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过着两种不同的人生。别人看到的那个人生里，我是一个体贴的朋友，是一个省心的女儿，是一个努力的年轻人，是一个笑起来没有节制的姑娘，这些是我的社会角色。别人看不到的另一面，我意志消沉又悲观，不清楚未来的方向，每天都和自己作战，强迫自己喝牛奶、定期见理疗师、睡前跑步、看心理书籍自我治疗，这是我内心黑暗的天鹅。时间长了，两个现实混在一起，说不清楚哪个是真的我。人前的笑颜是真的，人后的沮丧和抑郁也是真的。好像有一个开关，让我白天吃白片，笑得明亮；晚上吃黑片，哭到抽筋。那段时间里，我频繁出现在各种派对和聚会上，我勤奋地写字，试图温暖看我东西的读者，我积极地筹划旅行和进行其他有意思的生活计划。可是我不开心，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自救。一天一天过去，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架绳子快烂掉的秋千，不停地晃悠着，可不知道哪一秒就会摔下来。
我经常呆坐在地毯上出神，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好像变成了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和世界。我开始习惯在洗澡时关着灯，周围的黑暗和热水的温度能让我全身都苏醒和放松，洗发水的泡沫混杂着眼泪一起淌走。经常失眠，豆瓣的和声频道，加罐头笑声的肥皂剧，拿阿拉伯语讲的公开课，什么都无法让我入睡。我变成了一只猫头鹰，兢兢业业地记录午夜时间的流淌。午夜12点，充满电的移动电源开始绽放蓝光，床好像变得很大，我小小地蜷在一个角，把空出来的部分用抱枕填满；1点，楼下的小婴儿饿醒了大哭，疲惫的母亲起来给她喂奶；2点，浴室水龙头没有拧紧，水一滴一滴打在瓷砖上，声音在空旷的夜里被无限放大；3点，打开Kindle再看一段书，把闹钟往后调20分钟，安慰自己没关系，睡4个小时第二天也不会太没有精神；4点，还是醒着，打开门和窗户透透气，胡同里路灯昏黄，巷子口的早餐店亮着灯，那对勤快的小夫妻已经起来煮豆浆准备做生意了；5点，天蒙蒙亮，睡意终于袭来，浅浅睡过去；6点，醒过来一次，看时间还早；7点，天已经透亮，拉开窗帘，洗个澡，戴上口罩，遮住憔悴的面容，戴上眼镜，遮住大大的黑眼圈，鼓起勇气走出去，试图把所有的沮丧都关在家里。
也许是血清素浓度太低，一切的负面情绪都被放大，一点点压力就让我焦躁不安，工作时要跑到洗手间哭一场才能平静下来。感谢忠诚的框架眼镜，帮我掩饰了哭红的眼圈，让我不至于在人前崩溃掉。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对心理疾病是这样充满恶意，手臂受伤的时候我还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出去，大家看到我缠着绷带像木乃伊的样子都跑过来安慰，可心里有病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述说，能做的只是把自己藏得深一点再深一点。每次老朋友见面时随口问的一句“你最近怎样”，都能让我心里泪流成河。一次聚会时我低头说，最近过得很压抑，日子好难熬。可听的人都没有太往心里去，只是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我坐在人群里，感觉彻骨的孤独，空气像被冻住了，我无法呼吸，喘不上气。
后来不记得从哪一天起，我的各项感官变得麻木，不觉得冷，不知道饿，不感觉疼。困倦，思维变慢，没有逻辑。10年前我能背下来圆周率的前一百位，能大段大段背诵《麦克白》，但那段日子我记不得两小时前发生的事，所有重要的安排都必须要写到手机里并设置好提醒。我的大脑好像回到了286处理器的时代，不集中精力就会卡壳，剩一个小小的沙漏图标，在屏幕上不停倒转。我无法给自己提太高的要求，我跟自己说，每天只做完3件必须做的事情就好了，不要强求，屋子乱点没关系，情绪不高没关系，除了哭不想做别的也没关系，让大脑慢慢康复，我要照顾好自己，怎么都不能垮下去。
可是我像一株没了水分的植物，浑身一点生命力都没有，只有一副被焦虑、紧张、恐惧和负罪感堆砌起来的壳。我花了很多时间想人生的意义、存在的意义，越想越觉得无望。人生的无常让我徒增惊慌。每天晚上骑过二环的朝阳门桥，我都觉得会凭空蹿出来一辆车把我顶下桥，连人带车摔个肝肠寸断。这想象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每次平安经过后我的后背都会隐隐冒汗，心狂跳到要蹦出来。回到家里打开电台，空空的屋子反反复复是我的心跳声和鲍勃·迪伦充满沧桑和抗争的声音：
“这感觉怎么样？
孤身一人
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没人认得你
像一块滚石？？”
我不记得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久，中间很多记忆是断开的，我悲伤，我难过，我走不动路，我睡不着觉，我想救自己，我想浮上来，我哭，我笑？？也许是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也许只是自我催眠。我知道这种感觉就像感冒，也许不吃药就能好，也许过一段时间又会重新袭来。我还是幸运的，理智一直都在，一遍遍提醒我要拥抱人群，要敢于受伤，要学会从过去脱身。忘性大也是好事，慢慢地，我好像就忘记了自己很抑郁；慢慢地，我又开始一点点忙碌起来做些事情；慢慢地，我又能和朋友们正常喝酒聊天；慢慢地，那段日子也就熬过去了。
可我同样清晰地记得很多细节，这段经历让我变得格外敏锐，也永远地改变了我看世界的视角。以前我以为抑郁的人是懦弱的、脆弱的，内心强大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受到抑郁和孤独的困扰。可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孤独就像是冬天打在你身上的巨大雪球，你就这样被击中了，没什么原因，也没什么办法，除了奋力把雪甩掉或者等太阳出来把雪晒干，没有别的办法。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提出过一个反物质猜想，他认为从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起，整个宇宙本来就只有一个电子。我读过李淳写的《远比你孤独》，里面提到了这个猜想，他说：“全宇宙的庞大的空间、数不尽的星体和物质，其实都是这一个电子在不同时空的分身而已。它从大爆炸开始，在时间轴上正向前进，直到宇宙的末日，又掉头回去，变成正电子，在时间里逆行，逆行到了宇宙诞生之初。就这样永世无休止地循环下去，这个电子出现在了时间轴上的每一个点，出现在了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在三维世界的我们看来，空间里布满了数不尽的电子，构成了世间万物。曼哈顿川流不息的人潮，塔克拉玛干寂如死水的无人区，兰桂坊莺歌燕舞的不夜城，海底两万里那只无尽孤独的蛇颈龙，万事万物都一样，都只不过是同一个电子正行逆行了无数次的分身而已。整个宇宙就这么一个电子，孤零零地从天地混沌走到宇宙毁灭，再倒回去重来，周而复始。”
这段话救了我。我的痛苦来源于太多执念，我赋予了人生和未来太多意义，我无法和现实握手言欢，我的生活里需要无数的改变才能觉得心安。可是想一想，人类是多么愚蠢的动物呀，所有的概念：阶级、政治、成就、公平，甚至自由，都是自己给自己添的负担，不知道我们要修炼多久才能变回这颗粒子，忍受宇宙洪荒和万物变迁，无怨无悔地往返运动下去。我们的出生是个随机事件，遇见的人是个随机事件，所走的路也是无数个随机组成的现实。除了死亡，实在没有什么是注定的。
生活的巨大的暗涌下，不是故事没有发生，只是什么都没有留下。人生哪有什么悬念，有的只是这些琐琐碎碎的细枝末节，和走向死亡漫长的路。总有一天我们会不再年轻，回过头看过去的脚印，才能明白用来衡量生命的永远不是长度，而是深度和广度。想做的事，经历过了，也就无悲亦无悔，想要的东西，追求过了，终能无喜亦无惧。想到我们终将死去，这实则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当人生只剩下今天的时候，活着的任务便只剩下极致的享受，把每一个瞬间用尽。”我知道在我死去的时候，不会担心存在英国的金表和红酒，不会因为有了牵挂而放不下。就算一切都会终止，我活过的那些岁月也已经长得像很多人的一辈子，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别人听，没什么好抱怨了。而这些故事和中间的纠葛，懂得的就值得。
他们跳进肮脏的巴塞克河
2014年的北京没有春天。在第一个气温达到30摄氏度的星期五，我辞了工作。走出公司大门，空气暧昧，视野里一片浑浊不清。我大口喘气，吸进一嘴沙子。后来陆续去了四五个政府和民间部门才把手续都办清楚，档案放在人才市场，党组织关系放在了街道，于是一大早就有中年妇女干部给我打电话：“你还上班吗？能参加组织活动吗？”我一脸为难，情真意切地说：“组织，我特别想，实在心有余力不足呀。”挂了电话，接着酣睡到11点。
从记事起，我从来没有过过这样自由的生活，我再也不属于哪个集体了，这感觉好得不踏实。在人才市场排队等着叫号时，还颇为纠结了一番，要不要给自己上个社保？一想一个月要交700多块钱，一年8000多够我去玩两趟东南亚了，决定还是买份便宜的商业保险，靠意志力挺过即将到来的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以后的日子都要靠自己操持，一切安全网都不存在了，这种重大的责任感让我生出一份悲壮的自豪。
李静睿在《一个正常人为何沦为刽子手》里提到，德国于1945年5月8日战败投降，前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茫然地说：“我现在，从此没人会领导我，我得单枪匹马过日子，再也没有人会向我下指令，再也收不到命令或指示，没有任何条例可依循——换句话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活过。”抛去所有政治立场和历史背景，我和刽子手艾希曼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过去25年，我从未有任何机会脱离集体，以个人的身份生活和作决定，以至于我快要忘记自己还有自由意志。
1982年国家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6年后我出生。曾经有一个时期，我是为独生子女的身份骄傲的。我们大概是国家第一批独生子女，班上的同学大多都跟我一样，只有少数从县、镇、农村来的孩子家里还有两三个兄弟姐妹。每次英语课老师教对话：“Do you have any siblings？”（你有兄弟姐妹吗？）我都响亮地回复：“No！”14岁之前，我妈每年都给我60块钱，说是国家发的独生子女奖励。于是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光荣地拿着国家发给我的钱，享受着一个虚假的光环。政治课上，老师一遍一遍让我们背下来：“对外开放和计划生育是我国两项基本国策。”我拿荧光笔把这句话画下来，心里有种政治上正确的自豪和妥帖。第一次感觉我的生活里缺点什么是19岁那年夏天，我的小舅妈在我生日当天生下了一个6斤重的女婴，我第一次体会到做姐姐的快乐。我能几小时不动地看着她，给她换纸尿裤，给她读《芒果街上的小屋》，恨不得走到哪儿就把她招摇的小婴儿车推到哪儿，她是我生命中的碧绿。直到现在每每看到朋友家里摆着的兄弟姐妹打闹的照片，我都发自肺腑地艳羡。这也让我第一次认真反思，之前那些年坚信的理念是否真的都能坚实地踩在大地上？小到晚饭吃大白菜还是小白菜，大到结婚生子，有多少人生选择和决定是发自内心的，又有多少不过是随波逐流？
1999年秋天，父母把我送进寄宿学校读初中。在那儿的3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像机器人一样训练有素，每天过着一模一样的生活。早晨六点半起来跑步，顶着睡意和睡得乱七八糟的头发围着操场一圈一圈跑，然后回宿舍刷牙洗脸，排队吃早饭，周一、周四早餐是牛奶和面包，其他三天是白粥和小笼包。饭后回教学楼上课，做课间操，下课，排队吃中饭，吃饭时不准说话，回宿舍强制午睡，睡觉时不准说话，一小时后回教室接着上课，下课，排队吃晚饭，回教室上晚自习，下晚自习，去热水房灌一壶热水，洗脸刷牙，十点半关灯睡觉，关灯后不准说话。每天如此，没有例外。一千个学生在做课间操时，看上去像是一千个复制出来的面孔。可这3年里我学会了逃课和说脏话，学会了翻墙出校和混进网吧看台湾言情电视剧，每天都在一模一样的日程里学会新的生存技能。我的同学们更厉害，早恋，分手，打架，抽烟，好像越是被压制的环境里，我们反抗的意志力就越坚韧。多年过去之后再回忆，我在十一二岁的年龄里，就已经经历了一个精彩和完整的青春期。2002年夏天，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高中，于是所有在初中里逃过的课都可以忽略不计，没有人记得我骂过的那些脏话，所有人都说我是个完美学生。那个夏天我又一次和妈妈去了北京，早起在天安门看升旗，我突然胃里翻江倒海，在国歌的雄壮节奏里豪迈地吐了两分半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