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和破坏，我们也和敌人针锋相对地作斗争；同时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需要，办事处做出了规定，没有特别必要的事情不准外出，机要人员原则上不准外出上街。我们自己内部也搞了一个小型的合作社，一些小的东西可以在这里买到，不用到附近街上的商铺去买，因为这些商铺大多数都是特务开的。我们这个小合作社就是张耀祠这个后勤副官他们搞的。
在一个既可以看到抗日精神高涨的局面，又要面对敌人残酷的破坏的复杂环境里，我再一次经历了特殊战场的锻炼。
一次项英同志回延安途经西安，我担任警卫工作。当时，项英在南方游击区坚持对敌斗争，条件十分艰苦，他刚来到西安时穿得又脏又破，办事处的书记林伯渠同志就让我带项英去理发、洗澡、做身衣服。衣服做好后他试了试，感觉很好，又提出再做一身。我请示林老后，又给他做了一身。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工作的需要，在国统区我们也可以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
项英穿了一身新的国民党将军军装后，人也精神了许多，和刚来的时候像是两个人。他穿着这身军装，又让我带他去照相，参观西安这个城市。项英这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就派特务跟踪，我看见身后的特务，就对项英讲：“首长，咱们注意一下吧，后面跟上了特务。”
项英回头看了一眼说：“不用怕，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回到办事处，我感觉这一事情比较严重，就向林老作了汇报。林老找到项英，将西安的复杂形势和特务如何猖獗告诉了他，请他注意自身的安全。
很快项英离开了西安去了延安，又从延安回到西安。在准备回南方的时候，他对我讲：“小古啊，你跟我去南方给我当副官吧。”我不想跟他走，一个原因是这里的环境刚熟悉，再一个听说他的脾气急，所以我对他说：“这个我可定不了，你要问林老才行。”
果然，项英去找林老，把想要调我去南方的事情同林老讲了。林老对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员也很紧张，你那里需要人可以从延安调嘛。”就这样，项英一个人离开了西安。
由于工作和任务的需要，我进出办事处，有时穿着便装，有时又穿着国民党的校官军服，有时还穿着八路军的服装。由于我出入频繁，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盯梢的特务搞不清楚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在办事处，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我会经常骑着自行车出去送信和文件。
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执行任务，我骑着自行车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里转，国民党的特务为了监视我也跟着转，这样就把特务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掩护了其他同志顺利地完成任务。
有的时候为了掩护重要同志安全进出办事处，我们就要把办事处门口的特务引开。在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我们先在办事处门口故意出来进去，想办法引起特务的注意，让特务认为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去做，又不想让他们跟踪到。如果我们的行动确实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他们就会藏起来等我们出来。看见特务不见了，我们就出来，有时候一下子出来两三个人，出了办事处就带着特务在小巷子里转。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戏园子，虽然秦腔我听不懂，但为了完成任务我也坐在那里装作听戏。不管怎么样，只要让特务跟着我转，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要是执行送重要文件的任务，就要想办法把跟踪的特务甩掉，以此来保证任务的完成。
由于我使得特务们经常上当受骗，所以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别关注，他们准备要暗杀我。林老得到这一情报后，对我讲：“我这里你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我问：“为什么啊？”
林老说：“敌人想要搞掉你，你赶快回延安吧。”我说：“我可不怕他们，我不走。”林老看到我这么坚决，他也认真了起来，严肃地对我讲：“不行，你必须马上回延安，这是组织上决定的，你必须走！”就这样，我被林老送回了延安。
1949年进北京后，我有一次在政协礼堂大门内看见林老，我们闲谈了几句后，我问他：“林老，三九年在西安的时候，你为什么非要把我撵走？”
林老说：“那时，我要是不让你赶快走，你现在可就不能站在这里和我讲话喽！”
在中央警备团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而国民党反动派在1939年至1941年两次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围剿”失败后，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并不断派遣特务进入边区搞破坏、暗杀活动。为了加强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警卫工作，确保党中央和中央首长的安全，在这一年的10月，中央社会部、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教导大队与中央军委警卫营合并组成中央警备团，吴烈任团长，肖前任政委，王金任副团长，刘辉山任参谋长，张廷桢任政治部主任，宋家治任总支书记。警备团初由军委总参谋部指挥，后于1943年起由中央社会调查部指挥。
10月20日中央警备团在延安侯家沟召开了成立大会，康生、叶剑英等领导到会并作了指示。叶剑英参谋长说：“钢盔是保护头脑的，中央警备团就是‘钢盔团’，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首脑机关的部队。你们的任务艰巨而光荣，一定要信心百倍地完成警卫任务，确保毛主席、党中央及中央各位首长的绝对安全。”他要求：“全团要团结一致，努力学习文化和警卫知识，提高思想和军事素质，把警备团办成一个培养忠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警卫干部的大学校。”
中央教导大队的前身是中央教导队。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掀起全面抗日战争，延安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中心。为了确保党中央的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暗杀阴谋，1938年2月7日，中央社会部决定成立中央教导队，负责中央书记处警卫工作。王金任队长，肖前任政治指导员；同年3月，王金调离，吴烈继任队长。社会部从三五九旅、三八五旅、延安中央党校等单位严格挑选调入干部及战士，其中绝大部分是经历过长征的党员。教导队实际上是培养军队后备干部的组织，因此调来的基本都是连、排级干部，政治军事素质很高。很多同志调来后，当了一名普通战士。刘辉山从中央党校调入中央教导队任军事教员。
中央教导队成立后，接替军委警卫营负责中央书记处以及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康生、王首道等首长的内卫任务。1938年10月，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中央教导队胜利地完成了内卫警戒任务。1939年2月7日，中央教导队成立一周年时，毛主席题词“有文有武”，以此鼓励全体指战员努力学习文化，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
1939年6月1日，为适应新的形势和加强保卫党中央的警卫任务，中央教导队奉命扩编为中央教导大队。吴烈任大队长，肖前任大队政委，张廷桢由中央社会部调来任大队总支书记。刘辉山任一中队队长，莫异民任指导员；张吉厚任二中队队长，张九厚任指导员；从中央党校调来工人出身的同志组成第三中队（后改为训练队），张耀祠任队长，田学文任指导员；同时成立了骑兵区队，由军政大学调入的古远兴任队长，王忠任指导员。同期调入的还有惠金贤、史宏斌、熊健等同志。一中队担负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部警卫任务；二中队与中央警卫营共同担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警卫任务；骑兵区队则担负短距离的迎接、护送中央首长的任务和巡逻任务。
1939年6月下旬，肖前政委率12人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林伯渠同志返回延安。第一辆车上有三名战士，担负前导任务，其余战士和林伯渠分乘后三辆车。车队行至铜川金锁关时，第一辆车突然遭到三十几名武装土匪袭击，战士们立即还击。后面三辆车迅速赶到，参加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战士们英勇奋战，将武装土匪击垮，保卫林伯渠同志和文件、物资安全返回延安。
1940年2月7日中央教导大队举行了成立两周年大会。毛主席、康生、吴玉章等中央首长亲临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讲了当前的抗日战争和国际的形势，并指示指战员们要努力学习政治、文化，提高警卫技术，保证中央的安全，还指示要搞好生产，改善伙食。会后，毛主席为大队的《战斗报》题词“好好学习”。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干部战士，大家表示：毛主席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做好警卫工作，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
1940年6月至1941年从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两个中队。方忠实、马英杰分别任中队长，冉发根、曾策分别任指导员。
1941年11月开始，中央教导大队担负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全部警卫任务。
中央军委警卫营最初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她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队伍。
1935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由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警卫连、军委总政治部警卫连和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连在陕北张驿村合编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邱创成任营长兼政治委员。后又从徐海东部调来一个连编为第四连。特务营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的任务。
1936年3月11日，红军强渡黄河，开始了东征。特务营一连保卫毛主席等首长，二连随前总保卫彭德怀、叶剑英等首长，三连担负兵站、仓库等保卫任务，四连奉命参战攻打山西石楼城。5月，特务营随红军前敌指挥部回到陕西，在延川交口镇，特务营与独立团合并组成特务团，原特务营为第一营。此后，特务团随红军西征。第一营（原特务营）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
1937年1月，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3月，奉中央和彭德怀命令，调特务团第一营组建中央军委警卫营，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调入军委通讯连，军委警卫团的二连和机枪排归警卫营建制。此时，警卫营有六个连和一个机枪排。各连队分别在延安城、宝塔山、飞机场、老爷庙、杨家岭、蓝家坪以及延长县凉水崖黄河关口担负警卫任务。
1937年4月，中央军委警卫营派一个排乘汽车护送周副主席去西安工作。在第一辆卡车刚越过劳山山顶，周副主席乘坐的第二辆卡车快到山顶时，突遭埋伏的土匪袭击。周副主席立即指挥战士还击；第一辆车上的战士听到枪声迅速下车阻击土匪并向第二辆车靠拢。这时，贺福祥同志和另一名战士一面向土匪射击，一面掩护周副主席迅速撤到树林中隐蔽。在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战士们终将土匪击溃，打死打伤土匪数十名。贺福祥等同志保卫周副主席返回延安。这次战斗，担负周副主席警卫任务的这个排也伤亡14人，战士们用生命保证了首长的安全。
之后，警卫营两次派兵赴劳山一带剿匪，肃清了这一带的土匪。
同年5月，警卫营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的警卫任务。
中央警备团成立之初有五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一连连长莫异明，指导员温昌连；二连连长罗志淮，指导员曾策；三连连长何有兴，指导员赵沉幽；四连连长吕锡彬，指导员杜泽洲；五连连长方忠实，指导员杨树先；骑兵连连长古远兴，指导员姜玉坤；重机枪连连长张海龙，指导员王乔。高富有、陈祖江、焦万有等同志随中央军委警卫营编入警备团。
1943年，又调入人员组建第六连，并成立了宣传队、毛主席警卫队；设立了两个营部。同时，任命刘辉山兼任一营营长，莫异明为教导员；罗志淮为二营副营长，张耀祠为教导员；毛主席警卫队由团部参谋古远兴任队长。警备团主要以四个连的兵力在杨家岭、枣园、王家坪、侯家沟、蓝家坪等地保卫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各部委、军委总参、总政、新华社等中央机关以及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和国际友人冈野进的安全；机枪连布置在清凉山、大砭沟、杨家岭等山头执行防空任务；骑兵连担负中央首长出行时的临时路线护送和经常性的巡逻纠察任务。此外，保持一两个连的机动兵力，随时应对紧急任务和担负重大临时警卫任务或生产任务。
为了确保党中央、中央各级首长及中央机关的安全，警备团采取了全面布置、重点控制、内紧外松、分区包干、保证安全的原则，并调查社会民情、发动群众、与边区政府协作，很好地完成了警卫任务。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幕。
吴烈团长作为警备团代表参加了大会。为确保大会的安全，中央成立了大会警卫处，警备团派刘辉山参谋长担任外勤组组长，负责礼堂大门以外的警卫、防空组织工作，并负责检查督导。大会期间，一连担负会场核心警卫，并担负杨家岭防空洞及延水桥的警戒；二连、三连担负大礼堂外围山头及后沟的警戒；在杨家岭周围的山头上布置了六挺重机枪担负对空警戒；古远兴副参谋长率骑兵连担负首长和代表的通行路线巡逻、护送任务；还挑选了王更臣等水性较好的战士不分昼夜涉过延河给主要首长和解放日报传送大会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