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后，他非常高兴，并被读者选评为该年度的读书奖。于是，他又打来电话，说他想对启蒙的意义以及专制主义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阐述。我说好，企盼着，稿子很快就来了，题目是《新世纪 老任务——答客问》。稿子排好后，我又寄还他，请他再次斟酌校定。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稿子未能及时发出，他曾几次来信询问：
周实同志：承惠诗集，俾晴窗暇日得以讽咏，曷胜感激。去年拙作《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得《书屋》读书奖，按规定可得赠书一千元，现将购书名单附后请即照此赐寄为荷！又拙作《新世纪 老任务》已经贵刊同意于五月份刊出，并寄示清样矣，现不见下文……不敢相强，唯尚希赐一确息……李慎之2000.10.21
周实同志：承惠寄书籍，无任感篆……《新世纪 老任务》一文，我本来想改用笔名……但一想是“访谈录”似亦不便用笔名，姑且拟定几个笔名“谨斋”“虚中”，仅供参考，这都是几十年前我曾用过的名字。近作一文与舒芜讨论鲁迅、胡适和五四的，言辞稍嫌激烈，但是唯于贵刊发表最为相宜，待改定后再寄上，能用与否，悉由尊裁可也……李慎之2000.11.18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们当然未用笔名，此稿随后发表在2001年第1期，这也正好呼应了他在文章开头说的“二十世纪只有到二〇〇〇年底才结束，二十一世纪要从二〇〇一年初才开始。须知公元是没有〇年的”。他在这篇文章之中进一步鲜明地指出：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中国力求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世纪，是在物质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而在精神的现代化方面屡遭挫折的一个世纪。
中国人变的东西虽然不少，甚至数不胜数，但是在最基本的精神上却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可说原封不动，它就是专制主义。这还是用一个名词说，如果一分为二地说就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很少能逃脱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的。
直白说一句，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就是为了中国人都能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化的人。这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我们搞现代化，大体上算搞了一个世纪吧！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一百年中甚至还变本加厉，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全面专政”，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达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是有所变化，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还不能说已有根本的改变。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专制主义。只有清除专制主义，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
总之，儒法互用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礼俗”之中。
还有，中国专制主义极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在一八四〇年以前，本来无所谓民族主义，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实际上只是国家主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民族主义的概念了。一八九八年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梁和谭嗣同等人，既可说是民主派，也可说是有远见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两年以后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就是盲目愚昧而又疯狂的民族主义者了。他们忠君，反而害了皇上；爱国，反而误了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一方面又有向之学习的必要。反抗与学习的双重关系是很不容易摆平的。再近一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也是以“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来掩盖他的专制政策的。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可以说已得到根本改观，但是过去的教训仍要牢牢记取，特别要警惕民族主义变为国家主义。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别忘了这个世纪在中国是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开头的。
话再说回来，整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还是有的，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这样的大趋势是谁都不能抗拒的。全世界各处的人权也会不断得到普及和提高。要知道，人权只能落实在个人身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都只能是个人的。所以，人权的兴起就必然是专制主义的衰亡。
这篇文章一万多字，从文化说到专制主义，从专制说到个人主义，从个人说到民族主义，从民族说到全球化，充满理性，饱含激情。这篇文章发表之时，我又收到他在前信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他“与舒芜讨论”的“近作”：《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这是他的一篇力作，问人问己，泣血椎心，驳论迭出，精彩纷呈（为了避免文章过长，我在这里就不引了，有兴趣者自可查看）。读毕我即给他回信，说了决定采用的想法，他也马上回了一信：
周实同志：刚刚收到来信，不禁产生一丝欣喜，因为我那文章似乎还有发表的希望。为了增加使希望成为现实的可能，不妨把作者的署名改为李中或李执之、李持之，这倒不是我故弄狡狯，我从小的学名本来就叫李中。执之或持之都是由“字以表德”之义衍生出来的，李慎之反而是我参加地下工作后用的假名。我不但非常不慎而且在某些人看来这个名字也太臭了。但愿能够……当然发不了也无所谓。即颂春节曼福。李慎之2001.1.31
为了文章能够发表，他又想到改换署名，于是，我又跟他说还是“李慎之”为好。文章发表后（发在2001年的《书屋》杂志第5期），编完第6期，我就调离编辑部了。两年之后，他去世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以示我对他的怀念。我的文章真的很短，至少可以说是不长：
与慎之先生相识，是编《书屋》。
与他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我和王平（《书屋》杂志的主要编辑）去看他，在医院，那次说了很多话。一次是一个新书发布座谈会，人很多，那次没说什么话。
其余，便是稿件来往了。
慎之先生有文章，总是寄给《书屋》的。有些文章不好用，他自己也很明白，但，还是寄给我们看。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在《书屋》发表后，反响很强烈，读者极喜欢，获得年度读书奖，那是一九九九年。
二〇〇一年上半年，还发过先生一篇文章《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是先生写给舒芜的，算是一封公开信吧。此信发表后，反响也很大，看法有分歧。广州的林贤治先生寄来一封公开信，与慎之先生进行商榷。
林贤治的公开信，《书屋》合刊发表后，反响也很大。那是二〇〇一年七月八月的合刊。《书屋》自从创办以来，期期都是如期出版，也只有那一个合刊。可惜，那个合刊上，没有先生的回信。
后来，收到先生的“搬家通启”。这已是二〇〇二年六月份。通启写得很详细，令我看了很感动，当即回了一封信：
今天一上班
收到你的信
一张小小的迁移通知
邮编
电话
公交车站
还有附近的建筑标志
将我唤出夜的梦境
带我拜访了你的新居
于是，那些过去的日子
那些《书屋》里的日子
那些张扬思辨的日子
又一一浮现在我心里
使我心里充满感激
真的，感激，非常感激——慎之先生！慎之先生！
先生简介
李慎之（1923-2003），江苏无锡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其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毕业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和杂志社编辑。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国际版任资料员，后到延安新华通讯社任编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多次外交活动，包括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亚非会议。在新华社期间，写过大量国际新闻评论，参与许多外交和政治文件的起草。一九五七年，因“大民主”的有关言论被定为极右分子，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等不公正待遇。一九七三年回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一九七九年“右派”问题被改正，恢复党籍。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八〇年初，参加了中共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其间，陪同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出访美国，担任代表团顾问。一九八〇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九八五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一九八八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