》）。会议期间，秋瑾祖居、绍兴郊外福全山的福全中学，还成立了“少年研究秋瑾学社”，首批社员12人，王剑鸿为社长，秋仲英、陈德禾、金燕为学术顾问。
1992年5月7日，秋瑾研究会等又在绍兴大通学堂旧址，举行“光复军成立八十五周年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会前由女会员及武术辅导教练共10人，身穿由晨朶设计的“爱国秋瑾装”，表演了太极剑。
三、对秋瑾生平几个主要业绩的评论
在各种已发表、出版的论着和学术讨论中，大陆学术界对秋瑾一生几个主要方面的业绩，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她一生的主要业绩有三：第一，她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坚定的革命者；第二，她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第三，她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现将学术界对这三个方面的评论，作一概括的介绍。
（一）伟大的爱国者，坚定的革命者。秋瑾曾说她自己“是个最热心去爱国爱同胞的人”，这是她由大家闺秀转变为革命者的根本原因。秋瑾的爱国爱同胞，首先表现在强烈的忧国忧民上，在她的诗词、文章中，充满“海外风波日逼人，回头祖国更伤心”、“炎帝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之类强烈的忧国意识；而这是由她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条件，她生活的环境和家庭影响，她在北京及海外的所见所闻中受到的刺激等原因所铸成，扎根于思想的深处，因而不会随着自己处境的改变而淡化。相反，从少女时代直到她牺牲止，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她的这种忧国情结越来越强烈，最终怀着“中原回首肠堪断”的深沉痛楚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其次表现于她虽忧国忧民，但仍保持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她强调：“大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从少年起她就深深热爱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为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十分自豪，在其诗词、文章中，常以中国历史上有众多英豪，尤其有秦良玉、沈云英、梁红玉、花木兰等女杰而无比自豪，立誓“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她坚信中国贫困落后不是由于中国人天生不如别人，而是清朝统治所致，“我同胞赋性本完美”，清朝的黑暗统治却犹如牢狱，中国人被“囚在这黑暗牢狱里，把这神经遗裔尽磨销”，因而“天道无剥而不复，吾人无困而难亨”，只要推翻清朝，中国就振兴有望。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秋瑾力主以革命推翻清朝，反对向清朝作任何妥协。她痛斥清朝统治种种深重罪恶，痛斥保皇派与假革命“都是为名利心薰黑了良心”，极其鄙视地对他们“不屑与语”，殷切希望人们做个“惟以报祖宗的仇，光复祖宗的土地，为自己的汉人造幸福，不求虚名誉，不惧生死，不畏艰难，必要取回所失的土地”的“真革命家”。可贵的是：秋瑾自己就严格按此自律，对清朝毫不妥协，对革命极其坚定，直至最终为此英勇献出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