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地下组织“北斗七星”战斗在戴笠身边，像一把尖刀刺入了军统的心脏。
他们在高度森严、极度机密的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里斗智斗勇大显身手，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中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令人痛心的是，后来这个地下小组不慎暴露，七名成员全部被捕，并于1945年7月14日在贵州息烽集中营英勇就义，用生命书写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挽救了许多生命的六个字大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燕子矶写下的“想一想死不得”警示牌，使无数欲在此轻生的人打消了投江的念头，挽回了许多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六个字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力量，更彰显了文化的张力。
燕子矶位于南京城区东北郊的长江边上，是幕府山东延之余脉，有“天下第一矶”之称。陡峭的山崖兀立江畔，三面临江（只有南面与江岸毗连），壁立千仞，宛若展翅欲飞的矫燕，故名“燕子矶”。立于矶顶远眺，视野开阔，长江一泻千里，江帆点点。江边怪石险峻，突入江心，在矶上俯视更见矶下惊涛拍岸，江水汹涌澎湃，巨浪翻滚，漩涡一个挨一个。湍急的江流拍打着赤褐色的悬崖石壁，江风卷起的大浪一波接一波地向矶底的崖石撞去，化作万千水花，尤为壮观。 矶，即水边突出的岩石或石滩。燕子矶与安徽采石矶、湖南岳阳的城陵矶并称为长江三大矶。燕子矶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便是重要的长江渡口和军事重地，更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矶”。这里历来是文人墨客临江抒怀的胜地，据笔者考证，李白、史可法等名流都曾在此饮酒赋诗，而清初康熙、乾隆二帝下江南时，也都曾泊舟在此。矶顶现有御碑亭一座，亭中石碑正面刻着清乾隆帝所书“燕子矶”三个大字。“燕矶夕照”早在明末清初时就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
这样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竟然曾经是个着名的“自杀胜地”，曾是一处令人胆寒心碎的“鬼门关”。南京数百年来曾流传一句俗语：“燕子矶的肉包子，一两（仰）一个”，意思是说在燕子矶跳崖坠江自杀者多。据资料记载，过去数百年间，燕子矶发生的跳崖自杀悲剧多得无法统计。也许是见得多了，人们渐渐麻木、漠然，习以为常，以至于人的生命像“肉包子”般无足轻重。终于，1927年，有一个人走来了，他平心静气但又痛心疾首地说了句：“想一想，死不得。”声音不大，却如黄钟大吕震醒世人，从鬼门关口拉回了许多正在走向死亡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大教育家陶行知。
1927年，陶行知来到南京燕子矶畔的晓庄乡，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一天，他听到人们谈论，燕子矶下又浮起了一具女尸，并且是个学生。他极感不安，立即到学校木工场找来块木牌，在上面写了劝喻轻生者的话：“想一想死不得”。大字下边还写了几行小字：“人生为一大事来，当做一件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死有重于泰山，或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同胞努力而死！”陶行知把木牌竖立在燕子矶头，又委托一位在附近开茶馆的朋友多留心，看见有人在矶头徘徊要赶快上前劝说。此后，不少来到这儿打算自杀的人，看了木牌，听了劝说，“想一想”后，真觉得“死不得”，终于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文革”期间，两位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不堪忍受凌辱，一起来到燕子矶，准备终结生命，但陶行知先生的劝诫碑拦阻了他们，他们咬牙坚持活了过来，终于盼到了云开日出。1980年，时年88岁的复旦大学教授陈子展先生回忆说：“我在南京上大学时得了胃溃疡。一次我正在读书，一阵阵剧痛袭来，简直使我要发疯了，便无可奈何地来到燕子矶，想跳江了却一生。我抬头望去，只见木牌上写着‘想一想死不得’，我猛醒，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简单朴实的六个字，居然挽救了许多生命，可谓功莫大焉。阅尽人间风雨的燕子矶如今依然守望着长江，当年陶行知立的木牌因岁月沧桑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后人复立的石碑，但上面镌刻着的六个大字“想一想死不得”，依然是陶行知先生的手迹。
胡宗南身边的卧底英雄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他是一枚能左右战局的“棋子”，多次送出重要情报，被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首，毛泽东曾赞其“一人顶几个师”。
这位在隐蔽战线为我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卧底英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的熊向晖，曾用名熊汇荃。
1938年春的一天，时任国民党第17军团军团长的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那天，佩戴国民党中将军衔的“西北王”胡宗南心情很不错，他亲任“面试官”，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安徽凤阳人，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清华大学高材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可造就之材。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前身）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被视为很有前途的未来“党国栋梁”。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但其信仰丝毫不动摇。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7年秋天，熊汇荃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31日，熊汇荃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其时，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间谍生涯。
“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的熊向晖，就这样成为了胡宗南身边的“卧底”。
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由于行事干练、文笔洗练且很会办事，很快就得到胡宗南的信任与器重，胡宗南视其为“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
熊向晖一刻也没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那就是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动态，并且牢记周恩来的再三嘱托：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打压中国共产党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看着时间水一般地漫过。
抗战后期，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于是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起了变化，虎视眈眈，磨刀霍霍。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取消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定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正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保卫延安。
一看共产党早有防备，国民党只能偃旗息鼓。剿共的阴谋没有得逞后，勃然大怒的胡宗南严查是谁泄的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追查了许久也无结果。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湛筱华结婚。据笔者考证，蒋经国是熊向晖的证婚人。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此前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三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熊向晖即日便开始上班。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情况万分危急！熊向晖很快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位于新华巷1号的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
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面前。党中央根据情报果断地做出放弃延安的战略决定，在陕北山区与国民党军队玩起了捉迷藏，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由于有情报工作的保障，尽管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党我军总能一次次从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共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如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所说：“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情报的泄密，导致国民党军队“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破产了。毛泽东大赞情报工作十分卓越的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9年11月6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特设午宴招待投诚的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民国年间最成功的一部历史小说
毛泽东酷爱读书，尤其喜欢看历史上的演义类小说。对于民国年间问世的小说，毛泽东也非常关注。他最看重的民国小说家是李健侯先生，很喜欢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式的巨着，也是民国年间成书的最成功的一部历史小说，主要反映了李自成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以及他带领的起义军起自陕西，横扫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前后经过16年之久的曲折、艰苦的斗争，最后推翻了明王朝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