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应对事变上，意见分为两派。一派可称为“主战派”，即主张兴兵讨伐西安，武力解决事变。一派则不妨称之为“主和派”，主张以“和谈”的方式解决事变，反对与西安兵戎相见。“主战派”显然将蒋介石生死置之度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城外的华清池劫持了蒋介石，随即将蒋羁押于西安城内。
1936年12月18日，宋美龄派出的飞机，飞临西安上空，然后开始投放报纸。这是当天出版的《大公报》中刊载“社评”的一张。《大公报》的“社评”，是极有影响的。而这天的“社评”，是张季鸾执笔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南京方面派出的飞机，将数十万张刊有这封公开信的报纸，在西安上空投放。这些报纸，飘着，落着，落在大雁塔上，落在小雁塔上，落在钟楼上，落在鼓楼上，落在骊山上，落在城墙上，落在树枝上，落在街道上，落进军营里，落进大杂院，落在平民的屋顶，也落在蒋介石“囚室”的房檐……
从蒋介石被囚禁，到平安离陕，这十几天的时间里，南京也好，西安也好，局势都是波谲云诡。许多重大的、堪称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在这期间发生了。而南京方面的飞机在西安上空投放《大公报》，只不过是整个事件中一个小小花絮，小到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在中国新闻史上，这似乎又是很值得一提的事。
一
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宋美龄或许是第一有功之人。
事变当夜，在南京主持大局者，立即对西安方面显示了十分强硬的态度。是夜十一时半，南京国民党中央举行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在如何应对事变上，意见分为两派：一派可称为“主战派”，即主张兴兵讨伐西安，武力解决事变；一派则不妨称之为“主和派”，主张以“和谈”的方式解决事变，反对与西安兵戎相见。“主战派”显然将蒋介石的生死置之度外。对此，司马桑敦所著的《张学良评传》有如此评说：“（主战派）认为张杨的背景复杂，用心叵测，既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因此，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认为应该立即讨伐张杨，示之以惩罚。这一派的领导人则是蒋之好友考试院长戴季陶。”①
如果说“主战派”将所谓“国家纲纪”置于蒋之生死之上，“主和派”则视救蒋为第一要务。事变发生时，宋美龄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上海。所以，在当夜的会上，虽然立即开战的决定未能做出，“主战派”还是占了上风。会上做出两项决定：一是“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一是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由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讨伐西安虽未立即形成决议，但中央军包围西安的行动，于事变当夜即开始。撤职声讨、调兵遣将，这无疑都是激化矛盾之举，因而也都是对蒋介石生命的威胁。“主战派”的领袖是戴季陶和何应钦，而这二人恰恰都是蒋介石之心腹、亲信。战端一开，蒋之性命便极其危险，这一点戴、何二人不可能不知道。蒋果若遇难，则中国将乱成一锅粥，这极有利于日本的侵华，那才真正是“陷国家于沦胥”——这点眼光，戴、何二人即便没有，对蒋氏惨死的不忍之心，总该有一点吧。如果有一点不忍之心，也就不应有如此举措。所以，有人说他们如此激烈地主战，才真正是“用心叵测”。
①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
12月13日晨，宋美龄回到南京。迎接她的，是甚嚣尘上的主战之声。从宋美龄写于1937年1月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可看出，为了说服“主战派”暂缓开战，为了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她真是舌焦唇敝、殚精竭虑。她写道：“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推诿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①至于力求“和平解决”的理由，则首先是：“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在当时中国，蒋介石是唯一能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之人，这一点，是事变之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着力强调的。在回忆录中，宋美龄极力为自己的动机辩解，声称自己并非出于救夫私情而主张“和平解决”。这当然不必尽信其言。其实，在力求“和平解决”的动机中，夹杂着些私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①见《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1页。
硬要说一丝私情也没有，倒让人觉得有点矫情。更何况，此时宋美龄的救夫私情与救国公义，是完全一致的。宋美龄说自己力求“和平解决”的另一个理由，是：“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这也绝非一种随意找到的托词。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便卧薪尝胆、积极备战。五六年惨淡经营的结果，虽说离蒋介石预想的目标还颇有距离，但毕竟有了一点抗击日本的资本，与九一八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没有这五六年的备战，“淞沪抗战”不可能打三个月，“台儿庄”也不可能有“大捷”，更不可能在全面抗战一年多后，便与日军“相持”起来。对于这五六年备战的艰辛，宋美龄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她自己就是直接参与者。宋美龄非常重视空军的作用，甚至不妨说比蒋介石更为重视。中国空军的真正建立，也是九一八以后的事，宋美龄则被称作“中国空军之母”。九一八之后，开始进行空军建设，宋美龄被任命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空军建设的主导者。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西安事变当日，她正在上海“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回忆录中的这一番话则尤其耐人寻味：“时军政部长已受命，在委员长未回京前，执行指挥调遣全国军队之职权，空军亦归其统辖。然余仍继续进行‘全国航空建设会’改组事宜，盖不独事务本身之重要，未容诿卸；且努力从公，亦暂时可使身心得所寄托。”①所谓“军政部长已受命”，即指12日夜的会议上，何应钦受命全权指挥、调遣军队，包括宋美龄心爱的空军。宋美龄13日晨回到南京，22日晨飞赴西安。这期间，她要与南京方面的“主战派”周旋，要与西安方面密切联系，要考虑许多问题，要安排许多事情。可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她仍然继续进行“全国航空建设会”的改组事宜。这说明，空军建设在她心目中何等重要。宋美龄非常清楚，一旦与西安方面大战起来，五六年时间积攒的一点原本要用于抗日的军事力量，就会尽毁于又一场内战，而她参与缔造的空军投下的炸弹，完全可能炸死她的夫君。不愿意看到好不容易才有的一点军力毁于内战，确实是宋美龄力求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原因。
二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凿凿有据者固然很多，未可尽信者也并非没有。上面所引的“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一语，便是一种当不得真的场面话。宋美龄力求事变“和平解决”，但事前事后，都绝不能说这是蒋介石的真意。所有人都可以公开主张“和平解决”，唯独蒋介石不能；所有人都不妨公开强调“委员长生死第一”，唯独蒋介石不可。在被羁押期间，蒋的基本表现是很强硬的，宣称宁死也“不受劫持”，亦即决不在被劫持的状态中与张、杨们妥协，决不在枪口的威胁下答应对方任何条件。这种表现，并不难理解。作为国家领袖，在被部属劫持的状态中妥协，在部属的枪口下委曲求“生”，那就意味人格破产、威信扫地。但蒋介石内心，当然是希望事情能够“和平解决”，自己能够平安回到南京。换言之，对于如何处置事变，蒋介石内心所想，应该与宋美龄完全一致。宋美龄之所以力主“和平解决”，也正因为她从南京就能看清在西安的蒋氏的内心。但是，如果蒋介石一味强硬，如果没有任何妥协的表示，要“和平解决”，要全身而退，却又十分困难。宋美龄非常清楚，此时的蒋介石，需要一个能够代替他、代表他在西安周旋、委蛇的人，而她自己是唯一合适和够格者。宋美龄之所以不顾众人劝阻，坚决要亲赴西安，就因为她知道，她不到现场，僵局就无法打破，“和平解决”就无由实现。到西安后，蒋不便、不愿、不能握之手，宋代为握之；蒋不便、不愿、不能见之面，宋代为见之；蒋不便、不愿、不能听之言，宋代为听之；蒋不便、不愿、不能语之事，宋代为语之。正因为蒋介石有了这样一个“替身”，事情才有了转机。这个中消息，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其实也有所透露。
①见《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2页。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事变发生后的几日，“焦虑奔忙，困惫更甚。因潼关以西之军事，业已发动，虽幸飞机为雪所阻，不能超越华山而向西轰炸，然洛阳与群山间沿路各处，被轰炸者已不胜数，又安能保证群机之无冒雪西飞径向西安投炸者也！”①这让我们知道，即便宋美龄尽全力阻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尤其反对轰炸西安，但并未很奏效。这说明当时南京方面的局势是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倒不是说，南京方面如果对西安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张学良就会立即处死蒋介石。张学良本人确实没有害蒋之心。问题是，张学良并不能真正控制西安的局势。战端一开，是否杀蒋，恐怕由不得张学良做主。其原因，就是因为西安城中局势之复杂微妙，较之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见《宋美龄自述》，团结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37页。
②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326页。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尚在保安。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中说，消息传来，保安方面欢呼雀跃，立即召开军民大会，控诉蒋的“罪恶”，以此声援张、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则极力主张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②。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令到达之前，延安大声呼吁对蒋介石实行“处决”。事变发生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强烈谴责张学良，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全中国抗击日本的人。蒋如果遇害，事变如果导致大内战，那最大的赢家是日本。这些看法，与宋美龄高度一致，当然，出发点并不相同。而主张杀蒋的，并不只有延安。当时向张学良以各种方式施压者，实繁有徒。司马桑敦在《张学良评传》中说，事变发生后，“有些地方实力派的反应，用意在于反蒋和杀蒋”。例如，“山东韩复榘表现最直捷了当，他支持张对蒋的反叛，电称服从副总司令愿效前驱；四川刘湘的措辞很激烈，主张对蒋出以断然处置。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刘湘的态度相似，要张杀蒋后，再在西安召开国是会议”。①就是张、杨二人，在如何处置蒋介石一事上，意见也并不一致，而其时西安城中，驻扎的主要是杨虎城的部队。蒋介石被羁押于西安期间，周围戒备森严。与其说张学良是防蒋逃逸，毋宁说是怕蒋遭遇不测。事变发动后，张学良等于把自己放在滚油里煎，架在烈火上烤，心情是极其惶恐不安的。事后，他有如此回忆：“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中央的部队，日益迫近，内战即起燃眉；西安少壮派的叫嚣，不达到八项要求不止，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心情。我睹此情形，五衷疚焚，本欲救国，反致误国。”②
现在该说到《大公报》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