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为文，不说空话套话，总还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务实的人，好说真话的人，如此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次听到李锐的名字，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在《湖南日报》编辑《湘江文学》副刊。那时，我二十六七，正在走向三十而立，心里装了不少憧憬。
与我坐一个办公室的是扁扁瘦瘦的向麓先生，右派改正后回到报社的。稿子编完了，两人就扯谈，一个大，一个小，也算是休息。向麓斜靠在藤椅上，看上去像鲁迅。扯起报社以前的故事，件件桩桩，令人感伤。于是，我就听到了李锐。
向麓讲李锐，讲得很生动，印象较深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讲李锐写社论，根本不要草稿的。每天一上班，喊个人进来，拿起笔来记。一句，一句，念下来，念完了，就写好了。二是讲他两口子，吵架是家常便饭，而且吵得很厉害。每次都要砸东西，砸得乒啷乓啷的，楼下都能听得清。砸烂了，又买新的。我问向麓是哪个砸，他说当然是女的。他说李锐怕老婆。我当时的感受是，李锐这人是厉害，家里吵成那个样，还能写社论，而且还不要草稿，全部装在肚子里，脑壳一定忒清晰。
第二次碰到李锐先生是与朱正①先生有关（之所以用“碰到”二字是说面对他的文字）。那次的情况已写在后文《朱正先生》的文字里了。而且事情巧得很，那也是我第二次与朱正先生打交道（第一次与朱正打交道是在湖南日报社，他当时成了全国人大代表，我去采访他，写了一篇访问记）。
第三次碰到李锐先生，我已经在《书屋》了。那时，《书屋》创刊不久，四益②兄转来了他的稿子。稿子是《〈苦瓜的味道〉前记》（发表在1996年的《书屋》杂志第3期）。这篇前记虽然不长，内容却是非常丰富，写了他的从文历史以及他对写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篇他个人的写作简史。这篇文章不太长，我在这里引用一下：
① 朱正（1931-），湖南长沙人，编审，1957年被打成右派，其代表作有《反右派斗争始末》等。
② 陈四益（1939-），笔名东耳、叶芝余，杂文家，上海嘉定人，新华社《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其著作主要有《当代杂文选粹·东耳之卷》《绘图新百喻》等。
从中学时起，就好读鲁迅的杂文，由此使我认识了那个时代，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有诗为证的：“散篇文集读无遗，可谓当年鲁迅迷；书法文风皆剽学，漫漫长夜启蒙师。”还有一首七律的尾联：“路从无路走而出，鲁迅文章是我师。”（《在秦城回忆珞珈山生活》，载《龙胆紫集》）
此生真正开始文字生涯是在延安。五六年时间在《中国青年》和《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都是通讯报道和评论社论之类，没有杂文。只有一九四一年中央青委的同仁们办《轻骑队》时，我写过两三篇真正的杂文。开初有过一期专刊，讽刺延安某些文化人和文化现象，我写了一篇《想当年》，人们一看便知讲的是哪一位。记得墙报刚出不几天，晚饭后散步遇见李富春①，他就朝我说，李锐呀，你好尖锐呀！《轻骑队》是立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大砭沟口的大型墙报，后来出了油印版，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整风初期，《解放日报》发表过一篇《轻骑队》的自我批评。当然，《轻骑队》所有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保存下来。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热河，主持冀热辽地区报纸工作两年多，写了一百多篇长短文章。谢谢新华社为我出了本《热河烟云录》，内收一百一十五篇，共十六万字。其中有三四十篇杂文，内容主要是讽刺蒋介石和国民党区的阴暗。
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又主持报纸工作一年多。《湖南日报》新闻研究室为我集结出版的《新湖南的诞生》，收文四十五篇，编者说，为总计五十万字中的五分之二，其中收入的杂文很少。
一九五二年调到北京后，从事水电建设工作，当然就极少写报刊文章了。但积习难除，偶有所感，也写过几篇杂文，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用的都是笔名。其中《大鱼网主义》《保密问题》《配角万岁》三篇，一九五九年庐山下来挨批斗时，还被印出来当作“反党罪证”。其后二十年与世隔绝，“文革”时被关在秦城八年，学会做旧诗词而已。
① 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一九七九年到现在，从恢复工作到离开职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颇写了一些杂文和几篇“论说”文章，在报刊发表，大都是人家出题约写的，自己主动的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过《当代杂文选粹》三辑，每辑十人，由严秀①、牧惠②主编。承蒙他们的厚爱，将我的一本编入第四辑。可是多年来，这第四辑就出不来了，我也没有去打听缘故，就将稿子要了回来。我这个人，历来知道世事艰难。一九八七年纪念邓拓逝世二十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首小诗，这样四句，“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莫谓三家村事了，须防棍子不甘休”（“须防棍子”原为“人间魍魉”）。现在虽非棍子天下，但棍子还是到处都有的，不过新旧粗细不同。
“文章自己的好”，我虽然从不这样认为，但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还是敝帚自珍的。我的自珍就在于，生平为文，不说空话套话，总还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务实的人，好说真话的人，如此而已。
此后，他给《书屋》的稿子，就是自己直接寄了。每次寄稿写上两句，总是鼓励，总是打气。比如：“《书屋》办得很好，在闭塞的湖南，很是难得。”（1997年10月5日）又如：“你们的刊物越办越好，值得祝贺。”（2000年5月5日）在我主编《书屋》期间，自然想多发他的稿子，但他只给了五篇文章。用他自己在上文中所说过的话说就是：“我这个人，历来知道世事艰难。”五篇文章，各有千秋，但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防“左”，那就是反“左”。看他如何写王实味③的（《〈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发表于《书屋》2000年第8期）：“王实味冤案由李维汉④‘引发’，康生①定性，毛泽东参与造成，经过五十年后，到一九九一年才彻底平反。李维汉是党的元老，参与过王明②路线，经历过光荣正确与各种曲折，‘文革’前后挨整受害，终于彻悟，一九八〇年找邓小平长谈党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问题，促使邓小平随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长篇讲话，论述封建专制传统对我们党和国家体制的种种严重危害（可惜的是，讲话中的种种措施没有完全落实）。这时李老已八十高龄，写作回忆录其原则是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为王实味平反，就是这时提出来的。王实味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李老时为该院领导。他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当即向中央组织部建议重新审查这一大案难案。可以说，没有李维汉这样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没有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王实味的冤案是难以彻底平反的。所以我写这篇序言的另一个感想，就是大家尤其老同志（我们这些过来人）应当学习李维汉对历史负责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认真吸取历史教训，顺利开辟前进道路。”说到这里，意犹未尽，他又说：“按道理这个序言本应由温济泽③来写，因为一九八四年李维汉去世后，为王实味平反的责任主要就落在他肩上了。
① 严秀（1919-），原名曾彦修，四川宜宾人，曾任人民出版社社长等职，著有《严秀杂文选》等。
② 牧惠（1928-2004），原名林文山、林颂葵，生于广西，祖籍广东，曾任《红旗》杂志社编审，著有《造神运动的终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