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石油工业起步于1958年。当年石油部在清河镇建设一座煤炼油示范厂，对外称六二一厂，主要生产柴油；1982年石油部在六二一厂基础上成立长城高级润滑油公司。大庆油田开发成功后，北京开始建设石油化工基地。
一、我国甩掉了贫油帽子
新中国成立时，石油产品奇缺，石油化工也很落后。外国专家断言：中国是个贫油国，摆脱不了对洋油的依赖。
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石油工业的发展。以李四光为代表的老一辈地质学家，从我国的地质特征出发，大胆冲破学术禁区，形成了陆相生油理论，为祖国的石油开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康世恩和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部门领导人和石油战线的广大干部、工人，发扬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为石油开采和石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是建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夕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玉门油矿。1955年，经过广大石油工人艰苦奋斗，在克拉玛依发现了大油田，实现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个突破。1959年9月26日，又传来振奋人心的捷报，东北“松基三井”喷出滚滚原油，这喜讯的到来正临近祖国十年大庆，于是有关部门就把它命名为大庆油田。大庆油田年产原油达5000万吨，一举打破了中国贫油的论调。1963年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国已经实现石油基本自给。以后我国又先后开发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江汉油田、辽河油田、长庆油田、河南油田、华北油田、中原油田等，使我国原油年产量突破1亿吨。
二、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基地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粮食、纱布、煤炭与石油，被称为“二白一黑”。中央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方针，把石油和石油化工作为赶超型工业的战略重点产业。
北京石化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石油勘探与开发。大庆油田开发成功后，为了保证首都用油，中央决定在北京附近建一座年加工原油能力不超过100万吨的燃料型炼油厂，这种高度自动化的炼油厂不仅能基本解决北京地区的用油问题，还可以供国际友人参观。根据“靠山、分散、隐蔽”，“进山、入洞”，“少占或不占耕地”的原则，决定将厂址定在房山县周口店镇坟山村的一个狭长的山坳里。因该厂建在北京，石油部将其定名为“北京东方红炼油厂”。
（一）严格选址
建设北京东方红炼油厂（以下简称“东炼”）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和重点工程。当国家石油工业的勘探开发取得巨大成果之后，在北京建设炼油厂，以满足首都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人们生活用油之需，实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东炼”在选址上有两个首要条件，一是要符合备战的原则，二是要符合勤俭节约的原则。从1965年5月开始，石油部副部长张定一、北京市化工局局长赵庆和、石油部北京设计院党委书记刘东明等领导，带领石油部北京设计院、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化工局和北京市地质局等单位人员组成的选址小组，先后到平谷县、密云县、房山县、大兴县的70余处山区、平原进行勘踏考察。考察之前，他们分头做足了功课，包括查阅地理资料和当地县志，走访当地知情人，和当地干部座谈等，力求做到胸中有数。那时，我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正处于恢复、发展阶段，交通工具非常紧缺，燃料油也很紧张，选址人员经常挤公交、乘长途车、骑自行车赶到现场，徒步勘察，跋山涉水，还时常顶风冒雨，十分辛苦，又受到“文革”的影响，仅选址一项前后就用去两年多时间。
最初，选址小组考察后认为，大兴县凤和营地区适合建设炼油厂。不是因为这里刚刚打出几口低产油井，而是考虑在这里建厂投资省、建设快，也便于外宾参观。他们还根据北京市地质局提供的地质资料，建议将炼油厂的成品油罐区建在花岗岩成形较好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坟山大队栗园村。这个方案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在1966年春天进行了地质勘探和打桩试验。但在工程设计阶段，“文革”开始了，有人提出这里地处平原，违背“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反对在此建厂。这个反对意见涉及原则问题，非同小可，决策者们只好否决了既定方案，指示选址小组重新选址，并给选址小组定下了几条标准：第一，突出备战，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第二，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第三，要工农结合，尽量少占农田、果林，以利农业生产。同时提出拟建的燃料型炼油厂，要符合以下要求：年处理原油能力250万吨，每小时用水1000吨左右，每小时排水500吨左右，每小时用电2.7万千瓦左右。
根据以上标准，选址人员又来到密云县京承铁路沿线勘探了清水河流域、王各庄北山地区、梨花顶山区、墙子路东北地区和洪门川流域等32个地点。他们每到一处，除现场踏勘地形地貌、沟壑水源、山情石质及周围环境等情况外，还广泛和当地干部、群众座谈。踏勘小组每到一处，都会引来众多农民围观，农民们七嘴八舌地宣传本地的优势，迫切希望能在他们门口建设大工厂、大矿山。选址小组为了能够掌握更多的一手材料，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房山县拒马河畔安营扎寨，和在密云县选址时一样认真而又务实。他们仔细踏勘拒马河流域的五合村、马鞍村、东天峪、王老铺等22个地点，对那里的一山一岭、一沟一壑都摸得一清二楚。但他们还不满足，又在房山县周口店附近的栗园地区反复踏勘，认为从油品流向、铁路运输条件、供水条件，特别从战略上看，房山县优于密云县。于是，选址小组建议在房山县建设炼油厂，并通过对比拿出了两套方案提供给决策者。其一，选择拒马河流域进山型方案。将炼油厂建在山沟里，具有“看得见，炸不着，打不烂，炸不垮”的优越。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即山沟窄，又处于深山密林，不仅施工场地狭小，石方量很大，而且拒马河在雨季时需修若干大桥才能通行，材料设备运输困难。其二，选择大石河流域靠山型方案。将炼油厂建在房山县东部边缘背靠大山处，面向丘陵，厂区设在长不到1.5公里、宽仅0.5公里的山沟里，周围有马蹄形的群山环抱，具有较好的“靠山、分散、隐蔽”的条件。另外，施工条件也比较好。
经过分析对比，联合选址工作组提出建议：炼油厂既不是国宝，又不是国防尖端，不一定要进山入洞。特别是炼油厂设备高大，占地面积大，运输量大，生产工艺本身的防火、防爆、防噪声等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搞“进山”“入洞”或“一线天”式的厂址实有困难。从实际出发，建议将炼油厂建在大石河畔的坟山村栗园地区。这里既可突出战备要求，又可遵循“多、快、好、省”的建设原则。后来，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国家建委、北京市计委、北京市建委及各有关部门再次实地勘踏、航测、商讨，最终同意联合选址工作组的意见，将炼油厂建在坟山村栗园地区。“东炼”基地的选择，历经千辛万苦，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趣谈。
（二）顺利拆迁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选择的这块建设炼油厂的风水宝地，开始面临搬迁的难题。那时搬迁工作虽然没有现在这样艰难，但是“故土难离”这个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风俗，也让筹建人员为难了好一阵子。
坟山村栗园地区原是一片荒凉贫瘠、人迹罕至的山区。据《燕山石化志》记载，“这片古老的山岭，原是峰峦叠嶂，林木葱郁，流泉幽咽，景色秀丽之地，八百年前被金朝海陵王选为‘万年吉地’，成为金朝帝王陵园之一。陵区内，还有诸多寺庙，不少地方是当时的胜景，如‘房山八景’之一的白水寺，‘燕南八景’和‘京西八景’之一的道陵（金章宗皇帝亲自主持建筑的陵墓）。但随着历史变迁，沧桑巨变，峰险林密、雄峻秀丽的陵区，变成了荒山秃岭的穷乡僻壤，地表水几乎干枯，大石河在枯水季节的最小流量每秒仅0.4立方米，地下水位较低，动储量仅为每秒2.79立方米。缺水严重，加之土地贫瘠，庄稼十年九不收。”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山林、果木和土地。尽管这里灾害不断，但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开垦荒地，开山打石，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自从确定在坟山村建设北京市最大的炼油厂基地以后，这里的农民开始留恋祖祖辈辈曾在这里生存的风水宝地了。筹建小组和当地政府领导开始用“毛毛雨”形式试探性地做些工作，想不到村民们非常通情达理，一致同意服从国家需要，放弃这里的山水美景，愿意以最大的牺牲让出土地、山林、净水。他们以大局为重，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把要征的土地全部让了出来，并把家搬迁到指定地点。既没有在搬迁费上斤斤计较，也没有对新居所横挑鼻子竖挑眼，所以征地工作顺利进行。第一批征地范围包括：周口店仓库用地征用了河滩地8万平方米；周口店经长沟峪、西庄到坟山5.7公里公路用地8．6万平方米，其中耕地3.9万平方米；一期工程生产装置、辅助工程及施工用地110万平方米，其中耕地20万平方米；试验厂房征地3000平方米。以后又陆续征用了栗园地区大部分土地，其中可耕地面积94万平方米。要知道，当时是无偿拆迁，而且根据需要分批进行。首批拆迁的是催化裂化装置和原油罐区用地，坟山大队三队共有38户村民，需要由厂区迁至厂外。拆迁原则是原拆原建，不付拆迁费，只付给坟山大队每平方米20元建筑费。征地、拆迁共付果树、青苗赔偿费63万元。坟山大队撤销时，其中48万元上缴房山县财政，8万元转入“东炼”，6万元转入胜利炼油厂，村民1分未取。当时拆迁之顺利，是目前拆迁工作无法比拟的。
（三）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建设大军
1967年3月，正是春寒料峭、寒风未退之时。在“东炼”建设工地东面的山沟里，转眼间冒出一排高不足2米，长和宽只有6米和4米的小木板房，这就是建设“东炼”的指挥部。紧随其后而起的是100多栋简易篱笆房，也就是冬不暖、夏不凉、四面透风的窝棚。这些窝棚是建设大军的先遣部队——筹建处和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进驻后搭建的工人宿舍。
1967年4月22日，石油部决定将“东炼”的筹建、施工及投产前的准备工作委托给兰州炼油厂全面负责。
1967年5月3日，在兰州炼油厂副厂长葛立兴带领下，由石油部机关、北京石油设计院和兰州炼油厂等单位30余人组成的小分队正式进点工作。同年5月下旬，北京市市政公司、六建公司等建筑队伍陆续在山沟、山坡、山坳等处开始架桥、修路，建起了各种形式的简易工人宿舍。由于这里是山沟，加之“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就拿篱笆房而言，它是用各种树枝编织的网状篱笆，只防雨，不御寒。
1967年8月，迅速汇集来的一万余人建设大军，开始进行“四通一平”工作。当时交通条件非常不好，炼油厂的运输车辆只能绕道房山，走周口店公社西庄村的胜利桥才能到达。因为这里成了交通要道，引人注意，建设指挥部就在显眼的半山腰上矗立起一个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用红底白字写着毛主席语录：“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四通一平”的前期工作除修建了厂外5.76公里公路外，还平整了周口店货场8万平方米，生产装置挖填土方110万立方米。双线铁道、用电、用水和通讯设施的建设，分别由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市政二公司、铁道兵、供电局、市政三公司、设备安装公司、天津641厂等施工单位完成。
1967年9月的一天，在“东炼”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上，建设者们突然发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独臂将军余秋里等领导在工地视察。领导同志还为建设者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国从罗马尼亚引进的第一套年产15万吨润滑油装置，决定建在“东炼”，这一喜讯博得了建设者们的一片欢呼。
1968年，从全国各地来参加建设会战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大专院校的师生，共达1.4万人之多。建设大军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在“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中，克服困难，日夜加班，硬是用钢钎铁锤在花岗岩上开凿出10个深达10多米的竖井和两个平洞，为108吨炸药定向大爆破做准备。随后，又动用土石方22万立方米，填平了三道沟壑和两个洞穴，等于在花岗岩上开辟出一块平地。一期工程共完成土石方150多万立方米，其中石方50万立方米。有人计算过，如用这些土石方砌成高1米、宽1米的矮墙，可达1500多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
（四）削平三座山头，砍断一座山梁
施工中，最难的工程是建设装油站台，需要平掉三个山头。由于炼油厂选择靠山建设，山头的石头是花岗岩成形的地质结构，坚硬不说，并且紧靠京原铁路线，工程难度极大。筹建处先后找了十几家施工单位，但是家家不敢应承，就连具有很好素质的铁道兵某部也表示难以承担这一工程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