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啊！”爸爸拍了拍大腿，“你啊真的是教书先生读书读歪了！满街跑的跳的二十多岁的，退一万步说，娇娇媚媚，三十出头的也是一抓一大把，你还怕没得挑？”
“胜强啊，”大伯又继续晃起了他的脑壳，手里方向盘打了个转弯，“你这话说得！归根结底，人要找个伴，还是想找个谈得来的，过得拢的，那些年轻女娃娃，啊！就说刚刚碰到那个小钟嘛，你说，她和我们这辈人能有啥共同话题？”
“龟儿子的段知明！你精灵！你翻天了！”爸爸又像被人一把拉了手刹，只有扯起脸皮笑了一声，话也不说了。他倒是琢磨了几秒钟：“我跟钟馨郁都摆些什么龙门阵啊？－——狗日的，真的屁都想不起一个！
好在爸爸这人就是一个豁达，他马上想：“要摆龙门阵？我妈那的龙门阵还不够给我摆啊？”
两兄弟就坐在车子里，继续往北门上开。离了老妈妈，嘴巴也不封门了，大伯也挑起爸爸来问：“胜强，兴兴最近怎么样？她好点了没？我上次听说她现在可以看书了。”
“老子屋头的事要你管！”爸爸本来就正在憋闷，假装看着马路上的电线杆，轻描淡写地说：“是可以看书了，慢慢在好嘛，那边老师好，照顾得也心细。”
“那就好，”大伯说，“这娃娃你们要多关心，不容易啊。”
幸好了，他听不到爸爸心头在骂些什么话，就一路平安地到了北门金叶宾馆。爸爸给大伯开了房，把单签了，再次庄而重之地把那两包花椒重新递给他，然后说了：“哥，这两包是今年新花椒，专门给你买的。”
大伯这才懂了。他看着爸爸笑了一下，伸出右手来，接过了两包椒香鲜麻的青花椒。
最后爸爸还是问他：“晚上出来吃饭嘛？我喊几个兄弟，给你接风嘛。”
谁知道大伯说：“算了，我今天也累了，先休息嘛，反正过几天还有时间，再说嘛。而且啊，胜强，妈也说了，少喝点酒！
那爸爸也不劝他，他总之站够了脚步，该做的做了，该说的说了，拍拍屁股可以回去了。
爸爸打了朱成的电话，居然没人接，也罢了，他就自己走两步路回去了。但是他总还是有点感慨，就给姑姑打了个电话，她没有接。爸爸心里忽然有点发毛了，他接着给钟馨郁打电话，关机了。
爸爸拿着电话，翻着电话本，眼睁睁过了十字路口，路上人挤人，车挤车——也差不多是下班了。以前这个时候镇上的人都去菜市场买菜了，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妖风邪气，大家都喜欢去超市里买东西，一模一样的菜，非要买那个贵几块钱的，还觉得这样是不是就干净些。
当然，爸爸也不是不理解，大家都有钱了，找不到地方花。屁股点大个镇，从东街走穿到西街也就不过十五分钟，偏偏随便是个人家的都要买个车，天天都歪起斜起地在路上挤，镇上的街呢，又跟不上这变化，以前二指宽，现在还是二指宽，真容不得人不抱怨，也不知道这是路啊，还是停车场——爸爸从几辆车中间穿过去，一边走，一边骂：“一个二个长起脚的嘛！两步路！买包盐都要把汽车开出来！楼底下没的小卖部啊！非要来超市里头挤！给钱都要排二十分钟的队！有毛病！”
他越骂越心烦，看着乌压压的人和车，乱七八糟按着喇叭，或者在路边遇到熟人就一脚刹车停下来摆起了龙门阵。“有没素质啊！”
“太没素质了！”他吐了一口浓痰，在树子下面跳上了街沿。
也是活该爸爸今天倒霉，巴掌大的平乐镇永远都这么冤家路窄，他一脚踩上街沿，居然碰到了白勇军。他带着他的儿子，儿子比白高了半个头了。
“薛哥！”眼睛对鼻子地撞上了，白勇军也只有跟爸爸打招呼。
“小白，”爸爸还是这么叫他，“儿子长这么高啦？”
“啊！”白勇军赶紧说，“马上读初中了，给薛叔叔打招呼啊！
“薛叔叔好！”白勇军的儿子就喊了爸爸一声。
“好好好，”爸爸应着，“我回去了。”
“我们也回去了。”白说。
也是爸爸这儿年涵养好了，他们就各自回家了。早几年的时候，爸爸在街上看到白勇军，根本不跟他打招呼，他早就放了话出来，姓白的要有点白知之明，敢惹他薛某人，就不要再想在平乐镇街上混。
那时候是爸爸年轻气盛，觉得姓白的既然给他戴了绿帽子。那他肯定要扎他几道血滴子才下得了台。九五年九六年吧，妈妈，哭啊，跪啊，还拿脑袋去撞墙啊，诅咒发誓再也不敢啦，终于劝住了爸爸，没让他提着刀出门去。又过了几年，再过了几年，爸爸将心比心，想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偏偏睡其他什么人的婆娘了。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他薛胜强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那就算了嘛，下不为例，既往不咎，得饶人处且饶人。
当然了，吃个汤圆下去总是要打个饱隔。晚上在饭桌上，爸和妈妈聊着大伯回来的事，吃着饭，他忽然说：“你在哪儿买的这个凉拌猪耳朵啊？”
“超市买的嘛。”妈妈说。
爸爸心里就一股无名火了，他说：“怪不得我就觉得味道不对！你吃，这个猪耳朵都馊了！你们这人就是这样的，菜市场的猪耳朵不好啊？硬要去超市买！鬼知道他们放好久了！”
妈妈吃了一口猪耳朵，偏着头顺摸味道：“没有啊，是对的啊，没坏啊。”
“坏了坏了”爸爸坚持说，把一盘猪耳朵推到一边，“不要吃了不要吃了！你啊以后不要在超市买这些东西了！”
“你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借题发挥嘛，你说明明也没什么，这么多年他就是见不得你大伯，一家人哪有那么大的气，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后来，妈妈是这么说的。
当时她当然什么都没说，这么多年的夫妻了，妈妈自然不会去触爸爸的火头，她给他夹r一筷子笋子烧鸡，跟他说：“那你吃点笋子嘛，我自己烧的。”就吃了，笋子倒是几十年的老味道了，用的就是厂头的豆瓣烧的。爸爸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发，就只有把电话放在上，等着谁来给他打电话，钟师忠也好，老钟也好，他总可以找个借口接个电话，走出门去，喝个酒，睡个觉，怎么都好。
但是今天谁也没给他打电话，爸爸疑心全镇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段知明回来了，大小手段知明回来了，狗日的就没他薛胜强戏唱了。
八四年那一年，他很是跟红幺妹睡了几次觉，包括到黄家地里面偷兔儿，在赶场的时候揣人家的蛋拿去卖——五元钱睡一觉嘛，反正来的都是，红幺妹对他也不薄了。到有一天，他们做完了爱，也是熟人熟事了，就在一起躺着摆闲龙门阵。红幺妹忽然问他说：“哎，你是不是有个姓段？”
爸爸刚刚软下来，全身都是酥的，随口就说：“啊，是。”
“哎呀！”红幺妹抬起身来看爸爸的脸，“我第一次就说，是觉得你们像的，两兄弟鼻子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你哥读大学去了啊？”红幺妹又问，“我听说他是县上的理科状元的嘛！”
爸爸巴不得自己什么都没承认过，但他骑虎难下了，只有点了点头。
红幺妹倒是很高兴，又絮絮叨叨地跟爸爸说了一些大伯的事。那天走的时候，爸爸照例摸了五块钱给她。
“哎呀，既然是段哥的弟娃儿，我就少收你五角钱嘛！”红么妹咯咯地笑着，找了爸爸五角钱。
爸爸拿着这五角钱，出了红幺妹的门。那个时候他还小，也就是十七岁吧，爸爸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街上，士可杀不可辱，龟儿子的，反正他再也不会回去跟这个婆娘睡觉了。
那天，都临睡了，爸爸的手机终于响了一回，是姑姑打来的，她问爸爸下午给她打电话是有什么事。
爸爸就把这两天家里发生的告诉了她，当然他没提自己住院的事。
“这么说，知明回来了啊。”姑姑轻轻地说。
“啊，”爸爸也轻言细语地答应着姑姑，“妈说让他来操办祝寿的事，我就不操心了。”
“那也好，”姑姑说，“知明来办，妈也更放心。那我待会给知明打个电话吧，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大哥他们呢？”爸爸问，“你给他们说了没有？算起来也就是下个星期天的事了。”
“给你大哥说了，”姑姑说，“星辰他们也要回来，我都说了。”
“姐，”爸爸想了好久，还是终于问了，“你和大哥最近还好嘛？”
“没事，”姑姑叹了口气，“胜强，你也不要担心我的事了，我和你大哥都五十上下的人了，还能出什么事？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嘛，男人嘛，哪个没点花花肠子？”
“姐，”爸爸有满肚子的话想说，想了想又觉得都不合适，“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你就打个电话。”他最后说。
“嗯。”姑姑应了一句，“我先挂了胜强，你早点睡。问安琴好。”
爸爸挂了电话，进了房间，妈妈在继续看《金婚》——一边看，手上还抱着一本书。爸爸最喜欢笑她这件事：“陈安琴同志，你是要看电视还是要看书呢？”妈妈才不理他，翻过手来拍了他一巴掌：“你懂啥嘛！要你管！”爸爸呢，就顺便看了一眼她手上的书，红彤彤的封面，写着“永不瞑目”。
“你看的啥书哦？名字这么吓人！”爸爸扯了一把书想拿过来看，但妈妈哪会让他得逞，十五分钟电视又到了十五分钟广告，她埋在书里面正看得起劲：“哎呀你又不懂！”她说。
这下子真的有点不安逸了，妈妈也觉察了气氛微妙的变化，她就从书上面抬起头来，问爸爸：“哪个的电话呢？”
“姐打的，她问你好。”爸爸顺着台阶说。
“哦，”妈妈应着，“姐还好嘛？”
“嗯，还好。”爸爸脱了拖鞋，翻身上了床。
“你洗脚没的？臭烘烘的。”妈妈从来鼻子很尖，她一下就闻出来了，“去洗脚去洗脚！”
爸爸这才想到他今天走了很多路，他就去洗脚了，但是他实在懒得把洗脚盆拿出来了，干脆就站在洗手台前面，把脚跷在盆子里冲冲了事。
爸爸先跷起左脚去洗，然后放下左脚再跷右脚。不久以后，他想起这个情形，总觉得自己是在那时候想了某一个婆娘的，那些和他睡过的婆娘中的一个，具体是哪个他还真是记不清了，可能是钟馨郁，也可能是红幺妹，甚至是“韦唯”，不然就是白勇军那个姓邓的老婆——那个婆娘还是可以，肚皮上肉长得有点多了，但是皮总算白细细的。
他洗完脚走出去，重新翻身上了床。妈妈还在看电视，一双手上抓着血红血红的《永不瞑目》。爸爸就躺平了，“狗日的总算可以睡个觉了”，他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