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短制，少则百十字，一般数百字，多则一二千字，而罕见万字文。但它不像日记、书信、回忆录那样刻板、千篇一律。杂文形式多、内容丰富，海涵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因此，杂文尽管是短制，但如缺乏一定的社会经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写好却实在不容易。
现从部分杂文作者的写作体会和杂文研究者的部分文章中，概括几条杂文写作经验体会，以为参考。
第一节 选题立意 务求尖新
杂文写作最优先、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是选题立意，务求尖新。选题立意，务求尖新，也是评价杂文作品的首要标准。它要求杂文作者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反映时代的新问题、新思想，推动时代前进。因此，一个人是否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杂文作者，首先要看他（她）能否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反映群众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鲁迅和我国许多优秀杂文作者，就是生活在人民中间，从人民当中走出来的。他们写的杂文的主题，一般都是时代最迫切、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
一、杂文的“立意”
杂文的“立意”，就是杂文的当下写作的角度和目的；也就是当一件事物或一个事实进入视觉之后，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题材，从什么地方入手和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这是杂文作者在动手之前要认真思考的第一步。这件事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非常困难，几乎可让你废寝忘食、思考个几天几夜下不得手；但是却一定要解决。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步的事情就好办了，就是把问题集中到立意务求“尖新”上面。
二、杂文的“尖新”
“尖新”指的是杂文的主题即指立意一定要保持在时代的最新水平之上，具有当前新颖而尖端的思想；也就是把别人不曾注意到、意识到和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根据社会需要的原则确定一个意义深刻、见解独特、十分有价值的主题来，它能对当前社会现实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和观点；而这个观点和看法能鼓动人们对于社会新思想抱有强烈的追求，能够启发人们对于新事物的热烈向往。这样的杂文主题才是尖新的主题，才是可能取得成功的杂文主题。
【例文07】
况钟的笔
巴人（王任叔）
看了昆剧《十五贯》，叫我念念不忘的是况钟那枝三落三起的笔。
自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以来，凡是略识“之乎”的人，都是要用用笔的。读书人著书立说，吟歌赋诗，要用笔；种田的，赶买卖的，记记豆腐白酒账，要用笔；甚至像阿Q那样人物，临到枪毙之前，还要拿起笔来，伏在地上，在判决书上面画个圈圈，并且有慨于圈圈之画得不圆，这就可见笔之为用是大得很哩。
自然，笔各有不同，我们用的或毛笔，或钢笔，而况钟所用的是朱砂笔，况钟虽然是苏州府尹，但这回担任的工作，却是监斩。他的职责就是核对犯人和榜上名字是否属实。如果属实，那就算他“验明正身了”，大可朱砂笔一挥，向榜上名字一点，叫刽子手拉出去，一斩了事的。然而况钟偏不这么做，一听到犯人呼冤，拿起来的笔，便点不下去了。拿过判决书来看，竟是三问六审，经过不少人手，想来案情属实；又拿起笔来，又听到犯人呼冤，并且自叙经过，又点不下去了。经过临时一次调查，冤情已经属实，但他既是监斩官，无权过问判决，于是又拿起笔来，但又看到犯人含冤莫伸的情形，又点不下去。他想到人命关天，要对人负责。他终于立下决心，自担干系，延缓处斩，向巡抚大人据理力争，并且亲自勘察，破了案情，平反了冤狱。
这样，况钟的朱砂笔，终于点中了真正的杀人犯。可见一个人会不会用笔是大有讲究的。
我们的机关首长、单位的负责人，以至一般的工作人员，都是要用笔的。有的是起拟计划、稿件等等，有的则是拿起笔来在计划、稿件之类上面批示一下，或同意，或另拟，或写上个名字。但是，我们用笔有没有像况钟那样用得慎重而严肃实在是大可深思一下的。我们之间固然不缺乏像况钟那样的人，善于在笔底下看到“人”，并且用行动来帮助用笔。
但我们之间，也不缺乏像过于执那样的人，只知大笔一挥，看不到笔底下有“人”；或者把任何工作，往上一推，往下一压；自己仅仅经过手，签个名，只考究自己签名的字，是否“龙翔凤舞”，足够威势，也算是用过笔了。
没有对人负责的精神，不可能作出对工作负责的事。况钟的笔底下有“人”，就是况钟用笔的可贵精神。
但况钟的用笔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这枝朱砂笔必须点中真正杀人犯，那才能为社会除掉坏人。而除掉了坏人，也就是保护了好人。但要做到这一点，他得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他要同只知排比事件的表面现象，并且会用“人之常情”来作推理根据，却不研究事情的实质的主观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他还要同满足于自己的高官厚禄，闭着眼睛签发文件，而又讨厌下属提出不同意见，为了去掉不顺手的干部，就故意设下陷阱叫你跳下去的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这样，况钟的笔就是处在主观主义者过于执和官僚主义者周岑的两枝笔锋夹攻之间了。他要在这两枝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的。
但一个能对人负责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会有大勇气；而一个得到人民力量支持的人，一定能集中群众的智慧，就会有大智慧。况钟就这样地战胜了两枝夹攻的笔锋，平反了冤狱。况钟可说是善用其笔的人了。
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是不能不想想况钟的用笔之法的。
这篇杂文的作者巴人，是解放前的老党员，解放后出任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使，名叫王任叔。他在1952年奉调回国任职，1959年，被康生指名批评，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人物被撤销党内外的职务，遭到极严重的批斗和折磨。“文革”后期被遣返原籍浙江奉化，安置在破茅屋里，两年即因贫穷郁愤，老病而死。他在回国后曾写了多篇短文章，这一篇是反响最大的杂文之一，是他当时看婺剧《十五贯》时所得到的真切感悟。剧中苏州府尹况钟在做监斩官时听到囚犯呼冤，举起的朱沙笔三起三落，终于忍不得下笔处斩而自担干系延缓处斩，后又亲自勘案，最后平反冤狱，捉了元凶。这个故事引起他的联想，认为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员应该像况钟那样做到“笔下有人”，对人民负责。该文在当时环境下是十分可贵的，影响很大，受到好评。
第二节 小处入手 大处着眼
杂文少则百十字，多则几百字，千字文以上几乎少见。但它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自成一体，有自己的写作规律的文体之一；用魏·曹丕的话来说，我们也可以纳入他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文章”的事业，肩负着高尚的社会责任。而不应像鲁迅所批评的宋元明清时代那些“吟风弄月”式的、“独序性灵”的小品文；那是些太平盛世的装饰品。
那么，这样短小精练的杂文要写出具有相当社会意义的文章，怎么着手？这就要提到选题应从“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了。
一、从小处入手
在一件小事之中挖掘出重大的主题来，比方说，从某个要人说的某句不甚重要的话，议论到“长官意志”或“官本位”的问题；或从日常惯见的某类生活现象如随地吐痰，切磋到环境同生活习惯与疾病或可流行的问题；从某地大灾大难中人们互助互爱，看人间真情实感的问题；等等。这些现象都是杂文可用的题材，又都在日常生活之中，看你是不是能够敏感地挖掘出来。如果这些主题既是时新的，又能出新观点的，那么就由这些不起眼的题材生发出有意义的主题来，甚或从中挖掘出更为重大、更有价值、更为尖新的主题来，只要它们能给人以启发。
二、从大处着眼
从小处入手，就已经接触到从大处着眼的问题了。所谓从大处着眼，这里有两种含义：
第一、是就作者写作杂文的出发点来说的。作者既然不是为给所谓的“太平盛世”增添些“小摆设”，而是要以一个具有崇高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观察社会、服务人民而写作，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做人民之欲做，将杂文当作一件严肃工作或一个有力武器来使用，那么这样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极高的，就是从大处着眼了。第二、从大处着眼来选择、确定、表现主题，还指的是作者应善从宏观上、从全局上、从整体上来判断具体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对它作出种种必然的、或可能的重要结论。而这也就是说，杂文要从具体问题入手，挖掘出它在宏观上、在全局上、在整体上的尖新意义，而这就叫“以小见大”，“以微显著”吧，它是杂文作品的精华所在。
有些作者写杂文可能是从小事入手，但就是在行文发挥时不到位，变成就事论事，不能在更高层次上通过联想、判断、推理出更重要的问题。所以，文章的意义就不大，很可惜。
【例文08】
台上人多
一个戏动辄出动龙套、宫女、兵将、侍从数十人的铺张浪费现象，是舞台上公开表现出来的“人才积压”。元帅升帐，麾下猛将如云，可执长枪短刀者三十四名，连“中军”也超编制，设了两员。豪华的宴筵之前必有豪华的歌舞，这也是按例举行的。一舞则是“金钗十二行”，台上又是三四十人；因为观赏歌舞者的人数总要多些，既要讲捧场，这是马虎不得的。
一切以多取胜：踢枪，由四根加到八根，又加到十六根；翻筋斗，由三个五个加到十个二十个，甚至三四十个；吐火，由吐一口而三口，再加码，连吐二十口、三十口……引导观众看热闹而不看门道的结果，是同时把自己的艺术变为简单的技术。这是“艺术的复归”。
喜欢在舞台上任意铺摊子的做法，可能是从实际生活中学来的。人才积压得最多的地方，事情一定做不出来；台上挤满了人，除了虚热闹，戏也就没有了。
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一向主张小中见大，以少胜多，虚中见实，无中生有。用三五个人表现出千军万马，是艺术；满台的人，只能说是窝工。
这就是从小处着眼，以小见大。是思想和哲理显示在具体事例之中的范例。文字虽然不够幽默，有点直率；但由“台上人多”这种不追求真正的艺术效果，只以台上人多势众这种所谓的“艺术的复归”，实是艺术的退步于“技术”（即追求原样复制），是很可悲的。并且指出：艺术的这种倾向“可能是从追求实际生活中学来的”；实际生活中到处铺摊子，凑热闹，不讲效果，更不讲“艺术”，像“台上人多”那样在台上呼呼隆隆一阵，那是不会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作者由此想到社会上的“人才积压得最多的地方，事情一定做不出来。台上挤满了人，除了虚势热闹，戏也就没有了”。
第三节 概括取类 纵横勾联
鲁迅曾说过：“然而我的坏处，实在论事不留面子，贬痼疾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看来，杂文之所以要在报刊上刊登，绝不是为了个别的人和个别的事，比方像某些文章中写的某个张某人或李某人做的某件事那样；而是从一个人一些人进而讲到一类人，从一件事一些事进而讲到一类事：然后比兴联想、纵横勾联，进而议论到国家或人民的事。而且只有一类人或一类事的问题，才是社会中有价值的、可以成为杂文议论的事，可以成为报刊上占据篇幅的事。也因此故，杂文中的批评、讥讽、揭露和鞭笞等等，才需要概括、归纳出一定的类型，使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才能不拘泥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才能使署名的小品文变成深刻犀利的社会论文。
一、杂文的概括取类
杂文的概括取类，其具体做法是与文艺创作中的典型塑造不相同的。在文艺作品中，典型形象是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塑造的。典型要写得逼真细致、活灵活现。但是，杂文中的典型、或类、或代表，是作为一个“图示”和“标本”的面目而出现的；正确地说它是为了用一个形象来说明杂文议题的一类人而已；即使是他们有名有姓、真名真姓也复是一个类、一个代表而已，并不需要逼真和活现。所以，杂文中的典型并不需要精雕细刻，只要抓住特征，点染勾勒，寥寥几笔就行。
在现代杂文史上，有许多杂文典型即杂文的“类”出现过，流行过。如：鲁迅杂文中的许多知名的大小人物，阿Q、祥林嫂等；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中的“差不多先生”；方泽的《差一点儿》中的“差不多先生”；等等。他们都是由作者对社会同类人物进行概括综合而来的。这些大大小小人物的影子都曾在中国大地上游荡，至今还有着他们的徒子徒孙，给予人们许多的启发。
二、杂文的纵横勾联
纵横勾联，是在杂文的叙事上说的。叙事上取材立意往往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蝼蚁之微，皆驱之笔端，借物寓意，融情入理，褒贬扬抑，均能惬人心肺。这样的杂文不但具有促人深思的思想性，而且还有启人智慧的知识性和引人入胜的趣味性。
为了取得这样的教育作用和艺术效果，在材料的聚合上必须发挥联想的作用，发挥想象，纵情驰骋。联想，古人称之为从一个事物由此及彼、引出另一个基本相同、相似和相关的事物的能力。在材料的组织上，犹如众星拱月，轮辐向心，使斑驳陆离的素材服从于和服务于一个主题的确实需要，这就要有勾联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