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生涯的尾声
1609年，莎士比亚45岁，已接近知天命的年纪了，两鬓也是早生华发。他在思想认识上已经完全成熟，对社会也看得更透彻。他意识到人文主义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但他又不愿放弃自己的信念，于是就逃遁到幻想的境界中去。在经历了青年时代的挣扎和中年时代的抗争之后，精神疲惫的莎士比亚不再写那些反映激烈的社会冲突、具有严峻的社会批判性的悲剧，更写不出明媚灿烂、男欢女爱的喜剧，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
经过乐观主义时期和悲观主义时期之后，莎士比亚的创作进入第三阶段（1609—1613年）。他突如其来地改变了写作方向，开始转向富有浪漫色彩的传奇剧，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浪漫主义时期。代表作品有《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1608年）、《辛白林》（1609年）、《冬天的故事》（1610年）和《暴风雨》（1612年）。莎士比亚在推出“四大悲剧”杰作之后，已攀登上了悲剧艺术的巅峰，他转而把自己的艺术发现和艺术成果提供给他人使用，自己却独辟蹊径，这不能不说莎士比亚慷慨大方，但恐怕只有天才人物才敢冒这样的风险。同时我们也应体察到，莎士比亚改变文路也有他的隐衷。
从早期剧中的欢乐情绪、对人文主文理想的坚定信念，到中期悲剧中的沉重心情、在世态炎凉面前理想的幻灭，直至晚期传奇剧中把希望寄托在乌托邦式的空想世界中，莎士比亚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上经历了追求——反抗——幻灭三个阶段。
莎士亚的消极遁世不是没有原因的，相反正是他后期精神状况的反映。这一时期，詹姆士一世的统治暴露出专制王朝的本来面目，加强了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人文主义者所抱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更难弥合。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时期经历了一场思想危机之后，如今只得从现实转入了幻想，把实现人文主义理想的希望寄托于梦幻。此外，这时伦敦的剧坛上流行着一种迎合宫廷趣味、供贵族们逍遣玩乐的作品，只重情节的曲折和离奇，缺乏严肃的思想内容。宫廷内部这种奢侈淫乐的生活风气也蔓延到了戏剧舞台上。但出于对统治阶级道德败坏的不满，莎士比亚只好把视线从污浊的宫廷与城市转移到清新、纯朴的大自然和富有异国情调的海外。
莎士比亚的传奇剧大都情节相似，充满人世的悲欢离合。剧的开头往往矛盾重重，主人公遭逢种种不幸，后来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得到大团圆的结局。在这些作品中也有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但作者不再是持以抗议、批判的态度，而是宣扬仁爱、和解与宽恕，明显地表现出一种阅尽人世沧桑后所特有的淡泊与宽容。莎士比亚始终保持人文主义者的信念，相信通过道德的改善人类会有美好的前途，并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但由于这种信念缺乏现实基础，所以传奇剧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幻想的神奇的环境中或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幻想的境界、传奇的色彩、理想的光芒，使这类作品仍然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
伦敦的冬天格外寒冷，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要吸引观众到露天剧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剧团都生意惨淡。但这不等于说伦敦的观众冬天没法看戏、得不到这种娱乐，莎士比亚是绝对不会允许此类事情发生的，他所在的“国王的供奉”剧团刚刚买下的“黑僧”剧院就是人们隆冬赏戏的理想场所。这是一个供室内演出的剧场，设备齐全，以照明为例，它有挂在墙架上的火把、灯笼，有插在烛台上的蜡烛，还有沿着舞台周边安放的脚灯。在这样的灯光条件下，很容易营造一种神秘、浪漫、朦胧的氛围，莎士比亚的传奇剧在这里上演，真是相得益彰。“黑僧”剧院的票价偏高，所以来这儿看戏的大多是资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人员。他们的欣赏趣味自然与“环球”剧场的平民观众不同，他们一般喜欢梦幻和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也是影响莎士比亚后期创作风格的原因之一。
莎士比亚的第一部传奇剧《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并不是灵感突发之作，而是为了修改旁人的拙作才诞生的。1608年，“国王的供奉”剧团收到了蹩脚文人乔治·威尔金斯的一个剧本，主角名叫佩里克利斯。虽然剧本写得不敢恭维，但剧团急需补充新的剧目，所以莎士比亚就信手拈来，进行加工修改。不久，“黑僧”剧院就上演了一部新戏——《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这出传奇剧算是尝试性作品，没想到竟决定了今后剧本新潮流的走向，从此以后，莎士比亚就开始用这一格调写作了。
这部作品宣扬了正义压倒邪恶的主题，但失去了悲剧中的力度。最终善战胜恶，不是依靠的现实力量，而是借助了超现实的神力。这表明莎士比亚改变现实的信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如果说《泰》剧是莎士比亚由悲剧向传奇剧转折的过渡性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部《辛白林》则迈向了成熟。
在此剧中，莎士比亚从人文主义出发，既批判了社会丑恶，又体现了仁爱精神，他把时代的极端罪恶与人类的至美至善揉合在一起，体现出这一时期剧作家的特殊心态。据说《辛白林》的剧情无意中与当时一桩轰动性新闻不谋而合。
莎士比亚等人恐怕也不希望舞台上的悲剧与生活中的经历如此相似。莎士比亚学家们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莎士比亚的最后两部传奇剧——《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体现了他的失望情绪，标志着他已经否定现实生活，走向了幻想的境界。
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一剧中寄予了深刻的寓意。当时，英国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王室的统治越来越专横暴虐，莎士比亚深感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与冰冷世界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但他仍未放弃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念，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思想在这部戏剧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从题目上看，“冬天”这个地冻天寒、万物肃杀的季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不过莎士比亚写的虽是冬天的悲哀的故事，但他内心是多么希望描绘人类幸福美好的春天啊，正如英国诗人雪莱吟咏道的：“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莎士比亚接下来创作的《暴风雨》，是他晚期传奇剧中的精品。这部充满梦幻色彩的作品自问世以来，受到不同时代、一直不同国度的人们的共同喜爱。就是在当时，它也带给莎士比亚不小的荣光，据英国宫廷《宴乐记事》记载，此剧在1611年的万圣节之夜（11月1日），曾由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在王宫白厅为国王詹姆士一世演出过。
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饱蘸浪漫主义的墨汁，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矛盾，普洛斯彼罗所代表的正义力量与安东尼奥所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斗争，正是17世纪初英国社会矛盾的写照。莎士比亚用“暴风雨”象征人生，认为人生是冲突混乱与精神力量的矛盾统一。这出戏也反映出了莎士比亚晚年的思想活动，他厌恶丑恶现实，向往理想世界。幻想以道德感化来化解矛盾。
虽然莎士比亚在该剧中有对腐败社会和邪恶人性的揭露与否定，但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对人类的赞美：“神奇啊！这里有多么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莎士比亚这番赞美是送给青年人的，他认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完全属于他们，米兰达和腓迪南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理想的下一代的楷模。
一直以来，许多批评家都认定《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就是莎士比亚本人的象征。这个人物聪明好学、仁慈和善、为人正直、胸怀坦荡，这俨然就是生活中的莎士比亚的化身。尤其是剧中的普洛斯彼罗在完成了神圣的使命之后就放下了他的魔杖，而莎士比亚本人在创作完这部戏剧之后也告别了舞台。普洛斯彼罗在收场诗中的自白就像莎士比亚告别剧坛、告别观众的谢职演说—样：“现在我已把我的魔法尽行抛弃，剩余微弱的力量都属于我自己……我再没有魔法迷人，再没有精灵为我奔走。”又因为这部作品集中反映了莎士比亚晚期的思想，因而被称为“诗的遗嘱”。
《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精心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以其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为莎士比亚辉煌灿烂的戏剧生涯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作品，有意思的是，在收场诗里，他向观众告别，明确表示要退出舞台，要求给他“以自由”，让他“重返故乡”度晚年。在这最后一部作品里，他也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作了总结，如同写下自己遗嘱似的。在他的时代里，生活被不合理的制度歪曲了，人们的灵魂受到了腐蚀，受到了创伤，好人受气，坏人得逞，但他希望这只是历史过程中一段短短的噩梦而已。“暴风雨”的轰响将惊醒这可怕的噩梦，“暴风雨”将冲刷这污浊的大地，“暴风雨”将带来一个新鲜的、干净的、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年轻一代，象米兰达和腓迪南那样，都将会有自由的锦绣前程，将要过着一种全新的、人们从没有过的美满幸福的生活。
莎士比亚在戏院大约工作了二十五年之后，于1612年退休，回到自己故乡斯特拉福养老。未过上几年清静的生活，他的最后时刻就意想不到地到来了。他在一六一六年三月间写遗嘱时，“健康和记忆还很不错”。在遗嘱中他把他的财产分赠给亲友，当然在斯特拉福和伦敦的大部分财产都归于苏姗娜。遗嘱中规定把家中第二个最好的床给他的孀妇哈撒薇，对这点很多人怀疑是不是莎士比亚对他妻子的嘲弄，或者关系不好，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正是他对她的爱的表示，因为这第二张好床是他们结婚的床。至于第一张最好最大的床，有的说是给苏珊娜夫妇留着，也有的说，像在他这样的人的家里，习惯上是把最好的床留给客人用的。如果把它遗赠给自己妻子，那不就把她看做外人了？遗嘱里还想到他的剧团的伙伴们：“约翰·海明、理查·倍伯奇和亨利·康德尔，一人二十六镑八便士，给他们每人买一枚戒指。”在遗嘱中他还写上“希望和坚定地相信，我的灵魂将被派为永恒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将是不朽的。1616年4月23日，正是他第52个生日那天，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镇与世长辞。
莎士比亚在短促而匆忙的一生中，一共写下了两首长诗，四首杂诗，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三十七个剧本。如果把过去有争议而现在通过科学手段证明确是他写的《托玛斯·摩尔》也算进去，那就是三十八个剧本了，这是人类一笔最可宝贵的财富。但是在他生前，虽然受到人民欢迎，作为演员作家，却并未享受到多大荣誉。死后，他一直沉睡了一百五十多年，默默无闻。十八世纪中叶，才有人去凭吊他，那是著名演员加里克提倡的结果。到这时，也只有少数学者开始对他进行研究。几乎又沉默了一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人们才对他狂热起来，他成为最伟大的剧作家、大文豪、大诗人，而世界性的一门热门科学——莎学，也由此形成。可是在这幸运的同时，却又产生了一种不幸，盛名之下，引起不少人对他的怀疑、否定，甚至贬辱。但这些只不过是学者们的无聊的谬说，耸人听闻而已。每遇到有人攻击或诽谤他时，马克思、恩格斯都奋起迎击，严厉驳斥，保卫莎士比亚这一人类共有的伟大遗产和骄傲。诚如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大戏剧家本·琼生所说，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