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的长处
很多人都崇拜胡雪岩，高阳的七本书被不少人奉为圭臬。而胡雪岩一生成败，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在封建皇权时代，为了一个红顶子，读书人要皓首穷经多少年，即使侥幸中了进士，还要熬资格，小心翼翼不出纰漏地熬到须发皆白，顶子才可能红。这还只是贵，至于富，还要能放出去做实缺、肥缺的地方官，还要敢于贪污受贿。而胡雪岩没读过多少书，却能既富且贵，名满天下，还得到慈禧太后钦赐匾额，黄马褂，其人是天才，其际遇是异数。说到底，源于胡雪岩的几条过人长处：
一是有眼光，能够识人，因人成事。先是结交王有龄起家，后来又在左宗棠这棵大树下乘凉，结交漕帮成了小爷叔，得到了漕运的便利，而开钱庄、当铺、药店、丝坊，做军火生意，联合商界与洋人抗衡，无一不是因人成事。令人敬佩的是，胡雪岩那么大的家当基本上是靠朋友做的，自家子女并没有介入，在清朝那样的时代居然没有办成一个家族企业，可见胡雪岩的心胸之大，心胸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二是为人诚信，重视信誉，一诺千金。胡雪岩是个胳膊折了吞袖筒的人，他常说，信誉就是钱。实际上，信誉比钱还要值钱得多。钱庄不消说，就是偶然下海玩出来的胡庆余堂，也是与同仁堂南北辉映的百年老店，用料之精，用工之细，享誉海内。我们现在知道的“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就是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
四小龙曾经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儒家文化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市场经济的信用文化的完美契合。遗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后来被一股脑儿打烂了，从上世纪初到文革，洗澡水和小孩子一块泼出去了，现在想捡回来，很难了。传统文化的衣钵已经被打烂，市场信用机制没有建立，于是拿着名片明着骗的比比皆是，春秋战国式的市场竞争让人觉得不伦不类。
三是有政治头脑，深谙官场之道，恪守官场的潜规则。胡雪岩每次见官，袖管里必揣上数额或大或小的银票，逢人便送，投人所好，善拉交情，好交朋友。为摆平巡抚黄宗汉，不惜将自己的小妾忍痛割爱。如此心机，偌大投入，自然是左右逢源，抬头见喜，既平步青云，又日进斗金。
这才是胡雪岩最根本的成功之道，他遵守潜规则，不断寻找官商利益的契合点，不断实现花花轿子人抬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双赢或者多赢的目的。对胡雪岩本人而言，也无可厚非，本来在商言商，赚钱是目的，打不通的路要想办法打通，摆不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摆平。当时的中国商人就是在这样的夹缝里生存的。
然而，很多人将胡雪岩奉为圭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说，却是不正常的。因为胡雪岩的飞黄腾达是熟谙、遵守、利用潜规则的结果，是对市场经济规则的践踏，也是与同行的不公平竞争，这种潜规则充分说明当时市场经济体制的匮乏。胡雪岩一人的高效率是整个社会经济效率低下换来的。很多人喜欢读描写胡雪岩的书，可能对潜规则的接受也变得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实在不是健康现象。
容器什么形状，倒进去的水就是什么形状。官场潜规则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把从商者规范成这样一个形态：只要遵守潜规则，就可以在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依赖许许多多的邪门歪道发财。从而，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对市场规则的遵守，从商的敬业、敬畏、诚信、勤奋、谨慎，都可以置之不理。
胡雪岩以他卓越的圆通能力在夹缝里生存发展，在官场、漕帮黑白两道的夹缝里，在民族经济与西方经济的夹缝里，在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夹缝里，踢打出了一个世界，一方天地。但遗憾的是，这个夹缝最终毁了他，左宗棠的死使他成了官场倾轧的牺牲品。从白手起家到富甲天下，再回到一文不名，走完了他人生轨迹的圆圈。
胡雪岩曾经说过，本来我什么都不是，现在有钱了，吃过，见过，玩过，乐过，最多赤条条来，再赤条条去，信口之言，竟成谶语。
胡雪岩的际遇对于建设一个成熟、完善、健康的市场经济，不无启示。
奢华铺张是经商人的大忌
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欲望，许多欲望不加控制的话，会将一个人毁掉。“玩物丧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胡雪岩是个好色之人，他广纳小妾，影响了自己的生意。而山西日升昌票号便是因为经营者喜好奢华铺张，疏于经营，才走下坡路的。
票号的诞生
清嘉庆年间，山西平遥西街开设了一个西玉成颜料行，经理是雷履泰，平遥洪堡村人。东家李箴视，人称“李二魔子”，平遥达蒲村人。西玉成在北京设有分庄。当时晋中平、祁、介、太等县的商人，在北京开干果店和做其它生意的人不少，每逢年终结账，他们都要给山西老家捎些银钱，一般是从镖局运现，运费既高，路上又常出差错，颇感不便。
有人和北京西玉成经理商议，从北京往老家捎的银钱，交到西玉成，由北京写信到平遥西玉成取款，西玉成经理同意。起初不过是朋友或亲戚关系，两相拨兑，也不出什么汇费和手续费。
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个办法便利，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小部分汇费。西玉成的东伙，由此感到这种生意比其它生意油水大，如广为开展，获利必多。东伙共同商定另设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这是晋中第一家票号，时在1824年（清道光四年）。
日升昌成立后，果然银钱汇兑业务繁荣。经理雷履泰是商场中的能手，熟悉生财之道，由此及彼地推想到中国其它各大城市，特别是沿海一带，山西商人经营商业，销货兑款，往返从镖局起运，诸多不便。
他深入地调查了晋中商人所经营的药材、茶叶、夏布、绸缎、京广杂货进货销货地点，就派了些精明干练、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在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上海、扬州、镇江等地设庄，和这些城市的山西商人拉关系，招揽汇兑业务。此处交款，彼地用钱，手续既简便，信用又可靠。
这样一来，不但山西人开设的商号和日升昌交往频繁，而且外省人所开商号以及沿海一带的米帮、丝帮，也多和日升昌打交道。日升昌业务于是蒸蒸日上，同它交往的人，涉及各行各业，真是门庭若市，一片兴旺景象。
当时日升昌票号的汇费，一般在1%以上，存款月息是二三厘，放款月息七八厘。当时市面上周转的银子，分碎银、锭银和元宝等几种，元宝一般重50两，从相互兑换平色中，也能得到不少利润。“平”是论分量，“色”是论质量。票号有自己的成色标准，一般从“平”中有4%的收入，从“色”中有5-6%的盈余。日升昌就从以上这些活动中，大大地发展壮大起来。
矛盾引发竞争
日升昌经理雷履泰，是日升昌票号的创始人，副经理也称协理，是毛鸿羽，平遥邢村人。伙友们称雷为大掌柜；称毛为二掌柜。起初二人团结一致，遇事互相商议解决，相处很融洽。后来日升昌一天天壮大，业务日趋繁荣，分庄增加了，用人也多了。
雷履泰认为日升盛的兴隆是他一人的功绩，踌躇满志，惟我独尊。分配人员，处理业务每每独断专行，颐指气使，引起了毛鸿羽的不满。二人互相猜忌。斗争渐渐表面化。有一次雷履泰染病在床，在号内疗养，但仍不放手让毛鸿羽处理号事。对各地来的分庄经理伙友汇报情况和一切往来信件等日常业务，雷仍带病处理。
一天毛鸿羽找见日升昌东家李箴视，说：“雷经理染病，号上疗养不便，不如暂回家中安心静养，较为相宜。”东家李箴视也听到伙友们反映雷经理带病处理号事的情况，今又听毛鸿羽一说，觉得是一番好意，就对雷履泰说：“你在病中还要处理号事，操心过甚，对病体不宜，不如暂回家中调养。”雷履泰见东家教他回家休养，心中怏怏，但表面上没露抱怨之色，马上叫伙友套车，扶他坐轿车回家。
过了几天，李箴视亲自去看望他，见他床头桌案上写下许多信件，李箴视拿起一看，都是吩咐日升昌各地分庄结束业务的书信。李看罢大吃一惊，就问雷履泰：“你写这些信件，用意何在？”雷答：“日升昌是你的东家，是你家的生意，但各地分庄是我安置的，我要收回来交待给你，另派贤明接办，我从此告退……”
李箴视一听，颇为焦急，就安慰雷：“你好好在家养病，千万不必多生疑心，有话尽管直说。”雷说：日升昌是我一手搞的，现在既然有人要取我而代之，只好他干我不干。”李箴视心里明白了大半，迫于无奈，当下就在雷履泰面前屈膝下了一跪，要求雷经理不要告退，并说：“我李某人决不听信小人说三道四，请放心。”
雷履泰见东家如此诚心，赶快扶起李箴视说：“我也知道这不是东家的本意，这完全是毛鸿羽一人从中挑拨离间，东家既然这样信任我，我今后惟有尽毕生精力效犬马之劳了。”
从此李东家独信任雷履泰，还不时亲去嘘寒问暖，派人送些酒肉、点心和银钱等物，毛鸿羽看到此种情况，知道再干下去也无益，就告辞出号。恰巧蔚泰厚绸缎庄正酝酿改组票号，毛即被聘为蔚泰厚票号的经理，决心要与雷履泰的日升昌票号一决雌雄。
雷履泰知道毛鸿羽就任了蔚泰厚票号的经理，暗自加劲，蔚泰厚在毛鸿羽锐意经营下，亦不示弱，双方各显神通。日升昌有两个伙友，一个叫郝名扬，一个叫杨永安，蔚泰厚的连号蔚丰厚，用高工资把二人邀来工作。雷履泰认为是毛鸿羽拆他的台板，写信给各分庄：“蔚丰厚勾了我号小卒二名，乃汤官之子郝名扬，皂隶之子杨永安。”雷、毛二人的关系愈来愈恶化，甚至雷履泰生下了儿子叫雷鸿羽，毛鸿羽生下的孙子叫毛履泰。
雷履泰自把毛鸿羽挤出日升昌以后，更是大权独揽，骄傲自满，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一些趋炎附势的伙友们，提议给雷经理在总号修建一座纪念楼；落成后，楼中央悬挂一块牌匾；要写四个字，有的说写“经营有方”，有的说写“日增月盛”。这些都不合雷履泰的心意，当时有一个年轻的伙友，提议写“拔乎其萃”四字。雷听见这四个字；点头大笑。东伙们知道这四个字合了雷的心意，即用了“拔乎其萃”四字，制成金字牌匾庆祝悬挂，之后，雷履泰给这个年轻伙友顶上人力股俸2厘。
扩大规模、达到鼎盛
日升昌初创于道光四年（1824年），由此到咸丰年间，是日升昌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日升昌经营的对象，主要是山西商人和江南米帮、丝帮、盐商以及零星小商小贩，也有一些官僚地主存放款项，但为数不大。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官吏腐败骄奢，贿赂公行，社会动荡，盗匪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