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各方面都正好相反。威廉·克拉波（比利）·杜兰特，一个从高中辍学的学生，是个浮夸的梦想家和赌徒，重视人际关系，喜欢冒险。
而小阿尔弗雷德·斯隆则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是严厉的管理者和经理人，重视数据和逻辑（当然还有利润）。比利勇敢地蔑视当时的工业和金融巨头，奋然创办了通用汽车公司。斯隆则将其转化为世界上最大而且最成功的企业，不管怎样，今天，全球各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都还在应对他们两个入在20世纪前50年所创造的那些先例的影响。
他们留下的企业管理方面的遗产，跟他们的生活一样，也是截然不同的研究课题。比利在通过金融操纵和投机来扩张其企业王国的过程中，被自己的奇思妙想搞得精疲力竭。斯隆则既富有远见，又掌握了具体管理企业的科学，却不能理解员工、企业和政府这三者不断变化的关系的性质，以至于留下了一份怨恨和不信任的遗产，至今仍未消解。
两人在性格、奋斗和成功方面的鲜明反差，从他们最后的肖像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比利·杜兰特，坐着，套装皱巴巴的，不太合身；目光微微偏向一边，斜视而不是直视着画家；那浅浅的、有点紧张的笑容，只有切身经历过逆境的人才会有；从画中可以看到，他仍很高傲，但已经不再能够确定到底该不该信任注视他的那些入了。继任者阿尔弗雷德·斯隆则笔直地站着，灰蓝色套装做工精良、合体，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既没有笑，也没有皱眉头，而是直视画家（稍微有点俯视），重权在握而内心坦然，对人对己都从容应对的样子，左手还拿着一份备忘录。
1904年，比利在朋友们的敦促下闯入汽车业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7岁；只有14％的家庭拥有浴缸；平均工资为每小时22美分；全国只有8 000辆汽车，可行使汽车的道路才144英里。纽约市的街道遍地是马粪（城市共有一万多辆出租马车）。五十多年后，当阿尔弗雷德·斯隆组织了一个班子来写他的故事的时候，工资增加了近30倍；绝大多数美国工人可以在65岁退休的时候领到一份退休金；覆盖全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网赋予了流动性以新的含义；而被称为世界主宰的通用汽车公司主导着它所进入的每一个市场，其对美国制造业和广告业的影响过去无有匹敌，今后也难以伦比。比利和斯隆创造了一个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同时也是最被人误解的企业。
比利于1947年3月18日在纽约市平静地去世了，享年85岁。5年前，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这个城市是他给写在地图上的）的一家旅馆里，他的心脏病发作过一次。死前他已经沦落到靠斯隆和三个以前的下属（他们都是由比利提拔到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中的）秘密送的救济金过活的地步。他不仅创办了通用汽车公司，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他积聚了后来又失去了个人财富。在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大萧条时期，他在股票市场上丧失了一切，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全部家当只值250美元，就是他身上穿的衣服。
比利的讣告着重说了他戏剧性的衰败，而没有讲他为汽车业和管理艺术所作出的贡献，这也就不奇怪了。《纽约时报》只提到他曾经“建造了通用汽车公司”。实际上，他是单枪匹马地创办了它。报纸也没有提到他把以前的木材中心、只有不多的农业人口的弗林特建设成了国家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比利去世那年，弗林特流传着一个笑话：问：现在美国还有多少个州？
答：47个。田纳西州已经迁到了弗林特。
相反，四十多年后，阿尔弗雷德·斯隆的名字仍然是成功与大企业的同义词。到20世纪50年代，斯隆还是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的主席，当电视节目主持人黛娜·肖尔为美国人唱起“在你的雪佛兰中看到了美利坚”时，她触动了每个家庭的心弦。由于斯隆的管理团队每年都推出新车型，实行了零售资助计划，采用了大众营销手段，让每个人都渴望购买来年的新车，而不好意思再驾驶去年的老款；世界也是年年都有新气象。
1966年，斯隆去世，享年90岁。所有的讣闻都说他是如何率领通用汽车公司走向现在的辉煌的。在他的领导下，公司在美国汽车市场所占的份额由12％增长到了52％。其组织结构和产品战略成为世界各国企业的楷模，它的年收入超过世界半数国家的毛收入。
斯隆收集了不少公司文件、剪报和正式的不同信函，并且自己组织了一个20人的研究班子，利用那些材料整理他对管理学的贡献，还出版了（请人捉刀）《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这本畅销书。比利则只留下一些零散的、片段的材料，回忆了自己的成功和失落。他的绝大多数回忆都是不连贯的、不完整的，只有45页打印稿，标题为“通用汽车公司的真实故事”。它很明显是为了反驳包括阿尔弗雷德·斯隆在内的那些批评者和敌人的攻击、为自己的遗产进行辩护而作，但是从来没有完成，更没有出版过。杜兰特的其他文件都是随意收集的信笺、备忘录和新闻剪报。
1941年12月比利·杜兰特80岁的时候，将他手稿的一部分寄给女儿马杰里审阅，并在所附的信中说：“现在提供给公众的绝大多数故事都是意气用事而不重事实。虽然我不是一个好写手，但是‘真实的故事’只依据事实。对于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现在还是无力表示感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比利所强调的“事实”恰好跟阿尔弗雷德·斯隆自己的公开哲学合拍。斯隆经常对比利提出的一个批评就是他总是根据直觉和幻想行事，而不重视事实。但正是比利这个梦想家作出的成就和决策，才使斯隆辉煌的管理事业成为了可能。
本书不是要揭示通用汽车公司审定的“官方的”历史。相反，它是想重新审视这两个人所应对的机会和难题：他们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待事情的；他们互相矛盾但都具有开创性的对公司本质的认识是如何影响到今天的大公司处理与员工、投资人和政府的关系的。它主要依据三个来源：杜兰特留下的文件，现保存在弗林特市凯特林大学沙奇伯格档案馆；阿尔弗雷德·斯隆留下的政策通知、讲话和小册子，现保存在通用汽车公司底特律总部档案馆；还有数十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版的、不为人知且几乎失传的文章、论文和这两人及其同时代人（包括亨利n福特）的传记。
现在，企业界的并购、兼并和整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比利在1908年创办通用汽车公司的时候就通晓这门学问。同时，企业理论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投资者都在怀疑阿尔弗雷德·斯隆所确立的结构和政策在21世纪是否已经成为阻碍而不是促进发展和创新的因素。在这个远比比利或斯隆所能想象的更为复杂、更加相互依赖和更变化多端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大小企业都在试图重新定义其企业。他们仍然在努力解决比利和斯隆也曾经面对的那些同样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及其领导的企业对于哪些办法管用、哪些不管用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比利、斯隆和通用汽车公司是如何崛起的故事也就比以往更具针对性（和借鉴意义）了。
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他们都爱着的通用汽车公司不断在壮大，而两个人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
答案值得探究，也非常复杂。正如斯隆所说：“在任何工业领域，要守住非凡的成就，始终保有非比寻常的高水平的领导地位，有时候比当初获得那些成就和领导地位还要困难。那是一个所有企业的领导人都必须面对的最重大的挑战。”
