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三皇祖师的传说
在中国，各个行业在特定的日子里，都有拜祖师爷的传统。《周礼·考工记》中讲“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有句名言称：“天下百工圣人作。”也就是说，各行各业的开创，都是由圣人开先河，后人只不过不断传承发展。这些所谓的“圣人”后来就被后人尊为“祖师爷”。民间有“三百六十行，无祖不立”的说法。祖师爷们都是些很有名望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开创、扶持过本行业。有些人成为祖师爷纯属偶然，有的是后人强行安上去的，有的几个行业共用一个祖师爷，像典当业、算命业、香烛业、蚕业、丝织业、糕点业都是拿关羽作为祖师爷。有的则是一个行业有好几个祖师爷，像盐业就有管仲、蚩尤、张飞、炎帝、鲁班等。中药的祖师爷是神农氏，戏曲界的祖师爷是唐明皇，评弹界的祖师爷又是谁呢？
评弹艺人把吴泰伯作为祖师爷，又称为“三皇祖师”。
《史记》记载：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虞仲，最小的儿子是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叫昌。有一天，周太王对三个儿子说：我们家应当会有个王者出现，这个王大概就是我的孙子昌吧！因为当时王位是父亲传给儿子，所以泰伯和虞仲就明白了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季历，将来再传给孙子昌。于是泰伯和虞仲就离开了当时的都城，来到了当时称为“南蛮之地”的吴地。泰伯就像当地人一样，身上刺上了花纹，剪了短发，表示要扎根在吴地，永远不再回中原。
周朝建立后，吴地是泰伯的封地，他经常坐着一种叫做“凤辇”的手推车，在吴地人群集中的地方以讲历史、说故事的通俗方式向人们宣传周朝的德政，并颂扬祖先们的英雄业绩，为巩固当时周王朝的天下尽自己的一份力。后来，评弹艺人就把书场称为“辇地”，又称书场老板为“辇地生”。
评弹界尊泰伯为祖师爷，每逢三皇祖师的两个生日（正月二十四和十月初八），书场中一律停演。在苏州和上海等地，艺人们会在正堂挂起三皇祖师的画像，焚香点烛，进行公祭，缅怀祖师，祈求保佑演出顺利。
评弹艺人所以尊吴泰伯为祖师，是除了他有开化三吴的功德和三让王位给子侄的美德，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外，也是想说明两点：一是评弹艺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二是评弹是从讲历史和说故事发展而来的。
第二节明清时期——名家辈出的快速成形期
明末清初，有鱼米之乡之称的苏州物产丰富，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商品经济。到乾隆时期，扬州、苏州、南京、杭州等都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了。苏州已经是“郡城之户，十万烟火”的商业都市。此外，江浙地区“居民日增，货物并集，亦颇繁盛”，成为联系城市与农村的纽带。
工商业繁荣，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市民阶层已经出现。这是当时苏州评弹兴起的物质基础。
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要求提高。在明清时期，我国的情节性艺术已经相当成熟，这是市井艺术生活的集中表现形式，很好地表达了城乡居民的思想情绪和他们的喜怒哀乐。
实际上弹词在宋代已经初露端倪，当时称为“盲词”。一些盲人白天算命，晚上弹唱。当然，这时候的弹词只能算是评弹的萌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弹词。宋代以前关于盲人弹唱的记载很少，最早的盲人表演者是陶真。也有另外一种说法，陶真是当时艺术表现形式的名称。“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听众只停留在社会底层。
到了明代，评弹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是大众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不但成为节日里“百戏”之一，而且也是百姓日常的休闲生活不可或缺的。当时有文人记载：我往往见街上有弹唱说词的，说道古今伤心事体，那些听说人一个个泪汪汪。这记载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弹词艺人生动形象的艺术表现形式。
明清小说的兴起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演义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对后起的苏州评弹有直接的影响。《西游补》，《二十一史弹词》等作品已经出现了文人创作的痕迹，这不仅大大提高了评弹艺术的创作水准，而且使评弹艺术得以在社会各个层次传播。《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讲到元宵节家宴后，请了两个女先儿唱弹词，就是这个风俗在小说里的反映。评弹艺术在清初良好的商业环境中复苏兴起了。
明清时期评弹艺术的兴起，也使这一时期的评弹艺术家颇富传奇色彩。
1.莫后光
明末莫后光，是一位私塾先生，也是一位优秀的评弹艺人。有记载，他说《西游》、《水浒》时，听众达到上百人。虽然当时正是炎炎夏日，几乎将听众周围的石头烤焦，但是没有一个人觉得疲倦，更没有挥汗如雨的情形。莫后光认为说书人在演出时就要忘记自己的事情，忘记自己的相貌，忘记听众中的显贵，忘记时间，忘记自己是谁，达到与自己说书中的人物合二为一的境界。
2.柳敬亭
相传，柳敬亭在云间（今上海松江）与莫后光相遇，成就了一段师徒佳话。
柳敬亭（1587-1670年）祖籍南通余西场，生于泰州。原姓曹，名永昌，字葵宇。15岁时，因为蛮横凶悍，刁钻不讲道理，触犯刑法，应当处死刑，后来由泰州府尹李三才为其开脱而流落在外，后改姓柳，逃到盱眙城里，给人们说书。当时柳敬亭说书已经小有名气，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后来柳敬亭在云间遇到莫后光说书，他被莫后光的说书境界震撼，非常钦佩莫后光说书艺术的高超，于是拜莫后光为师。莫后光对柳敬亭说：“说书虽是低微的技艺，但也必须勾画出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情态，熟悉各地方的风土人情。要像春秋时楚国优孟那样以隐言和唱歌讽谏，而后才能达到目的。”
柳敬亭回到家里，聚精会神，专心致志，用心练习，反复推求。一个月后，他前往莫后光处说书，莫后光听完后说：“你说书，能够使人欢乐喜悦，大笑不止了。”又过了一个月，莫后光对他说：“你说书，能使人感慨悲叹，痛哭流涕了。”又过了一个月，莫后光不禁赞叹地说：“你说书，还没有开口，哀伤、欢乐的感情就先表现出来了，使听众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你说书的技艺达到了精妙的程度。”于是柳敬亭就到扬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去说书，名声显扬于达官贵人之中。在豪华大厅的盛大集会之上，在悠闲亭榭的独坐之中，人们争着请柳敬亭表演他的技艺，没有不从内心感到满足，说他演得好的。
柳敬亭擅说《西汉》、《三国》、《隋唐》、《精忠传》，《水浒》最为出色。尤其景阳冈武松打虎，与《水浒》的描述大不相同。他描写刻画，细致入微，但又直截了当、干净利落，并不唠唠叨叨。他的吆喝声有如巨钟，说到关键地方，大呼叫喊，声音震得房屋像要崩塌一样。他说武松到酒店买酒，店内没有人，武松猛然一吼，店中空缸空坛都嗡嗡作响。柳敬亭在一般人不经意的情节、细微的地方着力渲染，细致到这个地步。
柳敬亭说书，要求听书人一定要不声不响地静静坐着，集中注意力听他说，他才开口；稍微看到听众附着耳朵小声讲话，听的人打哈欠伸懒腰、有疲倦的样子，他就不再说下去，所以要他说书不能勉强。每到半夜，抹干净桌子，剪好灯芯，静静地用白色杯子送茶给他，他就慢慢地说起来，声音或快或慢，或轻或重，或断或续，或高或低，说得入情入理，入筋入骨。
柳敬亭到过苏州，对苏州评弹有深远的影响，据说他死于苏州，评弹界也尊他为评弹先辈。
3.王周士
他活着的时候，大家都叫他紫瘌痢。紫瘌痢卖相不怎么样，却是清乾隆年间最著名的弹词艺人。苏州评弹发展到今天，紫瘌痢是一个重要的拐点，所以，说到苏州评弹，不能不提到紫瘌痢，他的大名叫王周士。
苏州评弹之滥觞，大概在明代的嘉靖年间。当时，以吴歌为基调的南曲开始流行。南曲在苏州开花结果，讲究声腔的一路进入贵族阶级，演化成昆曲；讲究叙事的一路进入平民阶级，成为评弹。
评弹发展到乾隆时期，又200年过去了，艺术上已相当成熟。而王周士是其中的翘楚，早已名游公卿间。乾隆皇帝下江南，要听书，找的就是王周士。据说还赏了王周士“七品顶戴”，也有说受封五品的，但此话由说书先生的嘴巴里出来，大可不必当真。但王周士“御前弹唱”当不会假，否则，他不敢把这4个字写在灯笼上，挂在门上的。
据说，王周士长得实在是不怎么样，不仅秃头，脸上还长着紫红色的瘢痕，像他这种相貌的，实在和传统印象中的清秀白面书生形象有很大差距的，无怪乎诗人赵翼曾作有《赠说书紫癞痢》一诗，诗中写道：“紫癞痢，貌何丑。尔头寡发面赤瘢，端恃滑稽一尺口。酣嬉每逐屠沽博，调笑惯侑侯王酒，妙拨鮵丝擅说书，故事荒唐出乌有。优孟能令故相生，淳于解却强兵走。有时即席嘲座客，自演俚词弹脱手……”
相貌注定了王周士不能走英俊小伙的路线，他的说唱技艺以滑稽调笑见长。《游龙传》、《玉蜻蜓》都是他的名作。
当年乾隆皇帝在京城，也大老远就听说了苏州评弹的盛名，一下江南，刚到苏州，就差使下人去找说书人，而当时在苏州，鼎鼎大名的正是王周士。
相传王周士见驾的时候，天色已晚，乾隆皇帝特别赐了他一支红烛，让他弹唱，但王周士只是默默地站着，乾隆大惑不解，问其故，王周士说，我从事的虽然是地位卑贱的行业，但是我们的习惯是坐演唱的，而且还要弹奏乐器，站跪都很难进行。乾隆听了，就赐给他一个蒲团，王周士这才坐下来弹唱。
他唱的是《游龙传》中描写正德皇帝微服出行，在妓院得遇名妓“佛动心”一节。乾隆以为他可能以此借喻讽刺，很不高兴，想若是出言冒犯，立即兴问罪之师。然而，王周士惯走江湖，阅历丰富，这次更是鉴貌辨色，小心应对。唱到正德皇帝与“佛动心”调情苟且的情节时，只用“双双携手入鸾衾，一宿无话到天明”两句交代过去，落回下场。乾隆不仅扳不到什么错头，而且觉得这种民间说唱颇有趣味，一时兴来，就赐王周士七品冠带，令他随驾北去。
苏州评弹经过这次“御前供奉”，身价百倍，从学者蜂拥而至，那个赐坐的蒲团也从此为评弹艺人所沿用，美其名曰“君垫”。
不过，王周士在京城待了没多久就告假回乡。告假还乡后，王周士命人在大门口的灯笼上书写“御前弹唱”，以表明身价，提高地位。
本来，评弹是个被人看不起的行业，连丐帮（苏州方言“叫花甲头”）都可以欺负、索要过节费的。现在有了皇家这张招牌，说书先生的身份一跃而千丈，连苏州的三大宪衙门都对其刮目相看了。苏州评弹界出现第一个拐点，拐进了文人圈，而且一步登天，成了内廷供奉、文化侍从，为皇帝解闷的了。
乾隆四十一年，王周士在宫巷第一天门创立了全国曲艺界第一家行业协会“光裕公所”。应该说，乾隆时代的“公所”或是“会馆”，都是中国农村的祠堂在城市的一种变体，为失去宗法联系的城市移民找到一个可以支撑公理的地方。“光裕公所”倡导的，就是同道礼让、同行相济，保护苏州评弹艺人的生活生计。以后，又开办裕才学校，艺人子弟免费入学；年终了，举行会书，既交流了书艺，又为“光裕公所”提供了经费。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光裕公所”的运作，苏州评弹还会出现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繁华景象吗？甚至，苏州评弹还姓“苏”吗？所以说，苏州评弹界的第二个拐点应该定在“光裕公所”，它的功臣依然是王周士。
说到光裕社，还有一段趣闻。《玉蜻蜓》这部书影射的是苏州的状元宰相申时行。从清嘉庆十四年到民国二十年的100多年间，由于受到申家后人的抗诉，《玉蜻蜓》曾五次禁演，但弹词艺人有了光裕社，出面与苏州府交涉，最后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城内禁演，城外不论，事在光绪年间。这也是苏州地方史上的一段佳话。而《玉蜻蜓》恰恰又是王周士的两部挂牌书之一。
王周士不光书说得好，还把他在书坛上的经验体会总结成《书品》与《书忌》，他提出的“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放而不宽，收而不短”（《书品》）与“乐而不欢，哀而不怨；哭而不惨，苦而不酸”（《书忌》）的说唱理论，已成为我国曲艺界非常经典的说唱表演法典。
《书品》
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放而不宽，收而不短；冷而不颤，热而不汗；高而不喧，低而不闪；明而不暗，哑而不干；急而不湍，新而不窜；闻而不倦，贫而不谄。
《书忌》
乐而不欢，哀而不怨；哭而不惨，苦而不酸；接而不贯，板而不换；指而不看，望而不远；评而不判，羞而不敢；学而不愿，束而不展；坐而不安，惜而不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