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初，《书屋》的作者以文学界或偏重文学的人为主，包括小说家、杂文家、诗人、文学评论家，韩少功、邵燕祥、彭燕郊、何满子、刘心武、易中天、舒芜、江枫、朱健、赵玫、陈村、公刘、残雪、南帆、张远山、周泽雄等人，内容偏重于书评，趣味也偏向文学性。虽然李锐、李慎之、李冰封、陈家琪、朱学勤、朱正、丁东、邢小群、谢泳、胡文辉、智效民等以思想见长的作者也已露面，或者已发表有锋芒、有见地的文章，如陈家琪的《“文革”话语管窥》、丁东的《逢场作戏的悲哀》、朱学勤的《引进常识》等，但所占比例不高；或者像李慎之，在《书屋》前期发表的文章，比如《食谱与菜单》，但并不是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文字。
《书屋》的作者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到1998年以后，思想含量明显加重。这一年第5期带头的两篇文章，景凯旋的《毫无目的的残酷》和单世联的《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都受到读者的瞩目；同一期发表的江小燕写给余开伟的信，这位江南义女与翻译家傅雷素昧平生，却在傅雷自杀之后的黑暗时代，冒险认领并保存傅雷的骨灰，如果没有这封信，我们对她的命运遭遇真的一无所知。我把这前后看作是《书屋》的一个新起点，三年之后，《书屋》打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许多名字开始悄悄出现在《书屋》的作者序列，林贤治、潘旭澜、胡绩伟、龙应台、王元化、李南央、雷池月、单正平、何清涟、程晓农、蓝英年、肖雪慧、毛喻原、王思睿、王毅、苏文、秦晖、王康（大迟）、余世存……他们的文章给《书屋》带来了新的生命。它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读物，就是因为问题意识的逐渐凸显，他们讨论的问题各不相同，但问题背后都有对当下现实的关怀，都有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感觉，渐渐摆脱了那种被个人情趣所笼罩的书斋感，也就是走出书斋，融入书斋外那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之中，这是《东方》曾经的追求，也是《方法》接续的路子，《书屋》也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从《书屋》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无论是对历史的解读还是对时代的理解都在深入，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对读者造成的冲击和引发的反思，也许是作者未曾料想的。2001年第6期发表的一组解读文章，王若水的《左倾心理病》、李冰封的《并非家务事》、朱正的《是家务事，是大历史》，深化了对这个话题的讨论。
林贤治的《五四之魂》是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最具震撼性的长文，虽然其中观点不无可议之处，但是在饱满的激情之中蕴含着作者对那个时代以及整个“五四”传统的反省和批判精神，毫无疑问能激发起许多新的思想火花。胡绩伟的长文《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不仅将我们带到80年代的回忆中，更让我们体认改革的艰难与包袱的沉重，作者没有回避相关问题，而是直面真实，真诚地讲述自己所亲历的时代。
周实回忆，1999年11月，李慎之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发表之后，“反响很强烈，读者极喜欢”。2001年，李慎之的《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发表后，“反响也很大”，林贤治先生有不同看法，寄来了一封公开信，要与作者商榷。《书屋》将此信复印，转寄给李慎之，本来打算请他答复，将两封信一同发表。与他早年在《东方》谈全球化、全球价值、中国人如何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章不同，此时，李慎之老人致力于重提五四启蒙价值，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问题。这些文章通过《书屋》公开发表后，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到处被复印传诵。
2000年第3期《书屋》只发两篇长文的大手笔注定要载入报刊史、言论史和思想史，何清涟和林贤治分别从经济学和文学出发，抵达了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公正与自由。十年后重读《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我们仍然会有被子弹击中的感觉，何清涟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活的、当下的、令人心惊肉跳的。无论是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及强势集团的形成，还是两极分化和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相隔十年，大家都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但在那个时候，何清涟就已写出来了，而且看清了时代的走向。那是一篇无愧于时代的文字，是一个知识分子出于良知的表达。在林贤治自由的标尺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不留情面的褒贬，他的评点因为个性张扬而充满真性情，他的解读因为有血性而显得血肉饱满，不流于我们常见的那种冷冰冰的文学批评。这是一部他“私人治史”的50年散文史，如他在文中说的，“文学史就是自由史，自由精神的蒙难史和解放史”。张远山、周泽雄、周实化名“庄周”连载的《齐人物论》，对当代文坛各类人物、各种作品无所顾忌、痛快淋漓地评点，也是自由精神的一次实践，颇受读者的喜爱，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读者说自己每次“都是急读之而后快”。
作为一个公共平台，《书屋》并不是只发表一种观点的文章，各种不同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哪怕针锋相对，也都有同等表达的机会。肖雪慧关于纳税人意识的《喻先生，请另出招吧！》在2000年第6期发表，2001年第2期发表喻权域的《反驳肖雪慧，何须用新招？》。毛喻原的《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在2000年第9期发表之后，持不同观点的江枫的《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也于2000年12期上发表。当然更多的是回应与商榷。
三
1995年《书屋》创刊之初只有1500个订户，到1996年发展到5000个订户，1997年订阅了15000册，如果算上各地书商的零售，突破了2万，之后的发行量达到3万多册。《深圳商报》曾有这样的评论：“长沙根本就不是文化中心，《书屋》也没有闻名天下的主编，该杂志甚至是没有什么好的历史渊源，……它紧紧地抓住中国知识界所关注的全球化、市场化、大众文化、后殖民问题、腐败问题、民族主义、农民问题、女权主义等问题，一跃而成为了读书杂志的自由中坚。……办刊物最重要的是刊物本身，而不是技术层面的更新、商业层面的包装或国外流程的引进。只有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寻找到杂志的最锐利的诉求点，才能让一份杂志站稳，而不是其他别的要素。”
从1997年第2期起，“读书人的心灵家园，思索者的精神领地”，这句话出现在《书屋》每期的目录页上，显然《书屋》的读者定位就是读书人、思索者，他们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学历。周实曾有文章写到过《书屋》的一个忠实读者单剑锋先生，他是一个很好的山水画家。更多的是普通读者，2001年第3期的《书屋絮语》，讲述的就是读者的故事。一个冬季的雨天，中南工大土木建筑系的一个大二学生，乘公共汽车花了1小时20分钟，专门赶到编辑部买合订本，挑选再三，最后只挑了1997年的《书屋》合订本。因为他的钱不够多买。那篇絮语写得很平淡，也很温暖。
有读者在报纸上这样评点《书屋》：“有人说近年《书屋》风头之劲，几乎要超过老牌的《读书》了。作为一本诞生不久的刊物，这是对《书屋》最大的褒奖。”
天南地北甚至海外的中文读者，今天，他们心中仍保存着《书屋》的记忆一定不少，我身边的朋友中就有不少是《书屋》的读者。台州有个老中医曾是《书屋》的热心读者，与编辑部有书信、电话往来。当然，《书屋》与读者的互动，最重要的大概是每年的推荐好文章，1999年第2期就以头条的位置刊载了读者的意见，这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位叫作刘畅的读者最初接触到《书屋》1998年第5期，从此他的心被抓住，他以屈原《橘颂》中的句子“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来形容《书屋》，他在信中说：“忧人也好，忧天也好，忧社会也好；质朴也罢，尖锐也罢，深奥也罢，其背后体现的编辑思想却是一致的：关心人，关注生命。影响读者的，不仅是作者的观点，还有编者的思想；文章中凝结的，不仅是作者春蚕吐丝般的劳动，还有编者蜡烛燃烧般的热情。”
对于刊物后来的命运变迁，编者也并非毫无察觉。2001年第1期的《书屋絮语》曾以哲学或诗的语言做过这样的预言：“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世界要‘无’，连政治家、哲学家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譬如，要是《书屋》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 《书屋》今日还在，只是从2001年第6期出版之后已换了主办单位，换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