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嗣兄弟蒙参议院举为临时总统，一切布施，深资臂助。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这是当年孙中山对胡汉民的高度评价。
胡汉民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理论造诣很深，且文采风流，曾经是孙中山极为倚重的左膀右臂，在国民党内位高权重，其资格之老，声望之隆，远非后生辈蒋介石能比，蒋介石也正是在胡汉民的支持下，才得以在党内竞争中一骑绝尘。
胡汉民，生于1879年，广东番禺人。21岁时中举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至1910年间，多次参加武装革命，曾与黄兴共同领导了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后任交通部长、总参议等职。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汉民即为五人大会主席团之一，并获选中央执行委员，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同年9月，孙中山离广州到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任胡汉民代行大元帅留守广州。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是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被称为“三巨头”。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控制局势和处理廖案。在审理廖案过程中，作为国民党右派领袖的胡汉民被认为嫌疑最大，曾一度被拘留，后被派往苏联考察。
1927年宁汉分裂时，胡汉民支持蒋介石，主持南京工作，参与反共清党，后任立法院院长等职。1931年，与蒋介石因约法之争，2月被蒋介石软禁。后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持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并将蒋介石称为“新军阀”。1935年6月，胡汉民赴欧考察，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抨击。1935年12月，尚在法国的胡汉民被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36年1月，自欧洲返国，留在广州。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出血在广州病逝。
胡汉民工于隶书，在书法艺术上获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对书法颇有研究，自成一体，别具风格。其隶书端庄雄健，颇负盛名。有论者赞他：“胡汉民，工书法，清挺峻拔，能合褚遂良、米芾为一体。晚工曹全碑，极神似，集字为诗如己出。”其传世作品有临摹《曹全碑》八条屏等，南京中山陵大厅正面壁上阴刻的《总理遗嘱》巨幅匾额，亦为胡汉民手书。
接着说吴稚晖。
吴稚晖，又名敬恒，清光绪辛卯科举人，参加过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主张维新，推行新政。曾东渡日本，西至英法，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也支持过蒋介石的内外政策。他生于1865年，比孙中山大1岁，长蒋介石22岁，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最年长者。
有民国怪人之称的吴稚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学贯中西，臻力教育，影响甚巨。蒋梦麟称赞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照的彗星；胡适誉之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吴稚晖“世界学术文化伟人”称号，为20世纪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
吴稚晖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其实，这些官职绝大多数是挂个名的虚衔。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该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稚晖并未到职。他终其一生只领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也从不去办事。监察院有紧急公文，于右任叫秘书长狄膺亲自送去，他连摘要都不看，胡乱签署，闹了乱子他也一笑置之。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陪都重庆，蒋介石力邀吴稚晖为新主席，但被其推辞，按其原话，吴稚晖的推辞理由是这么“三不”：1.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2.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3.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
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结束训政阶段，在南京确立了《中华民国宪法》，随后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吴稚晖担任制宪代表主席，将《中华民国宪法》递交给蒋介石，赢得了“制宪大佬”之美誉。
吴稚晖资格很老，经常率性而为，他曾经抡着拐杖追打戴笠，边追边骂，最后气呼呼地说：“可惜，撵不上这个狗杂种。”
他还十分幽默。清朝科举他中了举人，后来他对朋友说，这个举人是我骗来的，因为我写的文章不长，但是全部是用大篆写的，所以科举考官看不懂字，但觉得字写得很好，就把我录取了。一次，在一个讨论汉字注音符号的大会上，一名叫王照的学者与他争辩到面红耳赤，突然破口大骂他“老王八蛋，只知道嬉皮笑脸”。众人大惊，以为必将引发骂战，谁知这老先生回马一枪，嘻嘻一笑说：
“哎呀，你弄错了吧，姓王的不是我，我姓吴。”
为人所广为诟病的是，吴稚晖经常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蒋介石在做某一件大坏事的前夕，总是由吴稚晖出面大造舆论。为此，1929年冬，冯玉祥曾给他一个电报，内容说：“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作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
吴稚晖的篆书很有名气，是民国无敌的篆体书法大家。在重庆时，蒋介石请他写“蒋金紫园墓碑”。全文800余字，吴稚晖已77岁了，仍能凝神贯注，用两个半天一丝不苟完成。陈布雷赞赏说：“圆浑凝重，苍劲有力而力不外露，是楷书篆化的精品。”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终年88岁。
最后说说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生于陕西三原县，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亡命上海，遂进入震旦公学，后肄业，早年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1907年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立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审计院、监察院院长，是国民党重要决策人物。后随国民党退居台湾。
晚年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如愿。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之后不久，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就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于右任病逝于台北，其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这是人们对生活极其简朴的于右任先生一生的评价。
作为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于右任尤擅魏碑与行书、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另外二位为王羲之、颜真卿）。
于右任精书法，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
于右任1932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中国汉字的草体书法，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初版），影响深远，至今仍在重印。着作有《右任诗存》、《右任文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等。
见证百年风雨的民国奇人
他活了100岁，曾担任过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高级幕僚，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影响重大。他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阵痛与巨变，经历了中国的五朝皇帝，见过民国的六任总统。
他一生的最大成就是在中国建立了一套现代大学教育的思想体系，创办了着名的复旦大学。之后，他又和英敛之在北京创办了辅仁大学。
他桃李满天下，其弟子中有蔡元培、黄炎培、胡敦复、邵力子、李叔同、于右任、马君武、张轶欧等中国政界、教育界、学术界大腕。
抗战时期，他以98岁高龄出任抗日“老子军”军统（即总司令）。
临终之前，他沉痛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叫醒。”……
他就是爱国老人马相伯。
马氏三杰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是南宋右丞相马廷鸾的二十一世孙。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哥哥叫马建勋，深受李鸿章器重。当年曾国藩督兵江南，命李鸿章领兵收复苏州、常州。李鸿章带两批兵勇计5500人扎营上海城南。此时马建勋已来往于上海经商，马建勋向李鸿章建议以洋枪来对付“长毛”而一举成功，李鸿章大为高兴，便提升马建勋为淮军粮台，马建勋如鱼得水，经营十分出色，故赢得了李鸿章的信任。
弟弟叫马建忠，是一位“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的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所着《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研究着作。
1851年，11岁的马相伯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了刚刚由法国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习。三年后，马家全家迁到上海，8岁的弟弟马建忠也进入了徐汇公学。
1870年5月，马相伯通过了传统的耶稣会神学和哲学考试，并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就在徐汇公学协助传教并兼任督导。
马相伯在教学时，一方面宣传教理，一方面则非常注意有关中国经史子集内容的讲习。这种教育取向引起教会方面的不满，认为其结果只能使学生变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即儒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教会随后便把马相伯调到徐家汇修道院，让他专门研究天文学。
当时徐家汇天文台仅有一座平房，平房的屋顶平台上有一架简单测验风向风速的风车偶尔在转，用于观测天文的主要仪器是利玛窦时代留下来的一架旧机器，另外再加上几支寒暑表，一两支气压表，以及南格禄神父带来的仪器。用这些设备开展天文研究，无疑是极其困难的。马相伯到了这里后，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转向数学研究。
对马相伯所从事的数学研究，教会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淡。他以在徐汇公学及神学院的积年研究所得，撰写了一百余卷数学着作，教会一概将其束之高阁。按照会规，他还必须进行传教实习。耶稣会指派给他的实习地点是徐州，他将在那里管理一所小镇教堂。
就在他到小镇教堂的第二年，徐州发生了一场特大水灾，许多教友被迫离开家乡逃难。面对这一严重灾情，马相伯向他的哥哥马建勋求救。马建勋答应了弟弟的要求，拿出两千两白银用于救济灾民。徐州的难民对马相伯十分感激。不料此事被上海的法国耶稣会知道后，他们认为马相伯未经教会同意擅自使用银两是犯了教规，决定将他禁闭于上海耶稣会“省过”。
身为淮军粮台的马建勋听说弟弟被囚，带着士兵来到教会质问：他用自己的钱经弟弟的手去救助中国灾民，和他们这些外国人有什么关系，他们凭什么关人。法国教士们在马建勋的威吓之下只好放出马相伯，但是从此对马相伯更为忌恨。
看来在教会是没法再待下去了。1876年，哥哥马建勋为马相伯在山东布政使余紫垣那里谋了一份帮助办洋务的差事，这使他终于下了决心：脱离教会！
在哥哥的介绍下，就在这一年，马相伯前往山东，步入官场。在地方奔波了两年左右，由于做事尽心尽责，马相伯进入李鸿章幕府，成为李鸿章的一名私人秘书。后来，马相伯曾经担任过驻日参赞，后来改任神户领事。在日本的这段时间，使马相伯对日本的维新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也由此生出对中国政治革新的看法。
1881年底，马相伯大哥马建勋病逝，他回国之后没有再到日本复职，而是继续跟随李鸿章，和李鸿章一起在中国办洋务。
第二年，日本阴谋煽动朝鲜内乱，清政府得知消息后，马上派人带兵到朝鲜国都汉城（今韩国首都首尔），以帮助朝鲜政府稳定政局。李鸿章同时派马相伯过去，让他帮助朝鲜实施新政。
马相伯到达朝鲜后，被聘为高级政治顾问，负责对朝鲜的政治提出全面的改革计划。这个重任，使马相伯感到自己有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他把朝鲜看作是缩小了的中国，一心一意要让朝鲜自强起来。但是，他的这些政策却没有在朝鲜得到彻底执行。由于朝鲜政府积重难返，马相伯感到自己对于朝鲜政局已经无能为力，便在次年申请回国。
回国见到李鸿章之后，马相伯对自己的抱负仍然不肯放下，向李鸿章提出挽救朝鲜的建议，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朝鲜的情形和中国几乎如出一辙，如果这些计划能够拯救朝鲜，自然也能拯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