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狼”就成了我们对罗秀英的尊称。根成妈（张志德婆姨）、来成妈（张志平婆姨）、二老汉婆姨、高凤祥婆姨、生牛妈（张志宽婆姨），张庭水婆姨、高凤财婆姨、刘锁妈（高凤林婆姨），一身传统的陕北婆姨装束，或黑或蓝的粗布裤褂，一抹头发服服帖帖地趴在额前，发梢梳向脑后和其余头发绾一发髻，丝丝不乱。她们没有因为塬上缺水而让自己邋遢，仍能把家人的粗布裤褂洗得干干净净，窑里窑外拾掇得井井有条，用自己的一双巧手纳出了好看的鞋垫，缝制出男人穿的像软靴一样的布袜子，腌制清脆爽口的酸菜，来年开春把没吃完的酸菜晒干，吃时在锅里蒸或是用开水泡一下，其味道完全可以和南方的梅干菜媲美。婆姨们的能干堪称一绝。
我们的到来，使她们原本善良的心地更加软弱，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北京娃哈不嘚嘚的，来这嗒受苦哩”。1969年的春节是我们远离父母的第一个春节，年三十，大婶给我们炸河南老家的油馍坨坨，形状类似扁些的窝头，口感像北京的油饼，我们几个有的坐，有的跪在炕头，有的站在大婶身旁看着，其情形就像是母亲在给儿女们做好吃的呢。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家家户户陆续给我们送来了细软香甜的米黄，酸甜适口的稠酒，扁食（饺子）、花馍馍还有各种果子吃食。村干部你来他往地嘘寒问暖，乡亲们的热情冲淡了我们对北京家乡的思念，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丰收在即。1969年夏摄于皮头村谷地。左起：李永桂、顾郎平、周平、沈明、高桦。
我们插队时穿的都是塑料底鞋，怕滑，在陡峭的山路行走、干活不方便，而且很危险，婆姨们主动帮我们打袼褙，教我们做鞋，宽大的布鞋穿在脚上十分随意，灌进去土像男社员一样，前脚掌往上一翘，鞋子即离开脚心脚跟，和前脚掌成为直线，把鞋后帮往地上一磕，土就全倒出来了。这个动作我一直保留着，只要是穿船形鞋，一旦鞋里进去沙粒或小石子就是这个动作，因为不用弯腰。我美称其为“插队动作”。
原始与文明
原生态的岭上村既有原始的痕迹，又有文明的气息。不知情者很难把这两者联系到一起，然而这确是事实。
使用连枷。连枷是一种农具，由一个长柄和一块长约70厘米，宽约30厘米的藤条编成的木排组成，用来拍打谷物脱粒。知青进村时经过场院，场院地上有一小片没脱净粒的玉米棒子，上面撂放着一个连枷。我一眼瞥去，惊呆了，怎么和我在书中见到的插图场景一样，只是少了一位古装人举着。
我问一旁的老乡：“现在还用这种农具？”老乡说：“就这一点儿，天冻哩，敲敲对了。”我在东北平原农村生活过九年，到北京后，上学期间也不止一次到农村劳动，只有到了岭上才见到了原始实物——连枷。无从考证连枷的使用年代，只觉得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用火镰取火。村里上了点年纪的吸烟男人，裤腰上都爱别着个烟锅子、装旱烟的袋子和火镰。干活歇歇或是太阳好的时候，地畔、墙根下……经常看见几个老汉圪蹴在一起，谝着闲传，从腰上拿下烟锅子，伸进袋子装上旱烟，拿出火镰，在火石上蹭蹭打燃火绒，摁在烟锅子上，咝咝地狠嘬几口，再和身边人的烟锅子对上，一根又一根的烟袋锅子就这样吸着了。吸着，谝着，很是惬意。
拿粪施肥。用羊毛编成的约3厘米宽的带子兜住一个长约70厘米、宽30厘米、深不足30厘米用荆条编制成的粪笸箩两端，播种时用手把笸箩搂满粪肥，挂在脖子上，左右手随着脚步，跟着牛犁，往犁出的垄沟里，按作物的间距一把一把扔下去；婆姨们紧跟着往肥上点播种子，踩上一脚踏实，后面的牛犁将土翻起覆盖，最后耱平保墒。种小麦是把麦种均匀地搅拌在粪里，经拿粪一次性点播。
撒种。一般糜子、荞麦、豆子等小杂粮都种在坡地。一次队长吆喝“走了走了”的同时还呐喊了一声“扞（拿）上老镢”。社员们跟着队长到了一块沟弯坡地，他打开带来的小布袋说趁墒还棒尖（好），在这嗒撒些糜子。说罢，左手拿布袋，右手在布袋里抓一把糜子，从怀里向外撒出去，形成一个大大的扇面，均匀地落在地上，队长走着撒着，社员们横排在队长身后搂土覆盖，从坡地下沿呈S形上行至种完。古朴的场景很是好看。坡地一般都是这种播种，期间很少管理，直到收获。遇上风调雨顺还能有收成，如是干旱无雨，收回籽种就不错，甚至撂荒。
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除了原始、落后，还让我看到了文明的一面。在村里，我们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跑到哪嗒游玩去了？怎么呐喊你也不答应！”问什么事情不知道说“不解（读懈音）”；说某某“木讷太太哩”，意为干活慢，不利索；某某生病了说“某某难过哩”；“某某憨（傻）的太”；某某“可是恓惶（可怜）”；把干活无精打采、吊儿郎当称为“稀松”；把说一声叫“言传”，如我们到村后供应粮不够吃，队长对我们说“粮吃没了言传，咱（音咋）库里有，先吃着”等等。这些古朴的字、词出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口里，而且运用自如，真让我惊诧不已，难不成这就是黄土地的母语？
是黄土地家园文化使然？
老犍牛、灰耳朵，还有那可爱的小松鼠
老犍牛是一头成年牛，脾气温和，壮实的身躯，棕红的毛色，脸的正中间从上到下有一道白，大大的眼睛总是专注地盯着它的目标。记得一次耤（耕）麦地，天刚亮，我耤到地牮根底，犁被树的须根绊住，犁把一下从我手里脱了出去，靠在地牮上。我伸手一抓，碰到的不是犁把，而是凉凉的软体，我一边大叫着蛇，一边后退，老犍牛拖着犁还继续忽忽地往前走，队长赶快问咬着没，我说没有。队长立刻追上老犍牛拽住，我知道犁碰到牛腿的后果，赶快跑到老犍牛身边，抚摸着它潮热的脊背，老犍牛回过头，一双大眼睛默默地看着我，还是那么友善，那么平静，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特别是我们刚开始耱坡地，它稳稳地拉着耱，我们却很难使两腿在斜坡的耱上前后上下自如地用劲，由于站不稳，一会儿被晃下来，老犍牛往前冲一下，再上去，老犍牛又被抻一下，但它不恼不怒，依然稳稳地往前走，使我们很快掌握了耱坡地的技巧。老犍牛在我们学耤、耱地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我们忠实的劳动伙伴。
灰耳朵是一头驴的名字，脖子脊背灰棕毛色，肚皮灰白色，唯独两只耳朵是纯灰色，个头不高，很乖，每次驮水，思家总是把灰耳朵派给我们。下井沟的路上它很少左顾右盼，这里啃啃，那里舔舔。下到沟底，它好像知道我要洗脸，开始这瞧瞧，那看看的散步。我快速地用桶灌点水，往手上一倒，在脸上抹两把后再把桶灌满，灰耳朵溜达一会儿就站在泉眼池边的石阶下，我把它拉正，而后站在石阶上，把两只木桶往桶架上搭，这时的灰耳朵总是四蹄撑开，稳稳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让我顺利地搭上木桶，固定好桶后，我“嘚”的一声吆喝，它自己就顺着井坡往回走。灰耳朵熟门熟道地走到我们窑前，待我卸下水桶和桶架后，慢步回到驴圈，似乎还想在外面溜达溜达，再打几个滚。时间长了，灰耳朵自然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员。
小松鼠（当地叫毛圪狸）。一天，轮到我看果园，拿了本书，在上下园子转了一圈，没情况，便坐在一棵老梨树下看书。果园非常安静，只有微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和熟透的果子落地声。忽然听到有很轻的尖爪抓树的声音，抬头一看，一只小松鼠正在我眼前的沙果（当地叫梨筋）树上往下爬呢，在距地面不太高的时候，一下跳了下来，冲向一个红红的落地沙果，两只前爪按住沙果就啃，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很快，半个沙果没了。正在我专注地看着它的时候，又有一个果子落地，吓得小松鼠噌地一下跑了，没跑多远又停了下来，两只圆圆的小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们对视了一会儿，它又向沙果冲了两步，这时书从我的手里掉到地上，吓的小松鼠掉头就跑，这次跑远了。我心说，果园里到处都有落果，干吗非盯上这个，担惊受怕的吃不踏实，你就是吃树上的果子我也没办法，我看的又不是你。
黄土高原上这种小松鼠很多，棕色皮毛、背上纵向有三道黑或三组黑白条纹，只是尾巴不够蓬松，不够长，机灵，顽皮，很是可爱。
岭上的春天
我很喜欢岭上的春天，她给我留下黄土地上最美的记忆。惊蛰到了，万物复苏，厚重的黄土地那泥土的气息在升腾。渐渐地，杏花开了，白色、粉红色，点缀在村前村后，十分亮眼。继而果园里的梨花开了，成片的白色花朵被嫩嫩的绿叶托着，清馨淡雅；苹果花雪白带着红晕，娇嫩妩媚，其他如核桃、葡萄、沙果等果木也都长出了绿叶，一派生机。
一年之计在于春，乡亲们开始准备春播了，生产队的库房就与我们住的窑隔个饲养室，队长和几个认真负责又有点技术的社员进进出出，拾掇犁铧耧耱，检查籽种肥料；社员大会上安排作物种植地块、头牯的添草加料，人员的活路安排，一切按部就班，准备就绪。春播开始，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送粪的，撒粪的，拿粪的，耤地的、摇耧的、点籽的，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活路。这个时候的“铁疙瘩”自然是干着耤地或摇耧的技术活，他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小曲，拦羊的嗓音今天在山谷回荡，明天在塬上萦绕。我也想喊两嗓子，只是粪笸箩压在胸前有点喘不过气，只能享受着“铁疙瘩”的好声音。紧张的春播结束了，大家祈盼着风调雨顺，祈盼着新一年的好收成。那种期盼，既有担忧，又有喜悦。
青春在岭上
五个花季女生离开学校、离开父母，在岭上村开始步入社会，直接面对的是生活的艰苦、筋骨的历练。
记得我们从县城到公社的那天，公社干部在宣布知青分队名单的时候，极力说服我们要安排男生，一再强调折柴、驮水女娃干不了。然而我们坚持多一个男的不要，少一个女的不行。公社干部拗不过我们，只得让我们五个女生去了岭上。
果不其然，进村我们安顿好后，因冬季没什么农活可干，就和队长说要1970年秋，皮头大队全体知青和北京干部在皮头村口合影。前排左起：顾郎平、周平、沈明、高桦、李永桂；后排左起：徐红、张尔俊、钟远涵（北京干部）、高惠棣、张晓荷、董燕湘。
打柴去。队长给我们找了几把小镢，为安全起见，派赵牛、牛麦子带我们去，待我们走的时候，后边又跟着建设、根成、爬绳子几个娃娃。一帮人从塬上下到沟底，走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家家户户窑前那一垛垛黑乎乎的灌木柴。
寂静的沟底，只有我们的说话声和山鸡、乌鸦的叫声，静得让人发毛。太阳偏西，我们决定回去，几个人打的柴加起来也就一掐，都是些干蒿草、细荆条。几个娃娃笑着看北京娃的洋相，可不是吗，哪有折柴拿行李绳捆的，穿着塑料底的棉鞋，一走一出溜。我想这次队长并非真心让我们折柴，只是看看情况。之后，队里给我们买了五把小镢，派赵牛、刘锁、生牛壮小伙子轮流带着我们到有灌木的地方，渐渐的我们知道了折柴的路数。只是没多久折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柴垛还没影，只能靠乡亲们今天这家送一捆，几天后那家送一捆。凑巧的是夏季一场大雨，一个炸雷把老池边上一棵两搂粗的老槐树劈成两半，队里把老槐树的枝枝杈杈都给了我们当柴烧。直到秋收后，又开始折柴了，我们经过近一年的劳动锻炼，身子骨硬实了很多，很快，我们就能独立折柴了，70来斤重的柴梱自捆、自背，完全没问题。
但有一次有惊无险的折柴让我想起来就后怕。那是我们背着柴过山鸡坪崾崄回村，风很大，都走过崾崄了，又一阵大风吹过来，徐红被背上的柴梱带倒了，顺着山坡滚了下去，霎时不见了人影。我们跑过去往下一看，徐红掉下去被从崖壁斜着长出来的一棵碗口粗的树给挡住了，柴捆已掉到了崖下面的坡地上，好险。董燕湘马上跑回队叫社员，沈明、晓荷和我从崾崄的另一头绕道，踩着羊在崖壁上踩出的宽约20厘米并向下倾斜的羊踪小道、手攀着崖壁，往前蹭着走了五六米到了坡地，往身后一看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万一我们仨谁一失足掉下去，必死无疑，又是一险。我们仨从坡地走到徐红掉下去的地方，一看上也上不去，够也够不着，正在我们着急的时候，刘锁和三四个社员跟着董燕湘赶来了，他们用绳索把徐红拽了上去，我们仨也原路返回，总算安全地回村了。惊吓一场后，我们吸取教训，注意了自我保护，每年冬季也都能折上大大的一垛柴，然后才回家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