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向司令部人员翻译了军事顾问的决心。军事顾问的决心是否正确，他心中无数。但李德的决心，就等于他的决心，他们两人的决心，几乎就等于最后决定。周恩来还在湘江东岸，博古凝望着朱德的敦厚严正的脸，希望从他的反应中，得出某种验证。
但是，朱德避免干预最高三人团的决策。并且听出，李德的决心就是由自己的提醒激发起来的，他不愿多说，只让作战局的同志继续报告敌情。
“第三，蒋介石以三十六军周浑元所辖的谢溥福师、萧致平师、万耀煌师尾追我军，他们进据宁远、道县堵住我后路，并防止我军进入桂北。”
“第四，敌人以二十七军李云杰所率的王东原师和二十三师沿桂阳、嘉禾、宁远沿我军行进路线，拊我侧背。”
“第五，敌人以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五十三师，取道临武、兰山、江华、永明从另一侧面拊我后卫。”
会场沉默了足有五分钟，吸烟，喝水，踱步，盯着地图思考，博古请总司令发言。
朱德沉静地评论道：“敌人分五路完成在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计划。蒋介石用心是很险恶的。他从人地相宜着想：以何健为追剿总司令，是因为何健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湘军进人桂境，彼此不会猜忌，以促成湘桂两军通力合作封锁湘江之目的。
“现在，蒋介石的部份战役计划已经达到。但聚歼我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却被我们粉碎了。”博古低声将朱德的分析翻译给李德。
目前的局面还是相当危险的。”朱德继续说，“一军团正在脚山一带与湘军激战；三军团在兴安、新圩一带阻击桂军。我们面对的是湘、桂军中的精锐，以疲惫之师对抗以逸待劳之敌，战斗的艰苦性是可以想见的！”
朱德要作战局的同志报告红军情况：“现在八军团损失最为严重，处在失控的状态，许多团队都失去了联系！”
朱德说：“应该说已是溃散状态，这个新组建的军团没有来得及整训，部队缺乏战斗经验，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溃散是难免的！”
“溃散”二字，太刺耳了。它象尖针似地刺进博古的耳鼓，他不愿意直译给李德。
因为，关于组建新的军团还是把新兵补充给一、三、九、五军团以老带新，在“最高三人团”里曾有过争议。而他却支持李德的意见组建新的军团，仅是为了增大西征的声势，而不是增加实际的战斗力量。
“五军团殿后，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打得十分艰苦。”
“跟三十四师的联系恢复了吗？”朱德问。
作战局负责人作了否定的回答。
会场陷入短暂的沉默。
博古不断地往上推动他的眼镜，显示出他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他那红润的嘴唇变得扭曲而灰白，那铅灰色的微微仰起的脸上浮动着凄苍与悲凉。
也许没有人注意到李德听到博古翻译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时，他的潜隐极深的漠然心境。因为他担心的并不是八军团和五军团的一部份部队的命运，而是下一步，中央红军能不能跟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对这个经过长时间思考的目标，寄于全部的热情、希望与幻想：
“放下沉重的背负再战斗，只要再打几个漂亮仗，一切损失(其中主要是他的威信和权力)就都可以挽回了。”
这个沉重的包袱，只有与二、六军团会合后才能放下。
“是不是议一议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总司令用请示的口吻问博古，他发现博古和李德都有些走神。
“是不是等恩来同志到了之后再议？”
“也好，那得催他快些过江。”朱德征得博古同意，便对作战参谋说：“你对总政委说，我要到前线去，请他快来司令部。”他本想说“统管全局”，觉得守着博古、李德说此话不妥，就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军事会议暂告休息，警卫人员送来一脸盆火煨红薯请大家先垫肚子，说玉米糊糊很快就好。
“这是谁烤的？”朱德拿一块翻转着，“一半生一半糊的。”
“当然没有总司令烤的好了。”警卫人员甘拜下风。
“检讨不如改正，煨几块好的留着，总政委喜欢吃。”
朱德捡了块软的递给李德。
此时，机要秘书送来一军团林、聂给军委的一份电报，是从脚山铺打来的：
朱主席：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以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日继续抗敌。
朱德一边吃着红薯一边看。看完后交给博古，博古择其要点翻译给李德听，然后问他如何回复：李德专心致志地吃着红薯，心不在焉地听着，眼里闪烁着病黄色的光。好象极力摆脱一场压在他心头的噩梦。后来才如梦方醒似地说：“先请总司令说吧！”
他的嘴角上挂着一丝苦笑，同时，脸上掠过一种烦乱不安的神情。
朱德以一种直率坦诚的永不惶乱的目光，凝视了李德一会儿，而后转向博古。他是个厚道稳重而又深沉的人，博古虽然年轻而且有着明显的失误，他也绝不因此而不尊敬他：“博古同志，除了命令部队达成掩护红星纵队、红章纵队迅速过江之外，别无办法！”
“是的！用火急的命令，催促中央纵队过江！”博古此时，可谓百感交集。自从他到中央苏区之后，短短的时间内，真是历尽了艰辛。他曾亲临过广昌前线，枪炮轰鸣、血肉横飞，和无穷无尽地争议，都无休无止地交织在一起，他目睹了各种场面，处理了数不清的事情。他象一个围棋新手在下一场布局混乱的围棋，上边的指令，下面的抗争，左右的掣肘，使他举棋难定，只能抬头看看李德：棋子该往哪里落？棋子按照李德的眼色投下去了。有多少对的多少错的几乎难以理清，湘江之战，使他真正看到了红军命运的危殆。
不知道过了湘江之后还会遇上什么风浪和暗礁，他觉得全部精力已经丧失，心情分外沉郁。他是聪明的，经验却是贫乏的。他的智慧宝库中找不到解脱目前困境的任何启示，他只能又重复地再说一遍：“用十万火急的命令，催中央纵队火速渡江！”
他们已经疲倦到极点。草草吃了送来的玉米粥，就在三官堂的一间小屋里安歇了，只留下值班参谋人员，有急事时唤醒他们。
李德和博古刚刚躺下。互道了“晚安”。机要处又送来了三军团的急电，报告他们受到桂军的巨大压力，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委托总司令全权处理。
朱德，在这时是这支红色西征军的大脑和意志的体现。他性格诚实，心胸宽广，谦和仁慈，忠厚长者之风掩盖着他品格的另一面——倔强豪放，临危不乱，遇敌不惊，一切处之泰然。这种可贵的品格除了一部分来源于他的天赋素质外，是在社会动荡的艰苦岁月里，靠不断地汲取人民身上所固有的优秀品德而逐渐形成的。
他亲临火线的勇敢精神是举世公认的，但他的勇敢富于思想内容，他的勇敢体现出意志坚强、目标明确，具有胜而不骄败而不馁的顽强精神，不管统率十万胜利大军还是带领一个班的溃败战士，都能体现出他的将帅风范：绝不因为兵多将广而趾高气扬，也绝不因全军溃散而气馁心丧。他不怨天尤人，不争功，不诿过，永不懈怠地奋斗下去！
他德高望重，但有时在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中，由于他注重和主要分管军事，而处在不被重视的地位。譬如：他既是红军总司令，又是军革委主席，可是，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圈内就没有他。
他也从不计较这些，而是不遗余力地把全副身心投入工作！历数红军所走过的路程，在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脱不开这只农民式的老军人的有力的手！
“一定要他们镇定！”他盯着地图仿佛看着三军团的浴血奋战的战场。心中涌起一种难以尽诉的感情，如果不是压力过大，彭德怀是不会叫苦的。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大声说：“再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发报，十万火急，迅速渡江。每一秒钟，都是战士的鲜血换来的！”
“总司令，你也去休息吧，”作战局的同志语音里透着无限关切和爱戴，“夜间不会再有太大的变化。”
“我等总政委回来，你们先去打个盹吧，总政委回来之后，你们抽两个人跟我到一军团去，全军突围的重担都在他的肩上了。
如果他们不能顶住，在中央纵队还没有完全渡江的情况下，问题就严重了。”
三、博古与李德
1936年7月，在陕北保安，博古与斯诺用英语介绍他的生平时，斯诺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博古是我遇见过的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个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鼓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常称他‘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理得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上。他头脑反应很快，像周恩来一样敏锐，也许比周还要敏锐。”
此时，他并不完全像斯诺描绘的那样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而是恰恰相反。
他以二十七年的经历(1931年负责中央工作时只有二十四岁)，担负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自己似乎也觉得肩膀的稚嫩，他作为王明的化身，支撑着中国革命的危危乎几欲坍塌的苍穹。他是不是一座博大精深基础稳固的顶天立地的高山？
严格说来，博古获得如此职高权重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感到偶然。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地位，一下子就把他推上了峰巅的高度。他应该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军事上的才能和一个伟大人物的决策能力。在这方面他都不够，他没有办法跟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任弼时、彭德怀这些人相比！
凡是意外的获得崇高权力的人，总是感到身心焕然一新，他会极力敦促自己的言行、迈出的每一步都符合这一崇高的身份，牢记住历史赋予他的重大的责任！
在“最高三人团”中，他的能力最差、资历最浅，在部队中享有的威望也最低。但他又处在作最后决策的地位，这是历史偶然的安排。他并不是那种不可一世刚愎自用的人，他骨子里是个满腔炽情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依重李德和周恩来。但是，在老一代和新一代的革命家中，对周恩来的印象是不相同的，有人认为他是调和主义，而王明、项英等人则认为他已经迈到右倾机会主义边缘了！但他有办事的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优良品格。用他的能力，却不用来决策。这样，博古偏向于李德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博古，这位从二十四岁起就担负着领导重任的精明的年轻人，是不是一根擎天巨柱？
他长于马列主义理论，却短于军事知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那种短期军事训练，简直形同儿戏。他只能通过周围隆隆的炮声和湘江上的浮尸感到形势的严重。
即使顺利过了湘江，即使打胜了这一仗，往后呢？“瓦罐总在井边破”！拖过十一能拖得过十五吗？他也希望快些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是，他没有李德那样坚强的信心。未可知的危险在前面等着他。
他不敢再想下去，他怅然若失，他取下沾满灰尘的眼镜，用手帕擦擦，又擦擦晕眩酸涩的鼓突的眼睛。他感受到一种沉落江底的那种永劫不复的阴冷和沉重。
意想不到的最高权力骤然落进手中时，他振奋了很久，这种变化太突然，太巨大，一时难以适应，在他慢慢习惯了这种变化时，振奋之情也就淡化了，他产生了一种置身于绝巅危崖的惶悚感，在这种位置上是不能失足的！
他在保持他的地位的同时，却把权力之柄，委托给李德和周恩来，而他只处在选择决策的地位。由于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和国际顾问的身份，他的天平的指针自然会向李德一边倾斜。
不断袭来的茫然心绪，远在红军出征之前，他就感受到了，当他在广昌前线时，由于对自己缺乏自信，常常感到精神紧张。那时，李德便是他的精神支柱，现在他仍需要这根坚强的支柱，来克服时时出现的茫然若失的心情。
在整个军事会议期间，博古几乎没有个人的见解，只会点头摇头。他相信李德，也相信周恩来，他把朱总司令当成一个经验丰富的可以信赖的按照别人意图专事指挥作战的将军。
在博古心头，笼罩着双重阴影：一是红军的前程，二是正在散布不满情绪的毛泽东。他想起了项英对他的警告。
不满情绪早就有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消除了许多隐患，而现在却证明隐患并没有消除。
李德已经感到他的威望在逐渐丧失。虽然他还是“最高三人团”的主宰，却已经不是众望所归为大家所依重的人物。许多事情已是不经他的过问便命令实施了。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失去权力是痛苦的事。在哲学思想上，李德推崇英雄史观，他曾一度强烈地表示要造出一个革命的热火朝天的大好时势来：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必将载入世界革命史册，不辱来华使命。
在莫斯科，他披着霏霏雨雪，跨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拱形大门时，他就抚摸着各科都是优等的毕业证书，为自己规划了远大的前程，自封了一世将才！
当他身着西装，怀揣一张奥地利护照坐在横越飞雪漫漫的西伯利亚的列车上时，他就列数了来华的历届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