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
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居当时的英国治下的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看到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2000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
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
抗战时被处死的两名逃跑将军
抗日战争正式开始后的半年里，也就是1937年7月至1938年年初，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以“放弃阵地，擅自撤逃”罪名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先有晋绥军系统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后有第3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李服膺，字慕颜，山西崞县（今原平市）兰村人，1890年生，保定军校步兵科第五期毕业，早年从军跟随阎锡山，1930年官至阎锡山的第5军军长，1931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68师师长，后来68师改编为61军，他任军长，与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等人被称为阎锡山的“十三太保”。
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在华北兵分三路展开攻势：一路沿津浦铁路进犯，指向山东的德州；一路沿平汉铁路进犯，指向河南的新乡；一路沿平绥铁路进犯，待夺取大同后再分兵攻取山西的太原和绥远的包头。其意在于采取“两翼钳制，中央突破”的战略，完成夺取华北的计划。坂垣征四郎所率第五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之敌，于8月26日攻陷南口后，继续西犯。8月27日，他们与多伦、张北一线南下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的察哈尔兵团会师张家口后，带领总兵力约达4.5万人，直向山西东北部的天镇县扑来。
天镇是山西东北部的重要门户，保卫山西，势在必守。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眼看战火烧到了家门口，这才真正着了急。他匆匆电令隶属于傅作义第7集团军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火速集结部队，布防御敌。
李服膺的61军奉命在盘山、天镇、阳高负责布防。盘山位于天镇东南四公里，山高峻险，既可俯瞰平绥线，又是天镇的天然屏障。盘山不守，天镇不保，天镇不保，大同危如石下之卵，大同失守，山西险哉！
然而大公报1937年9月30日报道：“李服膺弃阳高等地，匿不呈报。后敌军复进至大同附近，李密令该军撤退。以是敌军未费一弹而下大同。”
由于李服膺弃守阳高、天镇等要地，长驱直入的日军烧杀强奸，无恶不作，造成了2300多人被残杀的天镇惨案。此事披露后全国舆论哗然，全国震惊之余都在谴责负责守卫的61军弃地而逃。
李服膺弃守而逃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李服膺统率的61军，是由其抗战前率领的68师改编而成，兵力欠缺得很，实际不过一个师多一点的人马。从敌我双方兵力上讲，守军李服膺的兵力与日军相差甚远。二是抗战开始，盘山、天镇、大同、丰镇、兴和、集宁等地的国防永久工事，尚未竣工，南京参谋本部城塞组拨发给太原绥靖公署的国防工事费，真正发下去的不多。
1937年10月1日，从太和岭口逃回太原的阎锡山草草组成高等军事法庭，宣布翌日会审李服膺。
审判庭设在太原绥靖公署大堂。10月2日深夜11时许，大堂内外，卫兵林立，充满杀机。阴森的大堂内，闪着惨淡幽暗的灯光，阎锡山端坐大堂中央，亲任审判长。阎的两侧，分坐着审判官谢濂、李德懋，军法官张克忍、薛风威，陪审官傅存怀，宪兵司令张达三，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及傅作义等数十人。
阎锡山亲自审判李服膺：“你无故放弃要地，罪应处死。此外，晋绥军的纪律，以你的队伍最坏，足见你驭下不严，以致扰害地方。国防工事，以你所担任者为最迟缓，足见你督工不力，以致贻误战机。就此两事也应判你死刑。”
就这样，李服膺很快被枪决，时年47岁。处死李服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李服膺的败退，使得汤恩伯部在南口撤下后，在日军追击下损失惨重。汤恩伯向阎锡山和蒋委员长都告过状，蒋委员长震怒了，李服膺还能不死吗？
在李服膺被处死后，各大报纸无不称阎锡山是“挥泪斩马谡”，对其大肆赞扬。阎锡山借此也扭转了开战后舆论对其报道不利的局面。
就在李被枪毙两个多月后，李服膺的同窗好友唐生智镇守南京，守不住，也溜了，在南京未及撤走的数十万难民和俘虏遭到了日军野蛮的屠杀和奸淫，遇难人数是“天镇惨案”的百倍以上。可唐生智只是被撤了职，相比李服膺要幸运多了。
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出生在河北霸县，国民党陆军上将，是国民党新军阀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韩复榘1910年参加北洋军，编在第40协第80标第3营当兵，当时营长是冯玉祥。辛亥革命后随冯参加滦州起义，失败后还乡，1912年再次投冯玉祥部，初任秘书，后任连长、营长、团长。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编为国民军1军。1925年1月，韩复榘任国民军1军第1师第1旅旅长。11月，国民军进攻天津，韩复榘率敢死队首先攻入天津，并由此被升为第1军第1师师长兼天津警备司令。
1927年5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联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韩复榘所辖第6路改为第6军，后又任第3方面军总指挥。1928年，又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暂编第1师师长、第20师师长。1928年4月，奉军12个师攻河南，冯玉祥任韩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6月6日，韩率部击溃奉军，攻占北京南苑，成为第一支到达北京的北伐军。1928年底，韩受命担任河南省主席，但不久又被冯玉祥免去师长职务，韩与冯的矛盾日益严重，并萌生投靠蒋介石之心。1929年5月22日，韩与石友三联名发电，表示“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第3路军总指挥。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韩复榘任讨逆军第3路军总指挥，率部开赴山东，于9月在济南任山东省主席，开始了他长达七年对山东的统治，成为蒋介石统治时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省主席。他捕杀了大批共产党员、无辜群众，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为巩固山东地盘、保存实力，他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一方面截留地方税收，扩充自己的军队，大力推行“清乡”、“剿匪”、“澄清吏治”、“新生活运动”等；另一方面，重视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韩在山东的统治始终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矛盾，实际上是处在半独立的状态。他任山东省主席时，军政、财经、司法一把抓，俨然是个割据一省的“土皇帝”。
抗战爆发后，韩复榘任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韩复榘一直不脱军阀割据的心态，认为无论中日之战的结果是由谁当政，自己拥有实力才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尽量设法保存实力，以坐山观虎斗的心态，避免卷入战端。1937年冬，日军进攻山东时，为了保存实力，韩复榘公然违反军事委员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本战区”的命令，不战而放弃济南。撤离前夕，下令焚毁省政府及一些文化场所等，名曰“焦土抗战”，后又与刘湘等人密谋倒蒋。1938年1月11日，他被蒋介石邀至开封参加北方将领高级军事会议，遭到逮捕。后扣押至汉口，1月24日在“军法会审”后，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被处决，死时48岁。
韩复榘被处决在当时反响很大，极大地重振了国民党部队低迷的军心与士气。白崇禧曾对此评价说：“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原部第3集团军在孙桐萱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在此之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阳奉阴违，经此整肃，无不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