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枪炮声传到瓦窑堡附近时，有消息说敌人到了永坪镇，该地距中央驻地仅隔一架大山。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掩护中央安全转移，古远兴带领四连的一个排和一个骑兵班，到永坪附近进行侦察和警戒。毛主席和机关干部按照预定计划，从王家沟、吴家寨一带出发了。刘辉山在出发前即派了侦察小组，到预定休息地点了解情况，布置警戒，在行军大队前面还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担任前卫，在面对敌人的方向派出了侧翼警戒。其余部队由团部率领，担任后卫。经过清涧西北九里山时，离敌人很近，部队紧急行军，甩开了敌人。
3月已是初春的天气，在夜间阴凉的山涧里，迎着拂面的寒风行军，还是让人感到寒冷，然而，每个战士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心和对敌人的仇恨，却早已使身上的血液沸腾了，大家忘记了身体上的寒冷和疲劳。部队在行进中遵守着行军纪律，在整个队伍中除了吧嗒吧嗒的马蹄声和嚓嚓的脚步声以外，静悄悄地一点别的声音也没有。第二天上午到达清涧北面的张家岔。在这里休息了半天，傍晚部队继续向北前进。这一段路，山高沟深，地形复杂，道路崎岖难行。战士们接连翻过几架大山，依然精神饱满，没有一个人掉队。
3月27日黎明前，警备团随卫中央和毛主席到达绥德南面的枣林沟。
枣林沟村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村里有几棵枣树和几孔小得不能再小的窑洞。部队只能在野地宿营，为了防止预防敌机的侦察，宿营地也做了伪装。
到枣林沟后，刘辉山派出一个排在九里山担负警戒任务，又派出了几个骑兵侦察小组，分别到田庄、清涧、涧峪岔等方向侦察敌情。副排长苟美成带领一名战士，接受了对清涧方向敌情的侦察任务。当时，警备团的官兵都穿的是灰军装，而苟美成出发时为了便于侦察穿了一身黄军装。他们向南出发后，狂风不停地吼着，四处卷起了尘土，一路上也未见一个行人。当行至距清涧二十余里的骆驼铺附近时，天色已晚，因为没有得到任何情况，苟美成心里有些着急。正在这时，忽然发现远处路旁有人走动，他们以为是老乡，随即驱马走上前去。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敌军士兵，倒背着枪，歪戴着帽子。苟美成一见是敌人的前沿警戒，便急中生智，厉声喝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看你们这个熊样子！”敌兵见他穿戴整齐，身挂马刀，以为他是长官，便低着头连声答：“是！长官。”苟美成又一抬头看，发现两边山上敌军正挖工事，这时才感到情况有点严重，心里虽然有点胆怯，但仍很镇静地向挖工事的敌军喊道：“妈的！谁叫你们磨洋工，快点挖！”随后又向两个敌兵吩咐道：“你们严密注意周围情况，我到前边观察一下。”
话音未落，已经调转马头飞也似的冲出了敌人警戒。回到团部他向领导报告了侦察经过和敌情。团领导表扬他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同时指出侦察工作要胆大心细，不可太鲁莽。
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
此时，马鸿逵部进犯我甘肃庆阳一带继续向东推进；胡宗南在青化砭损失一个旅后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在瓦窑堡一线向北推进；邓宝珊部由北向南压到榆林一线。就在这时，党中央开会讨论了中央机关下一步行动问题。
中央一些同志希望毛主席东渡黄河，以保证他的安全，毛主席则坚持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毛主席认为：根据当前各解放区战场和我们所处的形势，中央还是不走为上策。党中央留在陕北，可以拖住胡宗南，使蒋介石分散其兵力，减轻华东、华北战场的压力，配合我军即将展开的战略反攻；党中央留在陕北，虽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但陕北是山区，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和敌人打游击的余地大，并且边区的群众基础好，又有地方游击队的支持，可以保障中央的安全；中央可分三部分，一部分留在陕北做前委，指挥作战；一部分去山西成立后委，负责后勤物资筹备；中央工委去河北。经过讨论，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都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不走，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革命和战争。
为此，中央几位书记进行了工作分工：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朱总司令、刘少奇、董必武同志带领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平山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叶剑英、杨尚昆同志等在晋绥根据地组成后委，负责军械、弹药、粮食等供应工作。会议还决定：刘辉山、张廷桢、古远兴带领警备团大部，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张耀祠带领干部去晋东太行山解放区接新兵，补充中央警备团兵力。
中央前委成立了中央支队（昆仑支队），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下属三个大队：一大队由黎东汉任大队长，负责通讯联络；二大队由胡备文任大队长，负责无线电情报侦破；四大队由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组成，范长江任大队长。
周副主席打比喻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不慌不忙地解释说：“你们看，一大队是电台，二大队是电台，四大队还是电台。毛主席、周副主席、陆定一和我是四个中央委员，加上你们三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
机要通讯是中央的命脉和耳目，担负着中央指挥全国战场的密码通讯任务。
护卫机要通讯大队是警备的重点工作之一。
枣林沟会议是党中央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的一次重要的会议。
枣林沟会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胡宗南的十几万人被死死地拖在陕甘宁边区，也减轻了各解放区的压力。同时，中央开展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使广大农民翻身解放，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解放区人民，对取得全国战略反攻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毛主席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对“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这句话，刘辉山记忆深刻。他回忆说：
中央的会议结束后，我们也召开了全团大会，我在会上宣布朱总司令的指示：我团将分三部分担负保卫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任务：第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毛主席等首长，第二部分到山西临县保卫中央后委，第三部分到河北平山县保卫中央工委。
在汇报警卫力量安排的时候，毛主席对我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其余的都随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过河，保卫总司令和少奇同志的安全要紧。”我一听，就说这可不行。可毛主席非要坚持他的意见，我只好说：“主席，您这个命令我们很难执行。朱总司令早已交代过，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连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总司令还专门指示，要我和张廷桢、古远兴亲自带队。我们还是按总司令的指示办吧。”毛主席听完我说的话后，没有再说什么。
最终，我们还是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将警卫力量重新作了调整。我和张廷桢带领三个连、警卫排和团部一部分干部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陕北继续指挥全国战场。古远兴和政治处副主任常真带团部部分干部和二连、机枪连、宣传队的同志保卫中央后委到山西临县佛堂峪。而后，古远兴再带着二连一个排返回陕北与我会合。这时我们在陕北的部队只有一连、三连（两个排）、四连、骑兵连以及团部的警卫排和几名参谋、宣传干事，总共不到三百人。
4月20日，由张耀祠带领指导员史宏斌、宣传区中队长熊健等67名干部出发，前往太行山区负责征兵工作，组建部队后留在河北省平山县保卫朱总司令及中央工委。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也武装了起来，都改成轻装，像部队一样编了队。
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了司令部，暂时的番号叫三支队；警备团暂时的番号叫九团。为了保密，任弼时还命令今后中央和支队领导都必须使用代号。
3月28日下午，警备团分成两路离开了枣林沟，一路保卫朱德、刘少奇东渡黄河，一路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奔向绥德的田庄方向。在枣林沟村外的岔路口，两路人马整装待发，毛主席、任弼时、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刘少奇相互握手道别。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以依依惜别的深情道别。毛主席说：“朱老总，请您多多保重。”朱总司令说：“主席，一定注意安全呀！”又向刘辉山等人嘱咐说：“你们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干部、战士看到中央首长们的革命情谊，不禁想起当年在井冈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大会师的情景，更加坚信两位领袖道别后，必将迎来更大的胜利。
下午4时左右，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等离开枣林沟后，部队接到任弼时、陆定一的出发命令。命令说：“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军要有秩序，沿途要做群众工作，要做到水缸满、地扫光、坚壁清野。”
6时左右，部队正在集合，骑兵连侦察员武象廷和孙泽倡回来报告说：“敌人到了九里山。”九里山离枣林沟只有50里不到的路程，可是大家仍然沉着地扫净老乡的院子，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干净，然后到集合场地。毛主席见到队伍的一切都弄妥了才下令出发。这支队伍，正像老百姓说的：“骡马多、电台多、手电筒多、驳壳枪多，一看就是大机关。”它的行动，就很难像普通的战斗部队一样。
但是，人们跟着中央和毛主席，心情愉快，精神焕发，走起路来秩序井然。
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
离开枣林沟时，毛主席等由乘汽车改为骑马。刘辉山认为自己的马胆子太小；张廷桢说自己的马走路不够平稳。刘辉山说：“老古，你是老骑兵了，你从骑兵连挑一匹好马来。”骑兵连的战士们听说毛主席要改骑马，都争着要团首长选自己的马。三人经过逐一仔细挑选，最后相中陈祖江的乌红马。这匹乌红马胸宽、腿长、老实，是一匹走马，人骑在它身上，走起路来平稳。叶子龙参谋长仔细看过后，又询问了马的脾气，才把马牵到了毛主席面前。毛主席说：“好马还是留给他们侦察用，随便给我一匹马就行了。”周副主席看过后，一定要毛主席就骑这匹马。
战士们还不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不明白上级的意图，都以为中央要往河东转移。晚上11点左右，到达绥德西南方向的田庄时，前面突然传来“原地休息”的命令，部队迅速在路旁休息下来。战士们还在小声地谈论着过黄河的事。起初猜测中央从哪里过河。这个说肯定要在口镇过河，这里渡船多，河面窄。那个说可能在蟋蜊谷过河，那里水势平稳。你一言，我一语，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时三连战士张贵友对李来珠打趣地说：“老李！你不是说过：不消灭胡匪死也不过黄河吗？今晚你可要表示个态度啦，看你过不过。”李来珠诙谐地回答：“我还是不过河，你就是把我绑到飞机上，我也要跳下来。”他这一讲，逗得人们都禁不住地笑了起来，忘记了疲劳。正在这时，忽然传来命令：“继续前进，注意不要拉下距离！”部队继续行进了。
可是，队伍不向东去，不走公路，却往西拐，走进了山沟。战士们纳闷起来，家在绥德、米脂一带的战士说：“喂！是不是走错路啦？”“过黄河嘛！怎么往西拐呀？”曾经说过中央不过河的战士们来劲了，“我老早就估计不过河，你看怎么样！”这时，前边传来“别讲话啦！”大家才肃静下来。三支队经过田庄时，四连负责警戒，部队继续向邱家坪方向前进。
就在此时，国民党的十几个旅气势汹汹地正沿延榆公路追赶过来。敌人原以为我们向东过黄河，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毛主席竟向西去了。
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后，党中央就决定不离开陕北。毛主席说：“十年内战我们没有得到休息，到陕北得到休息；抗日开始，陕北又成为抗日力量的发源地。
陕北的人民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现在他们有难了，我们应该和他们同甘共苦。”他又说：“离开陕北，对党有很大的损失，敌人会借机造谣，这会降低党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中央和陕北人民战斗在一起，党的威信就会更加提高。”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敌人到了延安，就大肆造谣。有些老百姓听了谣言，一时弄不清真假，就像孩子失去母亲一样，说：“毛主席走了，我们怎么办呀？”
于是，解放军总部在3月26日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说：“蒋介石的五路进攻之目的是要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他们的宣传机关不断猜测中共中央机关到哪里去了。其实这些猜测都是枉费。我们老早公布过，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蒋介石的宣传机关又造谣说某人被俘、某人被击毙，这也是枉费心机，其实他们是一无所获。中共中央和边区一级机关全部人员无一例外，都是安全的。”
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毛主席还在他们身边指挥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军队，欢欣鼓舞，继续全身心地支援解放军的各项工作。
三支队到了绥德老君殿时，刚好边区政府的贸易公司也到了这里。贸易公司的东西很多，敌人在后面追得紧，就想烧掉一部分物资也不留给敌人。任弼时知道后，就令九团帮助带走一大批，剩下的坚壁起来。骑兵连每匹马驮三匹布、三个桶和两块毛毯，每个步兵背一匹布，将这支警卫部队临时改成了运输大队，解决了物资公司的燃眉之急。到了麒麟村后，全部物资如数返还，无一损坏，为此，毛主席特批，奖励了每一位战士一块做衬衣的白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