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派通讯员去找。一会儿小学生们在老师和校长的带领下排着队来了。在院里停下后，校长又让点人数。李书记彻底急了，大叫：还不快让孩子们进屋，冻坏了孩子你不心痛！公社的干部们七手八脚把几十个孩子拉到各个屋子里，烤火喝开水。校长还想向李书记解释，李书记大声说：那么冷的天，你还让孩子们在院子里冻着，你的孩子你不心痛？我站在一旁，看到这件事的过程十分感动。在李书记这位年逾半百的老干部心里，人民群众的冷暖病痛，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因此才会有这种真挚的“阶级感情”流露。以后的岁月里，在工作中我时常想起这件事情来，总是忘不了李书记那种对人民群众充满热爱的感情和心态，鞭策自己也要这样做人行事。
在基层工作，接触的社会黑暗面会比机关里多，更是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的知青基本没有见到过的。其实知道了这些黑暗的东西，更激发了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去为社会做一些积极的工作，用自己个人所能发出的那一点生命的光亮去为这个社会增加一点光明。我到公社半年后的一天，公社副书记赵根保让我到D大队去处理一桩怪事，告诉我直接去找大队书记商量解决办法。
我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了英旺川南塬上的大队，找到大队程支书，他告诉我这件事的由来。这村里有一位妇女，60年代初老家河南遭了洪灾，两口子带着孩子外出逃荒。逃荒的半路上这位妇女和家人走散了，一个妇女既不识字又没有钱，随着逃荒的人流只身来到陕北，流落到宜川县，被当地政府安置到村。在不知家人是否还活着的情况下，为了生活她又在当地再次结婚，并且有了孩子。在这个新家刚刚安定下来没几年，问题就出现了。这位妇女的前夫逃荒回到老家几年后，听从陕北回老家的乡亲说在宜川见过他老婆，就凑了些钱到宜川来寻找这位妇女。两口子见面痛哭一场。但是马上问题就来了，这位妇女怎么办？一妻二夫这是法律不允许的。两位丈夫谁也不肯让，大队只好让他们去法院解决。法院的判决是：由于天灾属于不可抗力，两桩婚姻都是特殊情况的产物，都应该认定为合法婚姻。应该由这位妇女自己决定和哪位丈夫保持婚姻关系。大概由于思念家乡和孩子，这位妇女选择了和前夫回河南老家，这样的两难选择确实是个很残酷的事情。回到河南老家后，几年间仍是天灾不断，生活依然很艰难。这位妇女又日夜思念留在陕西的另一个孩子，就这样又一次从河南老家跑到宜川，看望自己的亲生骨肉。这一去就是几个月，男人在老家不放心了，又一次跑到宜川来寻找老婆。
这样一妻二夫的情况又一次出现了。因此大队支书请求公社派个人来协助工作。听了这位妇女的情况，我和大队支书一样，对她的遭遇很同情，但是法律是不能违反的。我们商量了半天认为还是找到当事人谈谈，劝他们还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办。虽是这样说，劝说的过程却是十分费力的。整整一天的苦口婆心的劝说、动员，到傍晚那位妇女才答应第二天随丈夫回河南老家。看着她凄惨地哭着，我和支书走出来的时候，支书叹了口气说：“她还会回来的，孩子这么小怎么扔得下呢！”听了这句话，我沉默了。忽然想起哪本古典小说上的话，“非人之过，天意也”。人的力量与大自然相比实在是太渺小了。在国家贫困、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拿不出力量去解救天灾之中受苦受难的人民，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就是这样，如同小草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自生自灭。在今天国力比过去强盛的情况下，这种人间惨剧应该会出现得更少些吧！
在公社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赵根保，李秀龙副书记，文书高升、李万川，武装干事王国林，妇女干部刘芳艳等等，还有几位年龄比我大的老同志对我帮助都很大，他们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领路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确实深入人心。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大搞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当然现在看来，这种建设还是存在前期规划不足，急于求成，不注意生态保护和一些地方干部工作作风生硬、损害群众利益等情况。但是千百万农民流血流汗拼命干，也建成了一大批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和基本农田，直到今天这些基础工程还在各地的民生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作用。40年后我们一起插队的同学相约回宜川看看，我们在英旺乡看到70年代修建的刘庄水库正在铺设输水管道，准备给县城日益增多的人口供水。我曾在刘庄村蹲点半年多，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修建这座水库动员了全县上千个民工，占用了刘庄村百十亩川地，这样的投入竟在今天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看到这些，我总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当年在凛冽的寒风中，抡着大镐推着平板车平整土地和修水库的老乡们，现在这些人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老了，他们的后人们还记得他们吗？
今天的农村已经今非昔比，后人在过着好日子的时候，还应该记得老一辈的创业精神，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好。
其实中国的农民是最能吃苦、最肯于奉献的。我时常为自己遇到的一些人和事所感动。有一年冬天，我去一个大队，看到在场上干活儿的人群里有一位妇女，居然没穿棉袄，披着一条羊毛口袋在外面干活。我问队长怎么回事，队长说这家人是今年刚从灾区到村里安家的，家里困难，那条羊毛口袋还是队长看她冻得恓惶刚拿给她的。中午我到这家人家里去看看，这位妇女讲了她家的情况。他们的老家连年遭灾，全年一口人只分了几十斤高粱，孩子吃糠吃得拉不出屎来，当妈的用手抠，抠得孩子肛门都流血了。没办法全家五口人逃荒到这里安了家，队里给了800斤玉米，总算能吃上一口饭了，还没钱买衣服。她说明年就好了，有收入就好了。她又说自己的儿子在部队上，知道家里安顿好了也安心了。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马上站起来回公社去了。到公社找到武装部长反映了这家老乡的情况，他一听也很同情，说人家娃在部队上服役，不能让军人的家属受这么大的困难。因为是刚安家到本地的，情况不了解，就和我一起到这个村找到这家人问清了情况，后来给他家补助了几十元钱。事情办完了，自己才觉得心安了一些。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些经常被领袖们教导的道理，在这里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正是由于英旺的老乡来自五湖四海，这里就成了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你在这里不经意就会遇到一位堪称英雄的人。我曾在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难忘你，鲜血染过的黄土地》，回忆起在当地遇到过一位老红军的故事。其实还有几位在这个穷乡僻壤生活着的老英雄，也完全值得我们当今的人去敬仰、去怀念。有个姓张的生产队长，一次大队开会时被参加会的人要求表演刺杀，只见这位当时50多岁的老人操起民兵连配发的三八枪，像模像样地来了一通刺杀，声称这是当年日本教官教的。我很奇怪，就问他是在哪里跟日本教官学的，他回答得很干脆：“三五九旅！”后来我和他接触多了，了解到事情的原委。这位老张是个河南人，18岁时八路军路过他老家，刚结婚三天的老张就参军去打日本了。
在1938年的时候，日寇的进攻很猖狂，战斗异常艰苦，人员损耗非常大，老张说他到部队一个星期后就成了老兵。后来党中央为了保卫延安的安全，把这支部队调到了延安，驻扎在南泥湾，这就是那支闻名中外的劲旅——三五九旅。老张在三五九旅当了副排长，生产训练处处领先。宜川战役他也参加过。
他说他那个连担任攻城的任务。瓦子街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即西北野战军）开始攻宜川城，他所在的连攻七郎山，冲锋了八次才拿下山头。战斗结束时连连长在内全连只剩了12个人。说起这些战争的事，老张总是说自己命大，受了不少次伤却没有一次要了命。后来老张在部队南下到河南作战时受了重伤，一条腿有了残疾，部队在战争状态下无法携带伤员行军，就让他回到家乡养伤。老张回到阔别十年的老家，结婚仅三天就分别的老伴竟然还等着他。
由于家乡还是游击区，在家里养伤随时会遇到危险，老伴就把他送到离村很远的亲戚家养伤。离开部队时发的身份证明就留在家里。环境紧张时老伴怕被敌人搜去，就把文件销毁了。以后老张就一直在农村种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老家遭了洪灾，他才随着逃荒的难民被政府安置在宜川。新中国成立后老张也曾多次想找到自己所在的部队，但由于变化太大，本人又基本不识字，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他的军人身份就没有得到恢复。几十年来他就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在这个小山村生活，而且毫无怨言。面对这样一个老革命，我心里除了尊重就是敬佩。像老张这样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在当地不止一个，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一个个写下来。战争年代有多少这样默默无闻的战士在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奋斗，他们的丰功伟绩后人不能忘记。
农村的教育状况，我在插队时就有体会。村办的小学，设备十分简陋。
一间教室，一个老师，一块黑板，几张破旧的桌椅，十几个大小不等的学生。
那时的老师在今天可以称为“全科”教师，小学一到六年级的所有课程全部一个人教，复式教学就是轮流给各年级的孩子讲课，一个年级上课，其他年级就写作业。老师很辛苦，国家一个月发几块钱的补贴，剩下的由生产队负担。自己做饭、驮水，还要管孩子们的喝水。那时认为县中学条件一定好些。
到了宜川中学我才知道这所1941年建立起来的，有着刻着“陕西省立宜川中学”石砌大门的中学，和我读过书的北京人大附中简直没法比。学校的建筑已经使用多年，因投入不足，显得有些破旧。尽管简陋，但是还是比县里其他的学校好得多，有人开玩笑说这里是“宜川的最高学府”。我在宜川中学工作的两年多，最让我感动的是这里教师的敬业和学生的刻苦精神。陕北地区的文化建设比起关中一带条件好的地区还是落后许多的，学校里在教学岗位上的教师中关中人占了大半。有些人50年代大学毕业来到宜川中学，一直干到退休，白发苍苍了还站在讲台上。这些人基本上是两地分居，除寒暑假外见不到老婆孩子的面，每日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没有上下班，特别是那些担任了班主任工作的老师更是辛苦。
宜中的教学水平在延安地区是上乘的，就是到了新世纪，宜中在延安市各县仍然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成绩和这些老师们的优秀的教学水平、对学生的责任心，以及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我印象深刻的如许超荣、苏文华、毋现祥、丁老师（名字记不清了，曾任教导主任）、王明录、冯老师（教数学的老师）、李建敏（后调教育局任副局长）、张老师（教高中物理的老师）、王守文、郭剑如、郭民屏、闵丽丽、吴宁、张思福、沈根录、聂进善、薛老师（总务组长）、闫志彬（工宣队长，校党支部书记）、宁吉祥（宜中校长，支部书记，后任县文教局长）等等，年代久远了，有的人还记得长相，却记不得名字了。这些人的敬业、谦逊、忠于事业的精神，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受益匪浅。在宜川中学的两年工作经历，也使我看到农村培养一个学生多么不容易。
农民们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自己挣来的一点血汗钱交到学校，期望自己的努力能给孩子带来比他们更好的生活。很多学生家住在离县城百余里的山村，可能全村好多年才会有一个孩子考上县中学读高中。能考上宜川中学就像今天高考时考上了重点大学那样难。家里供这样一名高中生，一年大约需要几百元。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几百元是一笔巨款。农村的很多孩子也非常懂事，回一趟家要背回一大包馍，基本上不是白面的，大多是玉米面馍，放在宿舍慢慢吃。中午开饭时你会看见开水房前簇拥着一堆端着饭碗的学生，他们那是用开水把从家里带来的黄馍泡热充饥，基本没有菜，有时蘸辣椒水吃饭。这样做就是为了尽量少去食堂买饭，为家里减轻负担。因为衣服单薄，天冷的时候，孩子们手脚长冻疮的很多。还有的孩子星期日不回家，在县城找点活儿干，给自己挣学费。就是这样的条件，宜中毕业的学生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人才，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干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我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我也经常给她讲起这些见闻，让她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2013年8月我和同学们一起回到宜川，还专门到宜中门口去照了一张相，真是今非昔比，宜中的变化折射出国家这些年的巨大进步。在宜川，农民们以农为本，读书金贵的观念在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就是在70年代，师道尊严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时候，其实在农民群众那里，教师仍然是个令人尊重的职业。我调到宜川中学工作时，一些在农村与我比较熟悉的老乡会在到县城办事时找到我，托付一些事，请我关照他们在宜中读书的孩子，用的语言就是那一套老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还有那种：“孩子不听话，不好好学习，该打你就打，该骂你就骂。”之类的话。走出宜中后，下乡工作时，经常会碰到在宜中上过学的孩子，时常有学生来叫我去家里见家长和吃饭，家长们总是说：“我娃在你跟前念过书，谢还谢不过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