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来的大学者，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高材生。他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师生之间，如沐春风。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和他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
“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扞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笔者以为，这是中国文人学者最可宝贵的性格。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汉学教授，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二战爆发，交通断绝，牛津大学虚位等待陈寅恪多年，才另请他人。
1949年前后，陈寅恪谢绝了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携全家前往广东岭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他最后20年的岭南生活。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许多重要人物到了广州，总是以目睹陈氏风采为荣，一贯狂横的康生竟然被陈寅恪堵在门外。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几乎都在中山大学度过，失明与膑足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着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他让历史系的同学到中大图书馆为他借回了一堆弹词小说，其中有清代陈端生所作的《再生缘》。助手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了这些弹词小说。于是，他那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他把生命情感体验与感慨身世之浩叹，全都倾泻于陈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气象万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诞生了。有趣的是，这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佳作之创作过程，被陈寅恪谦虚地幽默为“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陈端生长于“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动荡的时代；陈端生是深闺女子，柳如是则为风流放荡之女子，“不类闺房儿女”。活在盛世的陈端生忧伤而死，不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与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陈、柳二人人生有异，但留给历史的痛感却相同。陈寅恪为陈、柳而伤，也为自己而伤。从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时间，陈寅恪在迹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此书犹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
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倡导以诗文证史，能运用十几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并能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他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但使人深为遗憾的是，这位文化巨匠留给后人的着作，与他渊博的知识系统相比实在是太少了。陈寅恪生前，中国学界便一直翘首以待陈寅恪能写出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一时有“天命所归”之切望，但陈寅恪没有写出这种体系性的着述。直到今天，依然有学人认为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是不值得的。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曾预作挽夫人唐筲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被学界尊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陈寅恪就这样成为了绝响，世间很难再拥有这样的鸿儒通才了。
抗战期间的汉奸政权有多少？
“汉奸”一词，臭名昭着，其在《辞海》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抗战时期，一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民族败类沉渣泛起，他们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于是丧失民族气节，背叛祖国，卖国求荣，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等地建立起一个个汉奸伪政权，充当敌国侵略的工具。致使在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
抗战期间，先后共出现过七个伪政权。
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是抗战期间出现的第一个伪政权，也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蒋介石的势力不能通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关东军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宣称要在东北“建立一个由日本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从1932年9月开始，在日本关东军策动下，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及东蒙地区先后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并建立了伪政权。随后，在日本关东军的威逼利诱下，东北三省各县市的伪政权纷纷出笼。1931年底，日军将清代废帝溥仪带到长春，加紧筹备建立伪满洲国步伐。1932年3月1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就职”典礼和升“国旗”仪式举行。伪满洲国“定都”于长春，将其改名为“新京”，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至1944年市区面积为80平方公里，人口达121.7万人，超过东京（都市区人口），号称亚洲第一大都市。
伪满洲国由溥仪出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后由张景惠接任），赵欣伯任“立法院院长”，于冲汉任“监察院院长”，张景惠任“参议院议长”。
1934年3月，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各“部”长官为“部长”，由汉奸们担任，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由日本人担任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长官”由驹井德三担任，继任者为星野直树和武部六藏。各“部”的日本裔次官每周二举行聚会，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就同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甘当被日本人玩弄的傀儡。此傀儡政权“领土”包括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了充当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至此，伪满洲国彻底灭亡。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日本占领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5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到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
土肥原决定让掌控冀东军政大权的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进而实现“华北自治”。
殷汝耕是浙江省平阳金乡镇人，同盟会元老殷汝骊之弟，早年留学日本，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毕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李根源等在日本为党人设志成学校，由殷汝骊主持，殷汝耕任翻译。殷汝骊厌恶殷汝耕，曾对陈铭枢说：“此弟品质极坏，只要有利可图，他就能卖友，甚至会出卖民族。”因之关系疏远，并禁止眷属往来（时汝耕已娶日女为妻）。
1935年11月24日，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在通县宣布独立，通电全国，发表《自治宣言》，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洋之和平。”“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告成立，殷汝耕担任“委员长”。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池宗墨任秘书长。该“政府”管辖着冀东22县，下设民政、财政、外交等五厅。各厅县都聘用日籍的顾问与秘书，所属伪军也聘有日本教官，军政大权均被日本人操纵。此伪政权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虽名曰“自治”，实为日本彻头彻尾的傀儡。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其吞并。
殷汝耕后又应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之邀赴南京，先后担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伪“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日寇投降后，殷汝耕于当年12月5日被收押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同年12月1日决定由高等法院检查处对殷汝耕执行枪决。殷汝耕临刑之时不忘口念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伪蒙古军政府
内蒙古的王公德王（即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亲王，22岁升任锡盟副盟长。德王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是一位“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十分醉心于“内蒙古独立运动”。“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蒙古帝国的野心日益膨胀。此时，日本关东军为了谋取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袂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
通电；8月，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蒋介石担心德王投向日本，决定退让一步，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后，关东军加紧了对德王的策反，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于是，利令智昏的德王决定铤而走险，开始与关东军暗通款曲，密谋建立“蒙古国”。
1935年12月2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在日军配合下，从多伦出发，侵入察哈尔东部。1936年1月上旬，陆续占领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县，控制了察东的8个旗。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胁而去，国民政府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1936年1月29日，张北设立了伪蒙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2月12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聘请日本军官做顾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12日，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德王在化德成立伪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以云王为主席，索王为副主席，卓特巴扎布为政务院长，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在成立会上宣称要“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帮助下，驱逐党国，实现蒙古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