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大娘
（一）
一直没有动笔写宝大娘。一个字也没有写。但是宝大娘这个我童年世界里的美好人物却已经使我深深地困扰了好几年。从写童年的第一篇《绵绵土》起，就想到写宝大娘，但不敢轻易触动她，就像苦苦地写一首诗的那种心情。我几乎没有勇气记述她的孤独的生活境况和悲伤的命运。我很怕这些粗砺的文字，哪怕一个字，刺痛或擦伤了她那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心灵。
六十年前。童稚的我当然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她，尽管她跟我家居住在一个院子里，天天见面，我的哭声笑声和脚步声她都听得见，辨得清。甚至比我家的人还听得真些，祖母说她的心最细。我生下来的第一天，她就以渴望和淳厚的心（她没有生育过）关怀我，并且用地灵巧的手抚摸过黑灰色的我。
她对祖母说：“这娃娃命不好。”（她这句话得到应验）在我的童年世界里，宝大娘似乎离我很远很远，她能看清我，我看不清她，她活在我的世界之外。她仿佛是一脉青色的远山，一个古老故事模糊的无法抓住的回声。她的隐密的生活境域我一步也进不去，梦都梦不了那么远那么深。
宝大娘住的一间小小的土屋，在我家院里最安静的一个角落。我们一家人住一排正房，她的家“远”在院子东南角，中间隔着一排破得不能住人的三间房子，因此立在我家门口，能望见十里以外的南山，却望不见宝大娘家的门。
人生的时空骚动地散远了，淡化了……
我离开故乡和所有的家人（包括宝大娘）快六十个年头了。
想不到经过漫长而浑浊的人生沧海的冲荡，宝大娘奇迹似地显露出了她真切的丰满的形象，附着在她身上的令人迷茫的杂物已经渐渐消失。她的形象清晰了，我找到了宝大娘的真身，我看见她从远远的那个我童年进不去的世界朝我走过来。我认出了她，她也认出了我。我们似乎都成为面目依旧的“二世人”，真的隔了一个人世。
当年童稚的我如今已是七十二岁的老汉，宝大娘多半已不在人世间了。
可我不但仍然把她视为我心灵世界的幸存者，而且竟然对她有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她并没死。有好长时间，我常常在冥冥之中与她不停地说话，有说有笑，有时还一块儿唱口外草地的民歌。记得当年我和姊妹们跟着宝大娘在滹沱河边唱，宝大娘不是向宝伯伯学的，宝伯伯不唱歌。我听见了她柔和而略带苦涩的声音，我看见她那明亮中透着焦渴的目光，我第一次听懂了她说的每一句话。童年时，记得只有祖母，还有出嫁的姊姊有时走进宝大娘小屋和她的世界，宝大娘和她们坐在炕头，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有许多次我看见她们一起默默地哭泣。祖母与宝大娘的爹娘自小就很熟，可是祖母娘家与宝大娘娘家的亲人们我自小不认得一个。宝大娘在人世上活得比我祖母还孤单，她一个人活着，宝伯伯回来，她仿佛仍然是一个人。她像一棵不走动的树近四五年来，我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有关童年的散文，还要写下去，我的童年世界在不断拓展着。我寻回了童年和童年世界的亲人，以及他们没有完成的生命和梦。我的这种心情，很像马尔克斯谈《百年孤独》所说的那段话：“我要为童年时代所经受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无缺的文学归宿。”但是对我来说，“归宿”似乎并不恰当，我的童年或童话世界是展现在生命前面的境域，不是终点，它近似一片我第一次进入的远远的梦境。
宝大娘在我的散文里已经出现过不少次，但她只是做为一个亲切的影子一闪而过，没有面孔，没有形象，除了名字，谁也看不清楚她是谁，这是由于我难以看清楚她的缘故。对我来说，她的一生一直是非常模糊与困苦的。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当我入迷地一篇篇地写童年，一直不成熟的我（没有从童年的稚拙中走出来），仿佛突然地成熟了，壮实了，不是成熟地坠入老境，而是产生出了上升和再生的生命感。我此刻就是凭藉着这点新的生命力，找到了隐藏了六十年的宝大娘。我没有回归故土的那种苍凉感或幸福感，而是深深觉得（也可以说是发现）我这一生其实没有离开过童年，童年是一次完整而永恒的人生，一直伸延到现在。我这几年已写的或即将写的有关童年的散文。不是重现和恢复远去的历史，把模糊的人和事记述得更完美一些，把宝大娘等的面孔让人看个清楚，使童年“入土为安”，而是写我的新发现和隐没已久的童年世界，它本应属于我，我是它的一个永久居民。
在我的童年或童话世界里，我爱过的人全都是不朽的，他们现在还活着，我与他们仍真实地在一块儿。不是靠回忆能找到他们，我们是重逢，重新活在一起。他们的形象是他们自己显现和创造出来的，而我只是重新找到了自己和失却已久的童年。
我与宝大娘又相见了，我第一次敢于笔下写她。此刻她就站在我的面前。
（二）
宝大娘是我父亲的奶哥哥乔宝的老婆。她当然有名有姓。但是从来没有听谁叫过她的名和姓。我们家的小辈们有时亲热地叫她“奶大娘”。父亲出生后，祖母的身体不好，奶水又少又淡，饿得直哭，几乎养不活了。后来由乔宝妈奶了一年多，才好歹活下来。
乔宝的双亲死得早，我没有见过。他家是赤贫，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乔宝很小就随村里人到很远很远的口外草地谋生。后来乔宝夫妇在我家院子里的一间小土屋安了家。从我记事时起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离开故乡的这十多年间，宝大娘一直跟我家住在一起。奶伯伯乔宝隔五六年从遥远的草地回来一趟，我只记得他回来过两回，腊月回来，破五后不几天就走人。他从口外带回的银钱很少。回家第二天，给我家送来一些酸得倒牙的奶渣子，从形状到色泽都像干牛粪，他从几千里外把它们背回家。回来时，一身破旧棉衣，走时还是那一身，只不过补钉更多更密一些罢了。听说一次要带走十几双布袜子，他在口外草地一定成天干跑路的重活儿。我没见过宝大娘穿过花衣裳，总是一身粗布衣裳，不是蓝的就是黑的，干干净净的，祖母说她补的补钉都让人瞅不出一点破绽。
他们家那间小屋，我们都叫它“宝大娘家”，从不说“乔宝家”，连乔宝回来也对我说：“成汉，到你宝大娘家来玩。”
十四五年里，宝伯伯在家的日子，总共不到一百天。在我们村里，走草地的男人十年八年不回家不算稀奇，但家里大都有一两个孩子，还有个“窝”的感觉。宝伯伯一走，家里只宝大娘孤身一人，不像个窝。俗话说“一只鸟成不了窝。”
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黄昏，我在街上玩，听见有人打听“乔宝家在哪儿？”我一听高兴极了，以为是我投见过面的宝伯伯回来不认得自己家门了，我朝那个晃晃悠悠走过来的陌生人喊：“跟我来！”我跑在前边，又回头朝那人喊：“喂，进这个大门！”我飞一般跑到宝大娘家门口，快活地大声呼叫：“宝伯伯回来了！”宝大娘冲出家门，两眼泪花花的，问我：“见到人了？”
“见到了！”宝大娘一听，当着我的面就嚎啕大哭起来。“他为什么不捎个口讯回来？”可是来的人并不是宝伯伯，是宝伯伯托这个人给宝大娘捎回一点银钱。宝大娘知道宝伯伯没回来，哭得更伤心，我从来投有见过谁这么伤心地嚎哭。那人见此伤感的情景，把钱交给宝大娘就走了，一句话没有说。宝大娘哭得收不住腔，“乔宝，你死在草地好了。”我不由得跟宝大娘一块哭了起来，哭得也很伤恸。小时候我爱哭，仿佛有一肚子的泪，长大之后却不哭了。不是泪流尽了，而是白泪变成红血。记得祖母说过：“不流泪的人身上多半没有血。”血和泪同源，都是从人的心灵流出来的。宝大娘的泪真多。
冬天夜长，宝大娘常来我家跟祖母谈心说话，有时陪祖母过夜。我听见宝大娘说：“成汉这个冒失鬼，也不问个明白，我真以为乔宝他回来了。”但宝大娘当我的面却感激地说我是个小好人，问我：“你为什么跟我一块哭？”我答不上来，宝大娘说我心太软，又对我说：“以后。心可要硬些，不能流泪。”
大约又过两年，宝伯伯真的回来了，是后半夜回到家的。我家的二道门上闩，宝伯伯不敢大声喊宝大娘，怕惊动四邻。其实他家就在二道门里，离门不过一丈来远，只要声音稍大些，宝大娘准能听见。宝伯伯声音再小再低，宝大娘也一定能听清楚。
宝伯伯寒冬腊月，在门外一直等到天明，到祖母开门时才晓得乔宝回来了。乔宝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乔宝就是这么个老实人。第二天，宝伯伯特意找到我，说：“认认你奶伯伯，以后就不会把人认错了。”他一定听说过我认错人让宝大娘伤心大哭的事。宝伯伯回家第二天，把院子的角角落落都扫干净。起了羊圈，清扫了磨坊，天天为我家挑满水瓮。宝大娘白天黑夜为丈夫缝缝补补，预备行装。有一天，我看到他们一道去上坟，宝伯伯扛着锹，宝大娘走在前面，宝伯伯跟在后面。宝伯怕离家回口外的前夕，向我祖母磕了头。
第二天清晨，宝伯伯还为我家水瓮挑满了水。我跟在宝大娘身后送宝伯伯走。我们送他到滹沱河岸边，田野上的积雪还没消，河道里的雪很厚，我们望着宝伯伯走上河的对岸。他没有回头。回村一路上，我看见宝伯伯留下的完完整整的脚迹。新鞋踏的，十分清晰，又大又深，几乎比宝大娘的大一倍。我一生记得雪地上的这些深深的命运的踪迹。
（三）
冬天的故事特别多，记得我离开故乡那年的开春前，听见大人们在炕头上低声交谈，说佩珍伯伯跟宝大娘相好。男女之间交往到了相好的程度，常常被人添枝加叶传来传去。我听了很难过，不相信。但心里也为她有点高兴，因为她确实太孤单了。
宝大娘面目周正，两眼炯炯有神，但从不打扮，是一个孤苦而安生认命的女人。佩珍伯伯跟我父亲亲如兄弟，他老婆个子极小，比炕沿高一点，但人缘十分可亲，有一双晶亮的大眼。
佩珍伯伯是全村男人中形象最英武的，个头足有一米九，身材长得粗粗壮壮，走路步子迈得很大，为人豪侠正气，很受人尊敬。二十来岁时在全县摔跤场上“掮过羊”（夺得冠军）。当年在乡间庙会戏台的明柱上拴一头咩咩叫的大绵羊，插一面三角小旗。只有摔跤好手才敢跳到戏台上拔旗。谁摔跤得第一，谁把羊掮回家。佩珍伯伯拔过几次旗，在几次盛大摔跤场上一连摔倒六个对手。他一担能挑走一两畦大白菜，人们给他取了个美号“两畦菜”。佩珍伯伯从庙会上掮羊回来，当夜全村大后生聚在他家有酒有肉地吃喝一顿，我随父亲去吃过一回。佩珍伯伯说我的骨架长得匀称，能练成一个好摔跤手。
每天在小文昌庙前我们孩子们排队摔跤，佩珍伯伯常常亲临指导，他立在地上，让我们三四个孩子一齐扳他的腿，他纹丝不动，双腿如戏台上的两根明柱，无法撼动它。
佩珍伯伯是个货郎，挑着担子隔三岔五地到外乡去赶庙会，挑担和走路的姿势非常优美。他是我童年时崇拜的英雄。他怎么会跟宝大娘相好？我可从来没有看见他踏进宝大娘的家门，只记得有一次，我替他带给宝大娘一块白兰牌香皂。每年腊月佩珍伯伯在城里南门瓮城口摆货摊，他让我当一个月小帮手，立在货摊边，招呼顾客。为做酬谢，他送我家每人一条红裤腰带和一条黑色腿带，另外给我一顶帽子。
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几年前，姊姊从家乡来北京，我问她：“佩珍伯伯跟宝大娘过去真相好过一阵？”姊姊说：“相好过。”我没有再追问一句。不是好奇，是怀着深深的哀伤，我久久地想这件事。姊姊是最不会编故事的人，更不会说一句假话。
如果我现在想写一部小说，完全能以合乎情理地虚构一个完美的故事，因为我太熟悉当年村里大大小小的人和事，谁家院子有几棵树，我都一清二楚。哪些人家男人走口外一直不回来，家里老小过苦日子的可怜情况我全知道。谁家年轻妻子在家里孤孤单单地活着十年八年守着空空洞洞的家，我全知道。因此，我不仅同情可怜的宝大娘，而且十分理解她内心的苦楚，她渴望人间的温暖。我问姊姊：“宝大娘那许多年如何生活？”她回答说，她仍是安生过苦日子，并没有与佩珍伯伯一块过活。用当今的话说，宝大娘与佩珍伯伯相好，是很真诚的友谊，在那个历史时代这种友情更令人感动。佩珍大娘与佩珍伯伯都很长寿，佩珍伯伯活到九十。五十年代初，还捎来话给我，要我回去看看他。
姊姊说，宝伯伯后来多年没有音讯，至步十年二十年没回来过。我估计他一直滞留在外蒙草地。当年走一趟路需一个多月，可见路途多么遥远。宝伯伯不是不想家，多半由于战争，还有其他原因，他被困在草地，回不了家乡。宝大娘活不下去，只得另外寻了人家。她不是背离了丈夫，而是无可奈何的事。到了解放以后，宝伯伯像孤魂一样从草地回来，他已老得走不动路，一身破破烂烂，穿的还是几十年前宝大娘补缀的那些衣裳。
他不会再回到口外草地去了。当他晓得老婆早已离开了那间小屋，他只痛恨自己没出息，对不起老婆。他晚年一个人住在“宝大娘家”里。姊姊说，人们现在还把那间屋子叫“宝大娘家”，仿佛宝大娘还没有离去。宝伯伯晚年的最后那几年，宝大娘每年回来三五回，白天来，晚上走，为宝伯伯拆洗衣被，缝补衣裳，冬天还腌一瓮子酸菜，秋天还磨几天面。把宝伯伯的生活安顿得踏踏实实。宝伯伯在“宝大娘家”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宝大娘把他埋进乔家的祖坟。姊姊说：“宝大娘应当成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